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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长先:孙蟠及其篆刻艺术

【六安博客】-@寿阳刀客

2010-07-14 15:07:24

孙蟠及其篆刻艺术

⊙夏长先


对于孙蟠,笔者早有所闻,知其精书画,善篆刻,然一直未见其作品。心想,这样一位官场失意、隐居半生的学人,其篆刻水平能与同时代的大家相比吗?一日,在寿县博物馆见到他的一件印屏,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

一、孙蟠其人

孙蟠(1727.11——1804.11),名士撝,字十洲,号石舟,又号小巫山樵,寿州人。贡生,曾任广西南宁府知府、浙江按察使。其著作颇丰,著有《群经析疑》、《读书十八则》、《十洲诗文抄》、《南游记程》、《浪游凄响》、《旅窗晴课》、《乐老堂百廿寿印谱》、《孙氏宗祠香贤传》等。嘉庆九年十一月病卒于家中。

关于孙蟠其人,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五十六(1791年)年,寿州东津桥塌陷过半,过往之人搭木而行。孙蟠与侄儿孙克任请求州县再次集资,自己也领头出资。孙蟠、孙克任筹集到了资金以后,很就备足了材料,募集到了专业造桥的工匠五十余人。到了枯水季节,工匠们采取了筑坝断流、车干积水的办法,先为桥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筑桥需要很多石料,为了不影响农事,孙蟠、孙克任只叫农民在农闲的时候采运,农忙时则以务农为要。自乾隆五十九(1794年)年动工,直到嘉庆元年(1796年),东津桥终于再次修竣。前后历时两年,参加劳动的工匠、民伕不下千人。由于孙蟠、孙克任叔侄二人安排、调度有方,竟无一人伤亡。这座大桥为五孔石拱桥,规模宏大,坚实牢固,上行车马,下行舟船,给当时的地区交通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为“东津晓月”(寿阳八景之一)添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此桥一直保存完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被拆除,在东淝河上屹立了一百八十多年。

孙蟠官场失意后,在八公山上筑“青琅玕馆”(又名孙家花园)。孙家花园建成后,孙蟠撰联曰:“以扁舟泛大江而东,收两浙晴岚,半入诗囊,半归画稿,往来客路三千,话游踪含烟霞余味;为名园傍小山之左,栽四时花卉,有书教子,有酒呼朋,消磨年华五十,论福分是神仙中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潜心学问,研读诗书,过着隐居生活。于是,这里成了族中后人读书的好地方,并在咸丰年间出了一个状元——孙家鼐。孙家鼐先任光绪帝师,后任工部尚书,他支持康梁变法,主办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和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
从上述两件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下结论:孙蟠是个宠辱不惊、饱读诗书之人。孙氏家族是个乐善好施、勤奋好学、人才辈出的家族。

二、孙蟠其印

据《寿州志》记载:寿县博物馆藏有孙蟠篆刻107方,笔者未能亲睹,仅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钤印的《乐老堂百廿寿印谱》(11×19cm 刘小亭旧藏)上来看,孙氏篆刻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传统的取法。

孙蟠的印,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都有来历。比如,朱文印取法封泥,白文印取法汉满白文。在孙蟠的时代,虽没有“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取法审美,但已有了鲜明的特点:一是取法秦汉;二是具备文人气息。所谓“印宗秦汉”,即得秦汉印章的高古之气,作品不做作,不落俗格。所谓“文人气息”,即明清印人已远离秦汉印章的实用性质,以案头把玩为目的,以名言警句为内容的创作特点。

     2、具有深厚的功力。

元末明初,王冕首创花乳石治印,丰富了篆刻创作的材料。孙蟠的篆刻功力首先体现在技法上。所谓技法,无外乎字法、刀法、章法。在字法的取法上,孙蟠主要以缪篆、古文为主。其刀法介于皖浙之间,冲切结合。孙虽为皖人,但在浙江做过官,由于爱好及浙派篆刻的兴起,这或多或少的影响其刀法。孙氏篆刻的章法以平正为主,布局少有奇崛恣肆的特点。其次体现在对印材的使用上。秦汉人治印,存在着写、铸(凿)分工问题,到了明清,篆刻创作已经很少由此分工了。孙蟠刻过铁印、玉印、降真香印。铁、玉材质坚硬,其腕下功夫可见一斑。降真香,亦名花梨母,产于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适合雕刻,孙蟠做过南宁地方官,也经过商,用降真香木治印,即是一种尝试,大概也是就地取材了。

3、体现时代的特征。

乾嘉时期,古物大量出土,朴学昌盛,时人取法钟鼎彝器、碑版石刻者甚多,因此,也诞生了许多金石大家。孙蟠也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然其篆刻艺术相对于清代其他印人来说,却显得工整有余。他的印更多体现的是浙派早期的风格。诸如,入印文字的杂芜,刀法的拘泥,章法的刻意。即使是文人常用的跋款,也很少见到。从2009年中国国际嘉德拍卖公司拍卖的两册《乐老堂百廿寿印谱》来看,完全是文(彭)、何(震)及丁敬早期一脉。有较粗的朱文印,但有汉法,拙朴可爱。细朱文采用古文入印,极具装饰感,可以明显的看出受明末妍媚工细风尚的影响。然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其虽然印都与秦汉印的神髓还有一段距离,但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格调与品位。

三、有关思考

1、关于“隐逸”。

 据说,孙蟠于清嘉庆年间因不愿妄述史志,辞官归里,在八公山中选择风景幽美的白鹗山下建造了“青琅馆”(又有乾隆年间建造之说)。他在此种植花木,习练书法,修身养性,颐养天年。此花园在江淮间享有盛名,江淮间的文人雅士视“青琅玕馆”为文阁书渊。孙氏虽然隐居,但从花园的对联及人们的传说中还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的:他晚年潜心学问,广交文人雅士,也算是“小隐”。孙蟠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在此隐居时间不算太长。又云,孙乃嘉庆年间进士,至少在1796(嘉庆元年)年之后,说明其在晚年还参加过殿试,这与后半生隐居相矛盾,至少也说明时下的一些关于孙蟠的资料不够准确。

2、关于“交流”。

孙蟠在“青琅馆”读书、写字、吟诗、治印、呼朋、交友……估计是一生当中的后十年,如果是后半生的话,他怎么会与邓石如擦肩而过?作为同一时代的人(邓石如生于1743年,卒于1805年),邓20岁时(1786年)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邓3 2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因此深得书院主讲梁巘的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鏐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在梅家8年,邓前5年专攻篆书,后3年学汉分。乾隆四十七年他4 0岁时,邓离开梅家。邓曾两次到寿州,作为后学,他为何不去拜访孙氏?况且都具有相同的爱好。

张珮芳(1732—1793)到寿州任知州,他亲自到亳州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 山长。从梁所写《八蜡庙碑记》的落款:“敕授文林郎壬午科举人,湖北宜昌府巴东县知县 ,加二级记录四次 ,亳州梁巘书丹 ,乾隆四十年,岁次余十月乙亥朔十二日丙戌建”来看,他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辞去知县职,乾隆四十(1775年)年前去循理书院,梁与孙为何没有片纸只字交往的记录?

3、关于“影响”。

孙蟠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篆刻家,在清代篆刻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笔者通过“百度”搜索,发现绝大部分词条都是:善篆刻、修筑“青琅馆”等内容,仅“真微印网”有其条目,但把其列为山西寿阳人。作为皖人,徽州地区产生了许多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家,即使不是大家,也都成为各个流派的中坚。孙蟠与大家的距离我认为非作品问题,而是时代与环境问题。所谓时代,即对孙蟠篆刻艺术的渊源无从考证。在封建社会,凡为艺者均讲究传承。在清早期,江淮地区长江以北的印人也绝无仅有。孙蟠的印从何而来?流向何处?没有一点资料可稽。

寿州虽作为州府,但经济落后,战乱频繁,作为一个官场失意、低调处事的学者,其对篆刻艺术的执着在很多方面都是体现在自娱自乐上。在人生的暮年,要想有更多的激情与精力进行开拓,也是相当难的。所以,孙蟠在清代印坛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4、关于“青琅玕馆”。

“青琅玕馆”网络上称其为“青琅馆”或“青琅轩馆”,这是一种错误。“琅”意思有三:其一指美玉。其二指珠树。《本草纲目·金石部》: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其三指竹。孙蟠将花园取名“青琅玕馆”,出自《荀子·正论》: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大概是对后人琅琅书声的一种寄托。
 
2010.4.15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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