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朱元璋重法，在国家治理中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然而，在朱元璋的治国思想中，法治只是其中一方面。事实上，除了法治之外，他还特别主要“礼”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礼治。明之前是元朝，元吸取儒家文化不足，礼停留在国家层面，深入民间不够，而且还有着较为明显的蒙古特色，所以在“礼”上做得很不到位。朱元璋有感于这一点，在建立政权后，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礼治建设。
礼治，也就是以礼治国，这是儒家主张的思想学说。礼在漫长的时期内主要用于维护宗法等级，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朱元璋同样继承了这一点。天下初定时，朱元璋就曾告谕礼部尚书牛谅，“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同时，他还指出，“有礼则治，无礼则乱。”这说明朱元璋已经充分认识到礼的重要性。礼如此重要，通过礼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明太祖实录》有载“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显而易见，就是要维持三纲五常的秩序，维护社会阶层的等级名分，最终实现天下之治，最终实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的目标。
我们知道，礼偏向道德，是软约束，如何才能使其固定下来，并使人们严苛遵守呢？这就是礼法。朱元璋认为“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礼与法结合便表里呼应，成为一体。明代的法律大都承袭唐，而又结合明代实际，使得礼，尤其是成文之礼，具有刑法的性质。任何人一旦无礼或非礼，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责罚。登基称帝后，朱元璋即“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初修订完成的《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等书籍都有类似的规定，并且后来都上升到法的高度，成为不可动摇的礼法。
明朝初年，治礼和立法活动比较频繁，这其实是朱元璋对于礼治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当时，朱元璋召集天下大儒，编写而成《大明集礼》，对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等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大明集礼》只是拉开了明代礼制的基本框架，朱元璋之后，朱棣等皇帝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大明集礼》是明朝修礼的直接成果，为了使这一成果得到落实，朱元璋尤为注重教化的作用。所谓教化，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为了明教化，朱元璋身体力行，多次颁布《教民榜文》，大力推行基层教化。榜文不仅是教育引导，还有法令的星的性质，如明代的“耆宿”“里老”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
朱元璋认为，“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因此，他将教化的重点放在学校。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府州县三级大力兴办学校，请地方名儒“讲道论德”，教导学生学习经史、九章以及养老、乡饮酒等礼仪，其目的就是要“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
除了颁布榜文、兴办学校，朱元璋在地方还积极探索申明亭、旌善亭以及木铎等制度，不断将礼之教化得以继承，融入民风民俗。
朱元璋在“礼治”方面的探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奠定了明朝礼制的基础。后世对这一动作，既有继承，也有所发展。朱元璋之后，其子孙修礼动作不断。惠宗朱允炆修纂而成《礼制》，成祖朱棣制定了巡狩、监国、经筵日讲等礼制，明世宗朱厚熜编纂而成了《大礼集议》《明伦大典》，这些礼制大都颁示天下，严格遵守，体现了统治者对礼的重视。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明朝宫廷发生的大礼仪之争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礼的问题上，明世宗与大臣来不得半点妥协，这多半继承了朱元璋对礼苛求的态度。“大礼议”名义上是礼，实质上追求法和秩序，这也再次验证了礼与法表里关系的统一。
同时，得益于礼的教化深入，到了明中后期，在士大夫的推行下，以“家礼”为代表的民间礼制也在悄然发生变革。一方面，“礼因俗制”，如清明、七月半墓祭之礼，丧葬之礼，相对于宋代，更加通俗化和社会化，适合民间行情；另一方面，礼下于庶人。在遵循礼之从俗的同时，就会向简的一面转化，毕竟要接地气。礼之简易的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综合来看，朱元璋大力推行礼治的初衷，既有因袭前代之制，重振华风的目的；也有正人心、厚风俗的治国需求。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礼制上汉化过程缓慢，让人不免有种断裂感。所以，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恢复和确立礼制的愿望十分强烈。朱元璋对礼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以礼入法和以礼教化上，因而修订了大量的关于礼仪的规定，并为后世所遵守和延续。因此，明初初期的礼治探索其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礼的推行上，朱元璋又特别强调法的作用，“非礼无法，专法非法”，礼与法的融合才是比较适合的状态。所以，在明朝的治理结构上，出现了礼治与法治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融合的路径，二者各有裨益，又相互补充。就机理而言，这是传统礼法文化的精华所在，当为后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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