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76天的严格封城，武汉人民终于在4月8日迎来了“解封”。
老百姓说：“武汉真正的春天来到了！”
“封城”的76天，武汉百姓似乎生活在梦里，“解封”犹如大梦初醒。然而，他们却没有因释然的喜悦而快速按下生活的“重启键”。他们没有忘记新冠病毒的恐怖，他们担心，在国外疫情加剧蔓延的大背景下，放开了车流、人流，武汉会不会反弹？
此次疫情，是近百年来病毒对人类生命最大的挑战，进而演变成了对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作为疫情中一度最重的灾区，武汉人民用生命和苦难换来了经验，也换来了思考。然而，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却想像1918年大流感时，把“锅”甩给西班牙一样，把新冠病毒这口“锅”甩给武汉，冠以“病毒”名字。但武汉人民不要！因为武汉无罪，反而有功！请记住两组数据：武汉艰苦卓绝的抗“疫”，让全中国感染人数减少了96%；武汉人民忍受困苦封城的76天，让世界传播率降低了80%。
我认为，武汉对世界抗“疫”斗争有五大贡献！
第一、在这场全世界抗“疫”混战中树立起一面旗帜，让处于无助与无奈中的人类看到希望，看到自信，看到坚定。也告诉全世界：人类必胜！
第二、为世界抗“疫”提供了一种“中国模式”。即当大疫来临之际，大量患者涌现，医疗资源不足时，必须实行患者分类管理、分级救治：重患者进入定点医院和紧急建立的大型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轻患者进入方舱医院治疗；密切接触者送入酒店接受隔离。同时，还要群防群控，打人民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死亡率，阻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第三、此次疫情，网络系统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发挥了作用。在武汉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中，网络作用优势明显，不可替代。正确的决策既来自决心也来自数据，医疗和防疫的大数据迅速整合、加工和应用，为高层决策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5G通讯技术也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远程医疗支援、远程疫情监控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实践使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现代有效的服务手段。
第四、互助、互动和互联机制至关重要。首先，只有互相援助才能形成最强的合力。此次疫情，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19个省对口援助湖北。其实，援助湖北就是帮助自己，互助成为共同责任。同时，疫情中，人们关爱患者，崇拜英雄，民族精神发杨光大，国难之中唤起民心互动。调动民众自觉参与，快速普及防护知识，实现上下理解配合，有效实现了立体互联。这种互联起到了稳定秩序、安抚社会的紧张不安情绪的作用。
第五、提醒世界各国应高度重视疾控机构建设。事实上，在此次大疫面前，各国的疾控机构在预警、预报和应对反应中，得分都不是很高，有些甚至不及格。这种滞后是长期以来的问题，也是国际性问题。美国著名防疫专家乔·麦考密克远在1993年3月就对美国疾控中心提出尖锐批评是：“我简直不认识疾病控制中心了。它成了一帮开口只会讲政治，伸手只会写空文的官僚们会聚的场所。他们浮在空中，不讲实际，不到现场，就凭空做出决策。我厌倦了这一切。”他的话，对今天许多国家的疾控机构评价是多么的贴切啊！
如今，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的通融，经济的流动，难民的行走等现代化病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人类的行为变化也促使着病毒微生物的生存发展发生变化，并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危险。2003年SARS疫情已经告诉人类，全球传染病大流行趋势已经到来，病毒与人类也是命运共同体，应尽快研究与其共存共处，相生相克。
地球是个村子，大家紧密相连，如同近邻。虽有国界、省界，但病毒没有户口，也无需护照，它可以随意光临，四处行走。疾控工作怎样适应这种态势？我认为，武汉的做法给我们提出了四大思考。首先，疾控事业必须坚持世界性和公益性的属性。这个属性的特点要求就是公平、公开和公信；其次，疾控工作必须坚持服务于公共卫生的原则。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疾病预防与控制、免疫预防的组织与实施、慢性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此外，疾控机构必须具备应对能力和水平。要有权威性预警预报能力，要有精准的重大疫情的应急应对能力；要有标准规范的现代化信息平台；要有垂直管理和问责的体制机制等等。最后，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不同，它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要在国家和世卫组织的指导下履行职责，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实现国际资源共享，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服务。
【作者简介】
张雁灵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原会长，总后卫生部原部长，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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