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农业生产水平在世界上长期领先。发达的农业促进了中国古代农学的繁荣。强调以农为本,注重精耕细作,这是中国古代农学的突出特点,它为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农业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是和原始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知识的积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中,人类学会了种植和饲养,于是出现了农业。
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神农氏被尊为我国农业的发明者。他为寻找新的食物来源,遍尝百草,多次中毒,终于选择出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他还发明了农具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农业是在人类产生很久之后才出现的,我国直到距今1万年以前才产生了农业。距今四五千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业已遍布祖国大地。其中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原始农业,要早于其它地区,也比其他地区进步,是我国农业起源的两个中心,是我国农耕文化的摇篮。
由于地理环境和条件的差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生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从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公社遗址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公社遗址中得到了较明显的反映。从考古发掘来看,北方黄河流域以种植耐旱的作物为主,南方长江流域以种植喜温湿作物的水稻为主。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羊、狗、鸡相同外,南方还有北方罕见的水牛。居住的房屋,北方多为地穴式、半地穴建筑,南方则为一种居住悬空的干栏式建筑。我国古代的农业在经历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之后,便进入了以铁犁和牛耕为代表的传统农业历史阶段。我国古代的农学便是在这两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传统农业阶段形成的。
农学思想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中国古代产生了农本论、三才论等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农学理论。农本论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争霸,统治者都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思想家已充分认识到农业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居首要地位,而工商业则处于次要位置。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汉代,农业被进一步强调,文帝指出“农,天下之大本也”;南北朝时则形成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以后历代统治者重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并成为我国古代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我国成为世界农业大国的重要理论根源和创造古代灿烂农业文明的基础。但是这一思想客观上又限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其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消极作用更为明显。
三才论是一种关于农作物生长所需条件及其关系的理论。“三才”即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天、地、人”三大要素,三者之中,人是第一位的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是三才论最流行、最典型的表述方式。三才思想最初只是一种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才发展成为一种农学理论并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对三者在生产中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认识过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形成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生产原则。宋代以后我民同时认识到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克服某些客观条限制,形成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是三才论的重要发展三才论的核心。到清代对“三才论”已达到全面而又辩证的识。三才理论是我国古代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为我国古代农学理论的核心。
农学家与农学著作我国古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农学家他们在总结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发展我国的农学和农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著名的有西汉时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勰、南宋的陈剪、元代的王桢和鲁明善、明末的徐光启等。其中氾胜之、贾思勰、王桢都是山东人,被人称为古代“山东三大农学家”。
氾胜之曾受命在关中地区推广种植冬小麦,被百姓尊称为农师。他编写成的《氾胜之十八篇》(后来通称为《氾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书之一。贾思勰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现在已传向世界各国,受到西方和东方学者的高度评价,日本学者还把对它的研究称为“贾学”,《齐民要术》在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陈旉的《农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总结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书中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提出了“用粪如用药”的合理施肥思想,并全面总结了江南水稻栽培经验,对国农学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王桢的《农书》,内容十分广泛,且南北兼论,纠正了以往专论北方或专论南方的偏向;这部书也是我国古代有关农具记载最全的一部巨著,共介绍了105种农具,且图文并茂,使人对古代农具的形制和构造一目了然。维吾尔人鲁明善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少数民族农学家。他编成的《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月令类农书,篇幅不大,但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记录有许多农民的生产经验,它不仅是一本农业推广手册,而且有一定学术价值。
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杰出的农学家和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农政全书》是他农学成就的结晶。这部书总结了我国3000年来农业科学的成果,他第一次把“数象之学”应用到农业研究,并获得正确结论。这是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思想方法上的一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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