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 | 文人与酒

图：王瑶 先生

王瑶(1914一1989)，山西平遥人。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

提起了文人与酒的关系，自然使我们首先就想到了竹林七贤。以前人当然也饮酒，但在文人还没有显著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在文人还被视为俳优的时候，酒正如其他饮食一样，还没有被当做手段似的大量酣醉的时候，酒在生活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和影响；因而也就惹不起人们的注意。到了魏末的竹林名士，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有了特殊地位，这是汉末以来处士横议的余风和文学观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的确占据了极显著的地位，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因而文人与酒的关系，也就不可忽视了。

当然，远在竹林诸贤以前，名士们也已经有常常饮酒的，例如孔融；而且差不多是因为酒送了命。《后汉书.孔融传》云：'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又云：'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上书争之，多侮慢之辞。'今融集有《难曹公制酒禁》二表，皆措辞激昂，为饮酒辩护，而且明指说：'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积嫌成忌，终至枉状弃市。其实曹氏父子也是饮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志.陈思王植传》言：'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云：'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剿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尝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刘表为八骏之一，汉末在荆州，为一时名士所归趋。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盛况不下于陈墓。他们都是汉末的名士，其僚属所聚，也都是一时俊义，可见汉末的名士，早已与酒结了不解之缘了，虽然程度上还没有像竹林名士的那么沉湎。

为什么饮酒之风到汉末特别盛行起来了呢？正如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中所分析过的，是在于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于死亡突然来临的恐惧。这和《古诗十九首》以及建安以来的许多诗篇中所表现的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社会秩序的紊乱会带给人不自然的死亡，也由于道家思想的抬头而带来了对生命的悲观，从这时起，大家便都觉得生死的问题在人生中的分量了。道家想用人为的方法去延长寿龄，佛教想用轮回的说法去解脱迷惘，都是针对着这一要求的。但佛教的普遍流行是在东晋以后，而道教的服食求神仙的办法，也很难让所有名士去接受，例如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就说：'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但即使是这些不大愿意服食求长生的人，对生死的看法也还是和别人一样的；死是生的整个结束，死后形神俱灭。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古诗十九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范云《赠学仙者》诗云：'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当对酒》诗云：'对酒心自足，故人来共持，方欲罗衿解，谁念发成丝。'这都可说明汉末魏晋名士们喜欢饮酒的动机。曹操《短歌行》叹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办法即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说新语.文学篇》言'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注引《名士传》说'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据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对生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无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沉湎于酒的原因。阮籍与何晏、王弼的年代相若，而《世说新语》注引袁宏《名士传》的体例，分为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二者，正表明了这两种名士生活态度的不同。这'不同'不关时代、阶级和思想，这些都是差不多的；而在对于这些背景的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中，称何晏他们是清谈派或服药派，阮嵇这些人正是饮酒派或达观派。他们对生命的悲观更超过了服药的人，而且既然无论贤愚贵贱的结果都是一死，对事业声名也就无心追求了。《世说新语.任诞篇》云：'张季鹰（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另条云：'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注引《晋中兴书》曰：毕卓'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可知放浪形骸的任达和终日沉湎的饮酒，正是由同一认识导出来的两方面的相关的行为。

因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所以汉末以来，酒色游宴是寻常连称的。我们读《古诗十九首》中的'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酒不正是一种生活的享受吗？曹植《箜篌引》云：'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名都篇》云：'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与吴质书》也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都是这一种态度。《吴书.孙权传》云：黄武元年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下注引《吴书》曰：'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饮酒只是为了'快意'，为了享乐，所以酒的作用和声色狗马差不多，只是一种享乐和麻醉的工具。

《列子》一书，今已公认为成于晋时，其中大半是讲生死问题的。像《杨朱篇》中所写的那种对生命的绝望和纵欲肆志的人生态度，正可视为由汉末以来名士纵酒行为的一种理论的说明。篇中云：'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迪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偶偶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又设喻云：'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矮婧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这种为了'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于是尽量地把握住这现存的一刻，尽量地去享受人生的态度，正是汉末以来名士们喜欢饮酒的理论的说明。《世说新语'任诞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痛饮酒是增加享受的，读《离騷》是希慕游仙的，这是当时名士们一般的心境；而其背景则正是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的感觉的反应。

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不只在量上他们饮得多，沉湎的情形加深，而且流风所被，竞相效仿。影响也是很大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注引《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魏志丨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排调篇》云：'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晋书.王戎传》：'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秘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晋书丨阮咸传》：'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晋书.刘伶传》：'淡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袁宏作《名士传》，亦以嵇、阮等七人列为竹林名士。（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他们相聚的时间在魏末（嵇康诛于景元三年，时王戎已三十三岁，竹林之游，当在正始嘉平间），地点在山阳（《水经.清水注》引郭缘生《述征记》云：'白虎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艺文类聚》六十四引《述征记》云：'山阳县城东北三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丘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所言盖即此），而相聚后主要的事情便是肆意酣畅。他们都是能饮酒的，这成了他们共同的特点。《晋书-山涛传》言其'饮酒至八斗方醉'。《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言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世说新语.任诞篇》言'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容止篇》云：'山公曰：'秘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竹林诸贤中，叔夜比较最不善酒；其情形与他人略异，说详《文人与药》一文中。)《世说新语.任诞篇》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晋书，王戎传》云：'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太平御览》四百九引向秀《别传》言秀：'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可知饮酒实在是竹林名士生活的共同特征。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地终日昏酣呢？除了我们上面所叙述的汉末以来的一般原因外，自然还有别方面的背景。因为假若单纯地是为了享乐的话，声色狗马都可以作为工具，酒并不是唯一的。而且远在竹林名士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纵酒的人，而并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风誉扇于海内'，足见除了我们上面所述的一般背景以外，还有别的使名士们'肆意酣畅'的原因的，而这正是使魏晋文人和酒发生深的联系的根源。

《世说新语.任诞篇》云：'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又：'王右军云：'酒正自引人箸胜地。，'这是名士们要大量饮酒的一个理由。什么是形神相亲的胜地呢？《庄子.达生篇》云：'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馏，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照老庄哲学的说法，形神相亲则神全，因而可求得一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酒正是追求的一种手段。竹林诸人皆好老庄，饮酒正是他们求得一种超越境界的实践。《晋书.山涛传》言其'性好老庄'，阮籍著有《老子赞》、《通老论》及《达庄论》。嵇康'好言老庄'（《魏志.王粲传》），刘伶'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刘伶传》），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晋书.向秀传》）钟会伐蜀，王戎对之言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可知笃信老庄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不但相信，而且要实践。他们想要达到像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刘伶《酒德颂》中所写的那样与造化同体的近乎游仙的境界。所谓'逍遥浮世，与道俱成'；所谓'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所以'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孝伯语）因为这是一种感觉上的境界，而不是一种智识。陶渊明《孟府君传》言：'（桓）温常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其实所谓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这些人行为的特点是任诞不拘，忽忘形骸，饮酒的原因也与此一致。陶诗言酒中有真味，真即'任真'之真，也即自然。《老子》云：'道法自然。'《庄子.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又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怒，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所以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因此饮酒的趣味也即寄托在饮酒的本身，所谓'酒正自引人箸胜地'；而'酒有何好'便成了无意义，同时亦不必有答案的问题。

这种境界的追求，又可以用音乐来说明。竹林名士中多半是嗜耽音乐的。阮籍著有《乐论》；能啸，善弹琴。嵇康著有《声无哀乐论》及《琴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魏志.王粲传》注引《嵇喜.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篇》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阮咸著有《律议》；《晋书.阮咸传》言其'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阮嵇不只有音乐的技术和智识，而且有他们的理论。从这理论中表现出他们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对于自然的向往。阮籍《乐论》云：'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他认为宇宙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如同音乐般的'和'的境界，因为音乐本来是合乎天地的本性的。所以大人先生是他理想的人格，但主要地就在能'应变顺和'。音乐也是变的，所谓'礼与变俱，乐与时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非其相反，应时变也'。但虽变而不能使其失和，所以至人要'应变顺和'。最好的乐只有和，乃不关人事，超乎人的好坏之上者。音乐最能表现自然之性，所以他向往的自然的最完全的表现，即是像音乐的'和'的境界。嵇康《声无哀乐论》主旨与此相同，唯在说明声为天，哀乐为人心。声虽有节奏法度，而皆为自然之性的表现，超乎人事的。哀乐则只是人的感觉，乐不因之而变。所以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他认为乐器不过是表现自然之音的工具，与乐本身没有大关系；人的哀乐亦然。所谓'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所以音乐可使人'怀忠抱义而不觉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他认为和的境界是合乎自然节奏的境界，所以能'应变顺和'的便是至人，便是大人先生。这是一种幻觉中的境界，阮、嵇都是诗人，音乐家，又都笃信老庄，因之也都向往这一种由老庄哲学出发的自然的艺术的和谐境界；同时他们也都努力创造和追求它。我们试看，饮酒所得到的形神相亲而接近自然的胜地，不正就是这里所描写的音乐的合乎自然的和谐境界吗？所以饮酒正是追求和享受这种境界的一种办法。可知他们都同时嗜酒耽音、笃信老庄，实在是因为有他们共同认识的必然理由。对于他们的任真自然，饮酒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寄托和表现的方法。

但更重要的理由，还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洒。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生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湎。从上面看来，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的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当时政治的腐化黑暗，社会的混乱无章，而且属于易代前夕，和孔融以前的处境完全相似。一个名士，一个士大夫，随时可以受到迫害。由他们的处境说，如果不这样消极的话，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何晏、夏侯玄似的为魏室来力挽颓残的局面，一条是如贾充、王沈似的为晋做佐命功臣，建立新贵的地位。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晏为魏之姻戚，夏侯玄为宗室，自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竹林诸人明知其不可为，而魏的政治情形也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理想，那又何必如此呢！至于贾充、王沈，则自和竹林名士是两种人。司马氏虽然希望他们这样，他们却当然是不屑为的。但这时是政治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曹操可以诛孔融、杨修，甚至荀或，司马氏也是一样；嵇康、吕安就是例子。处在这种局势下，不只积极不可能，单纯地消极也不可能，因为很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危害。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来布置一层烟幕，一层保护色的烟幕。于是终日酣畅，不问世事了；于是出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了。《全梁文》卷二十九沈约《七贤论》云：'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曰，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司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钽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用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这一段解释竹林名士以酒为慢形之具的理由，非常透彻。而且依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山涛对嵇绍语，见《世说新语.政事篇》）。那么黑暗也不会这样永久地延长下去，于是便只有静以俟命了。《庄子.缮性篇》云：'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极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他们想存身，那么在这时期最好的慢形之具，最好的隔绝人事的方法，自然莫如饮酒。因为即使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也可以推说醉了，请别人原谅的。所以他们的终日饮酒，实在是一件'醉'不得已的痛苦事情。

《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问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但'（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晋书.嵇喜传》），则嵇康也够谨慎的了，但仍不免于祸。一定要像阮嗣宗样地至慎，才能苟免，这处境也真太困难了。《魏志.李通传》注引李秉《家诫》述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阮籍的韬晦竟然博得了司马氏的称赞，这也够至慎了。嵇康虽也'性慎言行'，但孙登评其'性烈而才俊'（《晋书.嵇康传》），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自云：'吾以不如嗣宗之姿，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性，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真可谓有自知之明。《魏志.王粲传》注引郭颁《世语》言：'母丘俭反晋，康有力焉，且欲出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止之，俭亦以败。'这是很可能的，叔夜心理上当然还是倾向魏室，而且是与魏宗室婚。《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文章叙录》曰：'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同时又是性烈的人，自然很难永远沉沦下去。遂因钟会之谮，竟至被诛。可知在这时处事接物，是很困难的事情。阮籍不也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吗？所以阮籍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实在是自己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内心悲哀的流露。《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竹林七贤论》，言刘伶'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这种自甘受辱而不欲忤人的态度，不也是这种环境下面所产生的吗？

然而把饮酒当做麻醉自己和避开别人的一种手段，毕竟是有些效果的。《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裕传》云：'大将军王敦命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畅，以酒废职。敦谓裕非当世实才，徒有虚誉而已，出为溧阳令，复以公事免官。由是得违敦难，论者以此贵之。'《晋书.顾荣传》云：'齐王儳召为大司马主簿。儳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南史，衡阳文王义季传》云：'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饮，略少醒日。……成疾以至于终。'《梁书，谢絀传》云：'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受召便述职。时（齐）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肫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瀹时为吏部尚书。絀至郡，致瀹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可知酒从来一直就被人视为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的。而且有些人的确是收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既有迫害的危险，则饮者内心的痛苦可知；所谓'见刀与绳，每欲自杀'，则其饮酒时的悲痛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竹林名士的行为，表面上都很任达放荡，自由自在地好像很快乐，实际上则都有这样忧患的心境做背景，内心是很苦的。山涛'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向秀'清悟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并见各传），'任达'也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但实在是不得已才如此的。他们不但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即对自己也不满。《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荣已预之，卿不得复尔。''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正是未识其'所以为达'，不知其找不到出路和办法的内心苦闷，而只以饮;^狂放为高，阮籍自然不愿意。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并不满意，并不希望人效法，不过只好如此而已。嵇康也是这样，看他《家诫》一文中所写的应该持的行为，和他自己简直全不相像。对于饮酒，《家诚》云：'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请勿逆也。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这不也与竹林风格完全相反吗？所以阮、嵇实在是竹林名士最好的代表；不只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造就大，而且他们也的确明了他们之所以为达。他们不愿意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所以竹林名士的终日酣畅，实在也是一种麻醉性的逃避方法。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静，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等辈无事而可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鼓杯不足欢，菜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首腐胁，亦何恨于死邪！'嵇、阮以后，饮酒的流风影响却并不佳，很多效法的人，都只知道沉湎任达，而不知其所以为达。竹林名士中，王戎已略逊一筹了。阮、嵇的养生保身，是为了'俟命'，至少前边还有一个光明局面的向往。不然学贾充、王沈，不也可以保全生命吗？那是司马氏非常欢迎的事情。这当然还有一点东汉以来高风亮节的士风的传统。但到了王戎，时异境迁了，已变成了一个单纯地饮酒任诞的晋朝名士。史称其位居司徒，'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又云：'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而又'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均见《晋书.王戎传》）这比山公启事的望旨选人，又逊一筹。《晋书.山简传》言其'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从阮籍、嵇康变成了王戎、山简，酒的麻醉性便发挥到了极致；痛苦的背景没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饮酒的原因只剩下了如《列子.杨朱篇》中所说的那种纵欲式的享乐，于是酒便变成了生活的麻醉品，变成了士大夫生活中享受的点缀。因为以市朝显要而酣畅任达，其势自必变为空虚沉浮，不负责任，以致骄逸汰侈。这种流风效者越多，每下愈况。《晋书.戴逵传》载戴安道论隐遁云：'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此外，《晋书》中所载张翰、毕卓、庾颉、光逸、阮孚等，也大致如此。无怪乎乐广讥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但这些人无论就文章辞采，或清谈名理说，都没有很高的成就。饮酒任达，已经到了末途。东海王越兵败，庾颉、胡毋辅之、郭象、阮修、谢鲲等，皆在军中，与王衍同为石勒所执。这些都是纵酒放荡，崇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的名士。石勒以为'此辈不可以加锋刃'，遂夜使人排墙杀之。原来阮籍等所以纵酒任诞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晋朝饮酒的名士都是市朝显达，失去了忧患心境的背景。而阮籍所信仰所向往的'真'的'和'的境界，也没有人想去追求了。剩下的便只是单纯的增加享受快乐的纵酒任达。于是饮酒就只成了士大夫生活中的一种高尚点缀。这是时代的变迁，实际政治社会情况的变迁。《晋书丨阮籍传》言'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是因为'得意'才'忽忘形骸'的。但到后来的名士们，则既不求'意'，便只剩尽量地'忽忘形骸'了。但他们却还不像汉末以来名士们对饮酒态度的坦白，不直接说饮酒是娱乐、快意，是'士大夫之乐'。虽然事实上也已一样变成了纯粹的麻醉性的享乐，但表面上却还挂着一块'谓得大道之本'的通达自然的招牌。

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偏偏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又是晋宋变易的时候。政治社会的情况，与孔融之在汉末，阮、嵇之在魏末，大略相似。政治上是'巨猾肆威暴，钦鸹违帝旨'（《读山海经》第十一首。陶澍云：'此篇为宋武弑逆作也。'陈祚明《古诗选》曰：'不可如何，以笔诛之；今兹不然，以古征之。人事既非，以天临之。'）；社会上是'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一般士人是'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诗》第二十首〉。那么渊明自己呢，只有叹气饮酒了。'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第八首）所以陶渊明的饮酒，也不是那么绝对地'悠然'。但时代毕竟变易了，篡位窃国的事也不只一次了。而渊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和孔融、阮、嵇不同。以前虽也'历从人事'，但'皆口腹自役'的卑职，现在则已隐居躬耕了，所以对于政治的关系也毕竟要淡薄些。孔融、阮、嵇诸人对政治固不能积极为力，但即想消极也很困难；陶渊明则归田隐沦，是比较没什么麻烦的。所以他的态度较之阮、嵇，就平淡得多了。但也决没有平淡到完全超于现实情况以外，同时这也是不可能的。除前引之《读山海经》第十一首外，著名的《述酒诗》，虽言辞隐晦，但自汤汉注解以迄今日，原意已渐明。是叙述晋宋易代的政治事情的。'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渊明也寄托了不少愤激的感情。茅鹿门云：'先生岂盼盼然歌咏泉石，沉冥曲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悬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独愤翮之絷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诗酒自溺，踯躅徘徊，待尽丘壑焉耳。'渊明虽无功名事业表现于当世，但他的确是一个诗人，由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思想来。无论就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来说，或就其思想情况来说，渊明都和阮嗣宗有相似处；平淡虽然比较平淡，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明潘聪刊阮陶合集，实在是有些眼光的。《宋书.陶潜传》言'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可知渊明也是和阮、嵇一样地向往着那音乐的'自然''和'的境界的。既然有这许多的相似处，无怪乎渊明'性嗜酒'（《五柳先生传》）了。求仕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乞食也是要'觞至辄倾杯'(《乞食诗》）的。酒成了陶渊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诗中也'篇篇有酒'了。

我们在《文人与药》一文中讲过，陶诗中也有许多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觉。《形影神》诗：'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容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归园田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像这一类的思想在诗中是很多的，但陶渊明虽然'性嗜酒'，却并不像汉末和竹林名士们的那样'昏酣'。《饮酒诗》序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饮酒后还可以作诗：'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他饮酒是有量的节制的。苏东坡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所以虽然'酒中有真味'，也绝不会有昏酣少醒的情形。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了对于延年益寿的追求。《九日闲居诗》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久谐音；九华言九日之黄华，指菊。《艺文类聚》四引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所以诗中说：'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又说'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饮酒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说'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离騷》言'夕餐秋菊之落英'，足见他采菊是为了服食的，而其目的是在'乐久生'。《西京杂记》云：'汉人采菊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续事始》引《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长房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急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太平御览》五十四引《风俗通》云：'南阳郦县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从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一百二十，中者百余岁。'《水经注.湍水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真诰》说太元玉女有八琼九华之丹，足见'菊解制颓龄'是很流行的说法。渊明《和郭主簿诗》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宋书.陶潜传》言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又言'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可知渊明是经常自己酿酒的，而采得的菊英也正是要制菊花酒，要服食的。渊明既然没有完全放弃了对久生长寿的乞求，自然对死的恐惧也就相对减轻了。在这点上，倒是和嵇康很相像。阮籍虽也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咏怀》十），但又有'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咏怀》五十五）。所以他是不讲求服食长寿之道的。渊明在这点上和阮籍不大相同，因此他纵酒的程度也就不像竹林名士那么'肆意酣畅'了。

但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即使阮籍，'旨趣遥深，兴寄多端'（沈德潜《古诗源评》）的咏怀诗的作者，也还是酒是酒、诗自诗的。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心境的描写。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确以渊明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关系，所以饮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见于行为。所以我们只看见了任达。虽然生活还会影响到诗，但毕竟是间接的。但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饮酒的心境可以用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了'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语）的陶诗。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文人和酒的关系，到了陶渊明，已经几乎是打成一片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菊花酒以外，陶诗中写饮酒时的心境，我们也可以举例说明。《饮酒诗》第十四首云：'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第七首云：'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这和竹林名士一样，是用酒来追求和享受一个'真'的境界的，所谓形神相亲的胜地。陶集有《形影神》诗，谓：'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正是明形神必须相亲的。《饮酒诗》第二十首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第十三首云：'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这是借酒来韬晦免祸的。即使别人对自己有迫害或劝仕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独醉，自然彼此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阮籍这样，陶渊明也这样。他们的环境和思想皆相似，自然饮酒的动机和向往的境界亦相似。但陶渊明的身份地位毕竟和阮籍不同，他的悲痛只是内心的，受到实际政治迫害的机会比较少，所以陶诗中写后一种心境的诗不如写前一种的多，如'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第一首）等等。阮、陶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也是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到陶渊明，把酒和诗密切地连了起来，却确乎是件不平常的事情，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像唐朝的很多诗人，特别是李太白，我们念他们的诗，自然会想到陶渊明。

其次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饮酒的量的问题。竹林诸贤中，山涛饮至八斗方醉，刘伶五斗解酲；阮籍母死，犹一饮二斗；阮咸以大盆盛酒，与宗人相饮。此外如卢植、周颉，都能饮一石。南齐沈文季饮五斗，陈后主与子弟日饮一石。而汉时于定国能饮至数石不乱。宋沈括《梦溪笔谈》云：'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醸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钩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如果我们将'斗'当做'权''量'谷物的单位计算，结果一定是两无所合的。斗本是一种大型的饮器，《诗.大雅.行苇》：'酌以大斗'，斗是指爵樽一类的饮具。《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左思《吴都陚》云：'仰南斗以斟酌'，五臣翰注，'南斗星将仰取以酌酒也'。酒器的斗本是肖斗星的，有柄，所以叫做'斗'。《晋书.韩伯传》：'至太常，母方做襦，令伯捉熨斗。'熨斗的形状也是肖斗星的，现在乡间还有用这种老样子的，所以也叫做斗。《三国志.姜维传》注引《世语》曰：'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杨恽《报孙会宗书》言'烹羊炮羔，斗酒相劳'，斗即指通行的酒器。曹操《祭乔玄墓文》，言'斗酒双鸡，过相沃酹'；古诗说'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斗酒的意思和后人称杯酒差不多。饮器中最小的是升，樽爵是通称，斗大概是最大的。酌酒时用樽杓，所以叫做斟酌。用斗饮酒，好像用碗饮，是取其容量大的意思。《世说新语.方正篇》云：'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又《世说新语.排调篇》言王导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嘲周觊。《三国志.甘宁传》云：'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宋书.刘湛传》言庐陵王义真谓之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这都是饮量大的例子，一碗正像阮籍、刘伶们的一斗。量小的人只能用升饮，《三国志.韦曜传》言'曜素饮酒，不过二升'。《晋书.陆晔传》言桓温'饮三升便醉'，陆纳'素不善饮，止可二升'。二升好像现在的两小杯。《西京杂记》说'韩安国作几赋不成，罚三升'。这和石崇金谷的罚酒三斗，《兰亭禊集》的罚三觥，取意完全相同。升斗觥虽有大小之别，但都是酒器，和杜诗的'百罚深杯亦不辞'中说杯是一样的。一石数石都是循着权量的习惯说的。意思就是十斗数十斗，所以最不能饮酒的人也能饮二升，而多的可以到数石。唐宋以下，以斗做权量的单位，饮酒改用杯盏，所以饮量很少能有到一斗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已经都是极言其多了。明道《杂志》云：'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晃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辄尽一斗，才微醺耳。'五升已是大量，普通人只能以杯盏计算，但杯盏也和汉魏人的升斗差不多。否则像阮籍的'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如果拿权量的单位计算，是决无可能的。这样，他们一饮数斗，也就并不可怪了。

王瑶《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