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将会朝什么方向演化，看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更需要冷静、反思

亨廷顿，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还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做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堪称是他漫长的学术生涯里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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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当时西方众多政治学者对这个事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倒台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会一统天下。亨廷顿以前的学生，日本裔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最终的归宿。冷战结束，大幕终于落下。

在福山看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终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政治体制，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最后归宿。于是他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但是亨廷顿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他先是在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目是《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随后又把这篇文章发展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在文章和书里，亨廷顿就是要反对福山那种大一统的美好前景。亨廷顿指出，在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战争依然不会停止。

  冷战以后，冲突的主体肯定不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那么会是地缘政治划分的不同大洲之间的冲突吗？还是对石油的渴望才是国际冲突的祸端？在亨廷顿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国际冲突的主体将会是不同的文明，而且这种冲突根深蒂固，无法避免。

 

  亨廷顿在书中把文明理解成一个对于人类群体的划分单位，在这个群体内部，一般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尤其是宗教。一个文明系统当中的人们，大体具有相似的知识、信念、价值和身份认同。

  亨廷顿把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按照这个标准分出了八大文明板块。第一个板块是由基督教主导的西方文明，包括北美、中西欧、澳大利亚等；第二个板块是拉丁美洲；第三大板块是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以及周围的东正教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希腊等国；第四个文明板块是伊斯兰文明国家，包括中东、北非等等。

  在亚洲国家中，亨廷顿区分出了三个主要的文明，有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国家；以印度和尼泊尔为代表的印度教文明国家；以及自成一体的日本文明。除此之外，非洲南部或许也可以算作一个单独的文明板块。在这八个比较明确的文明板块之外，亨廷顿认为还有一些难以被归类，自成一派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同时还有一些处在裂缝中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明认同，比如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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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亨廷顿看来，不同文明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因为“文明”这个词所涉及的是人类生活最深层的内容。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人和神的关系、如何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如何看待两性之间的差别，等等。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对于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三观”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这些不同的看法来自于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历史积淀，我们不能指望它们短时间内就会消失。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小了，不同文明之间原本独立和分离的生存空间不见了。

  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带来了趋同的倾向，不同国籍、人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被不断地抹平，趋向一致。很多人会认为这样一种趋同是国家壁垒的淡化，是人类在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迈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趋同，也可能会带来个性身份的丧失，有时候反而加剧了人们的焦虑，人们禁不住会问：我到底是谁呢？我只是千人一面中的一个分子吗？我的独特性在哪里呢？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让人们更想要回归到属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当中，产生更强的文明意识和独特的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内心深处有着根本不同“三观”的人群放在一起，让他们产生密集的互动和接触，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冲突和纷争，而不是理解和共存。

  这就是亨廷顿认为的文明冲突必然发生的深层逻辑和机制，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地区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阻止政治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就像不同的大陆漂移板块的交界处会形成地震带，这些地震带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地震。在文明的板块之间也会形成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在这些断层线的周边，如果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一些偶然事件的刺激，就有可能引发不同文明之间的正面冲突。

  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是文明的变化消长。在观念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认为，现代化的出现是西方文明的贡献，而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实现现代化，非西方文明必须要全面采纳西方文明。然而亨廷顿提出，虽然现代化会给原本不同的社会带来更多的相似性，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同质的。换句话说，“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是可以分离开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只不过在西方，这两个进程是一致的。而对于那些尚未完成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它们的未来选择并不是单一的。

  从逻辑的可能性上说，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个是既不现代化也不西方化，比如中国曾经的闭关锁国政策；第二种选择是既现代化也西方化，比如墨西哥力图从一个拉美国家向北美国家的转型；然而，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是第三种所谓改良型的道路，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改良自己的文明，对西方文明保持一定的疏离和拒斥态度，比如日本就在保留自己文明的同时完成了现代化。而土耳其更是“一心二用”，通过政治精英的西方化改革，和民间大众对伊斯兰文明的支持，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西方文明自以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去向，不顾全球政治中不可逾越的文明鸿沟，强制推行西方社会的自由价值和民主政治，这样也就难免会引起其他文明的反弹，产生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拒斥，对自己文明的加倍捍卫。这样一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更加升级。

  基于上面说到的种种观察和预测，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通过文明的冲突会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各个文明板块里会出现核心国家，其他小国会出于身份认同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团结在这些核心文明国家身边。这样就会形成以核心国家为首的“同心圆”格局。

  亨廷顿认为我们已经看到的、初具雏形的同心圆结构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阵营，和以中国为首的大中华圈。而伊斯兰文明中还没有产生体量足够大、地位足够高的核心国家，这也就使得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峙问题格外棘手。总而言之，重建之后形成的世界政治秩序，一定是以文明大国为核心，以文明板块为分界的同心圆国家群之间的持续对峙和冲突。

  亨廷顿这本书的着力点在于“文明的冲突”，而不是“秩序的重建”，他最后说到这种“秩序”，是基于对峙和冲突的秩序，一种相互制衡的稳定局面，而不是任何一种文明一统天下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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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亨廷顿提出过一个骇人听闻的说法：“伊斯兰的边界满是血腥”。在他看来，伊斯兰文明经历了人口的大爆发，但是和亚洲文明不同，伊斯兰国家没有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更麻烦的是，伊斯兰文明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

  伊斯兰文明里几乎没有世俗生活，因而也就没有现代公民社会的生长空间，所有的社会机构和制度，包括教育、医疗、法律和政治都从宗教里面获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个文明所信奉的传统教义与现代化和全球化几乎格格不入，因此，在面临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时，伊斯兰文明极有可能回归到“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上去。此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教义层面上还具有某些的共性，比如它们都有一种传播拓展的诉求，它们都寻求让异教徒或者不信自己宗教的人改信自己的宗教。

  对于其他宗教和文明它们都有极强的划分敌我，非黑即白的态度，凡是不接受这一套体系的人，要么是愚蠢的，要么就是邪恶的。所有的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就让亨廷顿预言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边界，到处都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从历史上看，这两个文明就很多次因为争夺权力、土地和思想上的控制，而陷入长期的争斗之中，前后持续了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种冲突历史最集中的写照。

     911 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回看亨廷顿的这些论断，不禁惊呼，原来在这个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有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学者预见到了它的发生。其后，为了报复911袭击，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结果经过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一方不惜血本投入，另一方则变得满目疮痍。这场战争似乎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现实世界政治中最活生生的体现！

 

  在20世纪末的时候，亨廷顿出于类似的敏锐观察和清醒认识，继续提醒世人，文明有着自己的生长轨迹和发展极限，我们不能盲目地抱着乐观态度，认为这个时代的某一种文明已经找到了人类发展的正确答案，必将长盛不衰。

  我们当然不希望世界充满战争，到处都是敌人，但是这种用敌我对立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亨廷顿的发明，也不会因为对他潮水般的批评就从此停止。我们在冷静地看待亨廷顿这本著作的得失的同时，更需要反思的或许是我们看待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体的方式。

在此谢谢得到平台，谢谢刘玮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