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应用文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聚合与疏离

古代文章的写作源于实用。上古三代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甲骨文、钟鼎铭文的记录，是为记事而存。《尚书》实际上是一部公文总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不管是说理之文还是游说之辞，都不是为审美欣赏而作。汉代文史不分，实用性文章与艺术性文章很难严格区别开来。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说：“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守边劝农疏》以及刘向的《极谏用外戚封事》等作品历来被视为汉文之代表。

一、文笔之分初始于六朝

六朝时期，有关文笔之分的讨论开始出现，文章的审美要求才被提出来。如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他把章奏之类应用文字归之于“笔”，而将无实用功能的美文称之为“文”。此时的文章写作，才开始具有审美目的，也就是出现了有意识的文学写作。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中论“文”序“笔”，认为“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但这只是根据是否押韵而对文章进行的形式划分，在内容上没有太强的规定性，所以他谈论的“文”，固然有诗与赋，但大部分还是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诏策、檄移、论说、章表、奏启、议对等实用性文体。萧统编《文选》，择“文”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而入选的 “文”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实用类文体依然占据主体。因此，六朝时期的写作，仍然是广义的文章写作，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界限并不明确。

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纠结不清，根本原因在于从先秦到六朝，杂文学的性质始终不变，特别是在儒家政教传统的影响下，各类文体写作殊途同归，实用类文章讲究艺术品位，审美性作品注重社会价值，这是古人写作的普遍情况。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总结“文章之用”是“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群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而书、记等实用文体“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他对文章写作的看法还是以实用为先，且应用写作是发挥“文章之用”最好的形式。

二、文笔聚合盛于唐代

到了唐代，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依然非常紧密。白居易的《策林·议文章》总结曰:“文之用大矣哉！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年，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可见文学是唐代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治国的必备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实质上与政治是相互统一，彼此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的文学创作与应用写作难解难分，尤其是在奏议写作中。姚铉所编《唐文粹》收录“表奏书疏”七卷，并按照内容对其进行了归类，主要涉及尊号、贺赦、政事、献事、配祭、教化、削爵、抑外戚、传道、崇儒、大葬、庙号、进贡、佛寺/寺观、边事、学校、巡按、罢兵、关市、亢旱、去滥刑/赏、弹奏、诛戮、兵机、论功等事宜，涵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丰富的内容相对应，唐代奏议的表达方式也复杂多样。事情、场合、身份不同，采用的形式也有所区别。群臣上奏的时候，会根据实际需要，采用恰当的文体。奏主要用于言事；议适宜提出意见；表用于陈请或陈情；状面向一般性政务讨论；书与疏主要用于讽谏，兼顾朝臣与一般平民发表政见的需要；对策是特定应诏陈对，议论国是。同样是表，情形不同。口吻各异：陈情表是推心置腹，感人肺腑；贺表是歌功颂德，欢欣鼓舞；谢表是肝脑涂地，感激涕零；遗表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让表是愧不敢当，谦虚谨慎。

唐代奏议在形式上还兼具骈、散之长。六朝之前，奏议一直都是长短不拘的奇句单行散体文。六朝以后，才流行骈体，其典型特征是四字、六字相间成偶句，讲究声律辞采。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句笔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唐人对骈体文的运用十分娴熟，尤其是在章表奏议写作当中。在尚文的风气下，唐代奏议写作以骈体文为主，延续了六朝应用写作的审美性表达方式，这让它们脱离了一般性公文的朴陋而取得了文艺性美文的华采，但又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了改造。骈散结合的情况比较普遍。如“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的奏议，就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辞，舒卷自如，有汉魏之风。陆贽的骈体奏议散句双行，运单成复，介乎骈散之间，他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论裴延龄奸蠹书》《论叙迁幸之由状》能“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又不事辞藻，使得骈体奏议平易自然，在表达上更为自由，更能满足实用性的要求。

唐代君主的文学修养普遍较高，对能创作，会鉴赏，文学出众，尤其是擅写公文的臣子往往青眼有加。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对此曾有描述：“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詟，骤示以文。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故起文章为大臣者，魏文贞（征）以谏诤显，马高唐（周）以智略奋，岑江陵（文本）以润色闻，无草昧汗马之劳，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贵文至矣哉！后王纂承，多以国柄付文士。元和初，宪宗遵圣祖故事，视有宰相器者，贮之内庭。繇是释笔砚而操化权者十八九。”钱穆先生《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认为唐文“最著者为诏令和奏议，是为应用于政治方面者。又为论辩和序跋，则为应用于学术方面者。而人情之重视诏令与奏议则尤甚”。这种重视，与最高统治者喜好不无关系。

从唐人对前代文学的总结来看，他们对文章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也是等量齐观的。如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谈论创作理想状态：“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从“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的论断里，不难体会出他对实用性与艺术性合二为一的推崇。他的《论时政疏》《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名作，也贯穿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以功用为主，不废文采。

三、宋元以后文笔逐渐疏离

唐代奏议将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完美融合，达到了华实相扶、文质兼胜的理想境界，在奏议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不过宋元以后，奏议逐渐远离文学，滑向纯应用写作。宋代的奏议虽然文从字顺，但程式化的特征也比较明显，与一般文章神韵不太一样。元代奏议多俚俗之言，绝大多数都显得质木无文。明代奏议日益形式化、专门化，开始远离日常文章写作畛域。到了清代，奏议纯粹是公务的汇报、记录，实际已经脱离文学写作的范畴了。

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各自独立的原因，从文学自身来讲，是传统杂文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突出表现在文章的实用性（功能）与艺术性（审美）的逐渐分离。奏议作为文章的一类，其演变也遵循文学一般发展规律，具体来说，与骈文的盛衰密切相关。骈文到唐代臻于极盛，之后活力逐渐衰退。北宋骈文一般用于制诏、表奏等有限的几种应用文类中。南宋以后，骈文多为千人一面的官样文章和应酬之作，辞藻华丽，套话连篇。元代骈文从庙堂走向闾巷，“浑语如优，俚语如倡，祝语如巫”(王志坚《四六法海序》)。明代朝廷多次下诏要求 “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余继登《典故纪闻》）。所谓“典雅”，不过是要求用散文而已，是形式上的要求而非文辞之讲究。清代骈文一度复兴，但不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上，清人都将骈文视为纯文学写作了。虽然用散文来写作不影响实务性应用写作的基本功能，但散文（古文）在铺采摛文方面较之骈文逊色很多，同时，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应用文类基本都与私人写作相关（如书序、信函之类）。更重要的是，宋代以后文学写作的重心逐渐由雅文学转向俗文学，戏曲、小说的创作方兴未艾，传统的诗文写作则盛况不再。所谓“诗赋胜则刀笔胜，而其衰亦然”（王铚《四六话》序言），从古代应用写作发展的大势来看，的确如此。

从奏议的内在属性来讲，它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发展演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大。宋以后君权日益强化，官员上奏直接面向皇帝本人，类似于递交个人报告，这导致奏议的应用从公开转向私密，其写作也由个性化过渡到制度化。上奏不以“幽僻文烦为能”（牛希济《表章论》），“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罗大经《鹤林玉露》）。明初茹太素曾因“陈时务累万言”被太祖杖责，理由是“文词太多，便至荧听”（《明史·茹太素传》）。同时，为了便于皇帝阅读，奏议要尽量简洁，一般一事一议。若因客观需要必须详述细论，就摘取奏议要点黏附在文末（即贴黄），以便省览。《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凡内外官员题奏本章，不得过三百字，虽刑名钱谷等本，难拘字数，亦不许重复冗长。仍将本中大意，撮为贴黄，以便阅览，其贴黄不许过一百字。如有字数溢额及多开条款，或贴黄与原本参差异同者，该衙门不得封进，仍以违式纠参。”在这样的规定之下，连必要修饰都显得多余，奏议写作的艺术性追求就不得不放弃。

总之，先秦至唐代，以奏议为代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密不可分，属于古代文章的大宗。宋以后，奏议的文学色彩逐渐淡化，又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日趋式微，到清代最终沦为纯应用性写作。至此，广义上文章写作便一分为二，即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写作和以实用为目的的应用写作，应用文（主要是公文）也从传统的文学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项目编号15Y103)及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编号：16YJC751000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来源：应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