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广瑞
【摘要】
晋代楷书的书法现象与由两汉、三国时期的“善史书”风气积淀而成的尚书传统，以及汉末以后盛行的“尺牍书风”有莫大的关系。前者不仅造就了尚书的主体，而且和楼兰文书残纸、写经等体现的书法现象联系密切；后者则伴随着晋代文人士大夫的尝试和努力，创造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名家小楷。至于晋代的墓志等铭刻书法所表现的楷书的特殊现象，我们认为与在新风尚影响下，书刻工匠阶层的职业性质遗留的滞后性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尚书传统 晋代楷书 成因分析
书至晋代，出现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近人马宗霍先生在所作鉴》中写道：“书以晋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晋代书法的鲜煌使得以后历代书家多取法于此，给有“书不人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之语。纵观东汉末年以迄隋朝的动乱历史，冒的两段，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晋代书法之发展又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发的用系。本文重点选取晋代楷书作为切入点，试就晋代书法史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以愚见。
一、晋代书法的发展背景：“善史书”风气和尺牍书法影响下的尚书传统的形成
祝嘉先生在所作《书学史》中说：“三国书家，皆生于汉末，实东汉人也。虽去古渐远，失其雄厚之势；然天才学力，实足以继往开来”，“晋代书学，接汉魏之光焰，名山之石如新，书家之墨迹尤在，谠论名言，多亲闻而目见，师承不远，自易步武”。晋初去汉末不到百年，许多书法现象实导源于东汉，固分析其时的书法发展背景时也须循向而上溯。我们认为，晋代的书法现象与两汉“善史书”风气积淀而成的尚书风尚，以及发端于东汉上流社会、盛行于汉以后的尺牍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善史书”，又称“能史书”，是两汉三国时人对擅长“史书”者的褒美之辞，大约存在三百余年。“善史书”者以因能书入仕者、游怿于书艺者和后世公认的书法家这三种人为主体，在从西汉武帝时到魏晋玄学兴起前的漫长时期中，此风一直传承不衰。在这种风气之下，古今文字的连续性，书体结构的完整性得以保持。其对小学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对于书法，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发展壮大了崇尚书法的主体（即尚书者）：促进了尚书传统的形成。“善史书”风尚的形成是和秦汉以降相关的文字政策紧密相关的，它是“伴随＇史书＇这一主体-“史”的职名与职事的变动而变化的。由于这一时期的政策有能因“善史书”而入仕一则，故时人“同趋学史书”者众，甚至出现“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的不良倾向。而较能意识的普遍存在，使得书法成为每个读书人必备的修养，好书者们毕生致力于斯道，乐此不疲。加上书法自身的艺术魅力使然，许多并不需要精通“史书”的王公贵族也津津投入其中。汉晋文献对此多有记录：
（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 -《汉书·酷吏传》
恭宗孝安皇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后汉书·安帝纪》
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后汉书·皇后纪》
初，昭善史书，与锺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三国志·魏书·管宁传》
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善史书”风气之盛可见一斑，几乎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全都不可避免的和“史书”产生联系，或为仕途、或醉心于书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尚书风尚。须注意的是，汉初的“史书”包括“秦书八体”，是“当时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到了魏晋时期，“史书＇之名还在沿用，书体则仅余大篆、小篆、鸟篆、隶书四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实用书体和新的书风：章程书和尺牍书法的盛行。
南朝羊欣在所作《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记载：“颍川锺繇，·.··（书）有三体：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锺繇乃汉末三国时人，如上所述，其书兼善多体，基本能反3)映当时的书法状况。“铭石书”即隶书，可见当时已主要用于镌刻题铭：“章程书”即今日之楷书，或曰正书，“行狎书”是私相授受的书信最常用的书体，即今日之行书。章程书的用途乃“传秘书、教小学”，用途其实已经和“史书”相一致，大概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书体，所以没能进入传统“史书”之列，然而这种新书体方便实用，书体更易已是大势所趋。用之“传秘书、教小学”则证明楷书至铺繇时已是公认的相对成务的字体。由于新体楷书对传统“史书”的冲击，汉代“善史书”的内涵至此已发生了身显的变化。然而，大批崇尚书法的主体人群已经形成，醉心书艺的人们将这种的书风气发扬光大，形成了固定的尚书传统。其次，“受“善史书”风气影响，东汉草书开始流行于上流社会，主要用于尺牍书问私相授受”。尺牍书风于东汉时初见端倪，在“善史书”风气内涵产生变化之后，成为文人士大夫书法的主流书风。再经魏晋的发展，到了晋代已然是另一种书法现象：“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晋、宋的书法已经多是“楷正可观”的作品，此时的楷书已经完全成熟。然而，这种现象限于“部帙”的范畴是必须要明确的，以免与当时的铭石书等混同，造成对晋代楷书发展的误解。
原本在“善史书”的风气下，能书者是很乐意题署牌匾传之后世的，“秦书八体”中的“署书”即是题榜之书体。到了魏晋之际，这种风尚产生了变化。南齐王僧虔《论书》有记曰：“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观题署，多是诞手。魏明帝起凌云台，先钉榜未题，笼盛诞，辘轳长组引上，使就榜题。榜去地将二十五丈，诞危懼，戒子孙绝此楷法，又著之家令。”汉魏宫观题署多出诞手，本是韦诞的荣誉，但经历架空题榜之后，倍觉羞耻，竟著之家令严戒子孙善书。大约此之后，后世士大夫清贵之流，更是对此划清界限。《晋书·王献之传》记载的谢安想让献之题榜，而献之讽以“知魏德之不长”固拒等很多故事都反映了这一点。加上从曹魏时期就开始的禁碑政令得到很好的贯彻，书法艺术赖以流传的主要途径碑刻也很难见到了。然而，对于书法“一时风流，千里面目，斯亦愈于博弈，亚于文章[11]的认识，以及书法固有的艺术魅力使然，许多读书人依然忘情于斯道。于是很多人便处在了游伴书法和“艺成而下”的矛盾之中，他们既想摆脱“区区碑石之间，屹屹几案之上，为人所耻”的尴尬，又想耽玩书道愉悦心性。在尺牍书信的往来中，存在着“见字如面”的通感，传统的较能意识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于是在“善史书”风气衰弱的情况下，尺牍书法大行其道。其书体自由，爱文薄质，促成了后世所谓的“江左风流”。在这种新的风气下：由“善史书”风气积淀而成的尚书传统发生了转变：尚书的主体逐渐分化-上层文人的相闻书信：玩赏书法和接受过书法教育的书写者的书法（文书吏员、佣书为业者等）以及工匠阶层的碑刻题铭书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途径，共同缔造了晋代书法的多彩现象。
二、晋代楷书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1、西晋楷书：尚妍薄质、渐趋成熟的特点和写经、佣书者书法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西晋书法延续了前代“善史书”风气下的尚书传统，主流书体是古文、篆、隶、草。“行书和楷书虽然流行，却是隶书的晚辈，当时仍属于辅助书体。楷书、行书还年轻，仿佛天骨未全乳臭未干的小儿，虽然活泼可爱，却不够资格与祖、父、兄长的古文、篆、隶、草平起平坐。”然而，正是因为楷书、行书活泼可爱，成为了文人士大夫喜爱的书体，他们勤于练习，并结合草书笔法，改造、完善这两种新书体。文书、信札往来所用书体除了延续“尺牍书风”的草书之外，楷书、行书也广泛应用。这些都依赖近世出土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楼兰残纸等新材料得到证实。如图所示：
图1看似是一封书信，信中的“爱”字、“即”字、“从”字等还残存着隶书的笔法，但其它各字都已具有相对成熟的楷书特征，且较之前代尺牍上的书法，妍美可爱，恰似天骨未全的孩童；图2残纸上面的“数”“有”二字明显是楷书，其中“数”左半字中间的横画已具有十分成熟的楷书笔法；右下方罗列三个“府”字，楷书笔法也比较完整，有明显的练字痕迹，可见当时的人勤于学习楷书这种新书体。此例或可证明，有关锺繇“章程书”用来“传秘书、教小学”的记载是属实的。类似的书法字迹在楼兰文书残纸中还有很多，其中有楷书、行书、草书，但隶书较少，篆书更难以寻觅，时人书爱妍薄质的风尚一览无余。这种好尚恰好给楷书的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同汉代人好“史书”一样，西晋时期的尚书者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楷书、行书、草书的练习中去，为楷书笔法的完善、字形的进一步成熟打下了基础。
考古所见西晋墨迹材料中，除了楼兰文书残纸之外，还有一类不得不另加关注，那就是晋人的写经和佣书者的书法。他们的字迹明显不同于政府官吏文书以及文人士大夫书法。而且这一类书迹的特征因为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在后世几乎渐成传统，大有自成一派之势。前人和今世研究者对此也有论述，例如王学仲先生《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一文就明确提出“经生体”的独立性：
“经生体”虽然也是来源于汉简，而互相习染，无论是在用笔上、结构上，都形成了既与汉简不同，也与锺、王小楷不同的“经生体”。从晋代的《甘露譬喻经》、唐代钟绍京写的《灵飞经》、日本的“墨迹派”，直到元代倪云林，一直流传有绪，是与锺：王系统的书法大相径庭的。
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到西晋时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加上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宗教以求精神的解脱。抄写经书弘扬教义是教徒们“积累功德”的方式之一，于是，或佣人书写，或自己书写，抄经风气大盛。就资料记载来看，抄经方式尤以佣人书写居多。这些佣书者多是仕途失意的读书人，他们凭手中的技艺生存，每天必须有数量的保证才能求得饱暖，因此书写起来定是迅疾异于常人。通观写经书法和佣书者的书迹可见：其用笔往往露锋起笔，一拓直下，技法相对简练，结构则多规整。无论是写经还是其他书文，都能做到通篇妍美整洁，以令顾客满意。如图3是书于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残卷，图4是书于同时代的《三国志·吴志》残卷，书风相近，都接近所谓“经生体”，而它们的书者也极有可能都是佣书为业的人。
佣书者的生活环境不比清贵之流优越，所以他们的书作定少闲情逸致，而是写经时多了几分对于神灵的虔诚；他们的书写也不和政府的专用文书吏员一样，书体、形式必须做到符合官样“史书”要求。因此，在职业性质、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佣书者的书法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面貌。时代发展、王朝更替，而佣书者书法的书体、技法等方面的特征依然明显，使后世人一睹便知是“写经”或佣书人书法，这种特殊性只能根据他们的职业性质去寻找原因。后世所谓的“经生体”，当限于书写内容为宗教经籍的范围之内，将其他内容的书迹，仅因为字迹特征的共同点而笼统地一并归入“写经书法”或“经生体”是不恰当的。当然，写经者还有很多是僧人、信教徒，抑或信教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抄写经卷的字迹与佣书人的书法也有同有异。从各代传世写经书迹来看，僧徒们的书法和佣书者们几无二致，大都是趋向于技法简练，作品整体妍净整洁；而文人士大夫则多不相同。例如，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图7），内容就是道家的经书，然字迹和佣书者的书法或“经生体”全然不同。
2．东晋名家小楷：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晋代楷书
在近代一些考古资料，诸如楼兰残纸、敦煌写经残卷发现之前，前人论及晋代楷书主要是指东晋的名家小楷，而相较于“经生体”、晋代石刻等，名家小楷也是两晋楷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其中尤以二王小楷最为著名，虽然因为年代久远，真迹已一字不存，但因为历代宝爱，多有翻刻，我们尚能通过古人的刻帖窥探到它们的艺术魅力。
西晋时期，一些儒学士族已经形成书门。“有些南北著名的书门，如琅玡王氏、吴郡张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书门的形成都肇端于西晋中后期。西晋著名的书门各有家法，往往就是后世流派的渊薮，大抵古文篆书宗法卫氏，草书楷模卫、索，楷书和行书则取法锺繇、胡昭。”永嘉之乱以后，多数门阀士族都南渡长江，魏晋时代的玄学清谈之风在江南也盛行起来。这些门阀士族中人，多有炼丹服药、崇尚玄理者，他们往往追求精神自由，敢于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加上东晋社会环境较之以前相对稳定，陶醉于江南杏花春雨的文人士大夫们，在这种思想解放、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将书法艺术推向了高峰。东晋的楷、行、草诸体都有了新的面貌，其中尤以王羲之的“今体成就”最为书家们称道。其后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进一步发展了东晋小楷的妍美风格，父子二人的楷书都给后世书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从传世文献来看，王羲之曾经师法卫烁、王廙，如：
晋中书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予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王平南廙是右军叔，······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僧虔《论书》
王廙为右军之师，彭祖取羲之之道。-庾肩吾《书品》
卫夫人、王廙都“善锺法”，卫是王羲之书法的启蒙老师；王廙书画在东晋初期最为有名，又是羲之的叔父，后王羲之“转师本家”。从存世刻帖来看，王廙的楷书与锺繇较为接近（图5），王羲之取法于他们，定是习得了锺繇楷法。卫烁、王廙宗法于锺，但在爱妍薄质的大风尚下，他们的楷书较之锺繇也已趋向于文（图6），王羲之在师法二人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创立了精整道媚的“新体”小楷。如图7所示《黄庭经》是王羲之小楷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王羲之的小楷作品，历代文献多有记载，我们可以从唐孙过庭《书谱》中闻其大概：
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示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嗳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
由上述记载可知，王羲之的小楷作品在孙过庭的年代流传尚多，文中“代俗所传”之“代”应当为“世”字，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当时世俗所传的王氏小楷，到今日如《太师箴》等也已亡佚了。在张怀瓘所处的年代，已经是“大王草书真字，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近日有钟尚书绍京······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得真书一字”。可见王氏楷书在当时已十分难得。王羲之的小楷大都端庄妍美、含蓄蕴藉，“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他的小楷，除了技法较之锺、卫等更趋完备、字体完全摆脱了隶意之外，更重要的是王氏真正将小楷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就孙过庭看来，王羲之小楷富含作者感情，而且不同的作品，书写时投入的感情也不一样。这些评价虽然有联系文意、主观猜想之嫌，至少说明王羲之小楷较之前代艺术性已经很强。而且，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正是欣赏者通过主观联想发现的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更进一步指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着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虽评价的有不同书体，出了王蒙之楷书的特点：尽善尽美、令人耽玩其中而不知疲倦。这种现象除了胜氏小楷包含的艺术性令欣赏者痴迷去解释，其它解释倒都显牵强。且王羲之的书选是“末年多妙”，说明他的“今体成就”是在总结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艺术实践，对书体、技法加以改造、完善，最终形成了自家面貌。
王献之是羲之第七子，传世楷书仅见《洛神赋》十三行（图8），及一些行书作品中偶尔夹杂的楷书。王献之书法比之其父，往往以才情胜，楷书也不例外。从其小惜《洛神赋》看来，其书不像王羲之那样通篇含蓄蕴藉、不激不厉，寓情感于规矩之中。他的楷书饱含着作者的个性，一笔一画都自然舒展极尽风姿，有“造险”和“化险”的矛盾统一；“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自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整严，非善书者不能也”。王献之书法出自家学而能有所突破，如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述曰：“（献之）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他的楷书在艺术表现上比王羲之更明显，更丰富，追求妍美，极具艺术家的魅力，虞龢在《论书表》中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王献之的妍美书风一出，后世学之者众，“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学习小王书法的人，甚至超过了锺繇和王羲之。然其书毕竟不如王羲之的“尽善尽美”，在重教化的封建时代，他个性强烈、极富艺术性的书法往往褒贬不一，唐太宗甚至有“隆冬之枯树，严家之饿隶的辛辣讽刺。王献之生性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有关他“少时学书不脱笔”“书法自比胜父”等故事，历代文献也多有记述。结合这些记款和他的书法，王献之实是给人留下了一副富有个性的艺术家的形象。
3．东晋墓志书法：楷隶杂糅、争议较多
东晋的墓志书法，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楷书的范畴。但较之于前代，其书法毕竟有了新的面貌，虽然现在对这种书体属于隶书还是楷书尚存在很多争议，但我们仍从这一时期墓志书法表现的新特点出发，将其置于东晋楷书的大背景下进行一些讨论。
从传世材料来看，虽然西晋时期有了像楼兰文书残纸、敦煌写经那样的楷书，但铭刻书法仍然以隶书为主，且渐趋方正刻板，已无汉人气象。加上从曹魏时代就开始的禁碑政令得到贯彻，故西晋传世碑刻极少，没有多少新意出现。东晋时期，碑禁虽然相对松弛了一些，但传世碑刻仍然不多，现存者不过《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等数通，且其碑字今人多归为隶书，或称“隶楷”，故省略不述。当时的人因为禁碑政令的约束不能立碑，“故在死后设一墓志，以待子孙迁葬时辨认”［18］。所以东晋铭刻文字主要为墓志，比较著名的有《王兴之墓志》《王建之墓志》《高崧墓志》等。其中《王兴之慕志》《谢鲲墓志》的出土直接引起了著名的“兰亭论辨”，人们就魏晋之际真实的书写状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余波至今犹存。所以，讨论晋代的楷书，就不得不将这些铭刻书法纳入其中，以免以偏概全，对晋代书法的发展产生误解。
如上文所述，东晋时楷书已经完全成熟，且当时有浓厚的爱妍薄质的尚书风尚，那么，东晋铭刻书法所体现的面貌确实令人疑惑。出土的东晋铭刻资料中，《高崧墓卷》是楷书成分较多的一方（图9），但其体态还明显具有西晋隶书方整的特征。基志中除“八”“建”等字还勉强可以说有一些隶书的笔法外，其它字很明显都是用楷书笔法写成的，可以说墓志的书写者是想用楷书的笔法去写隶书，或者是想刻意表现隶书的意味。墓志中“广”字缺一笔，“泰”字中间一竖一刀刻成，极有可能是刻制工匠图省力造成的。高崧为东晋名臣，字茂琰，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善史书。［19］名臣的墓志做成这样，与后世诸如北魏等相比，难免让人觉得粗糙，虽然有关资料记载《高崧墓志》“刻工精湛”，但制作者的草率经细致观察也暴露无遗。其它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王仚之墓志》等则明显制作粗糙，书体楷隶杂糅，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王建之墓志》《王闽之墓志》等书碑的方式与《高崧墓志》几乎相同，都是用楷书的笔法去表现隶书的体态，只是这些墓志刻工较精致，且有一定的装饰性。近世地不爱宝，东晋墓志多有出土，但字形大都是这种楷隶杂糅的样子，关于它们多有研究者论述，成果累累。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分析可知，东晋的墓志书法似乎整体都存在着一种“尚古现象”：在楷法成熟的环境里，还刻意想去表现隶书的体态，所以会有墓志书法和名家楷书、信札尺牍、写经等全然不同的现象。这些墓志的制作者都属工匠阶层，文化修养不能和上流士大夫相提并论，这一方面从墓志中多有别字也能看出来；他们还有着固定的书刻技法。职业传承等的约束。故所谓的“尚古现象”，实是他们职业性质导致的滞后性和新体楷书风尚联合冲击的结果。
三、总结
三千年书法史存在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晋代因其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等的特殊性，诸多书法现象尤其需要细细推敲才能理清。丛文俊先生曾曰：“（书法史研究须）接近古人，复原历史，进入特定之古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场景之中，据古人所想所尚思考问题，廓清正实，自然有得。结合魏晋时期的特殊历史，我们认为晋代楷书的书法现象与由两汉、三国时期的“善史书”风气积淀而成的尚书传统，以及汉末以后盛行的“尺牍书风”有莫大的关系。前者不仅造就了尚书的主体，而且和楼兰文书残纸、写经等体现的书法现象联系密切；后者则伴随着晋代文人士大夫的尝试和努力，创造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名家小楷。至于晋代的墓志等铭刻书法所表现的楷书的特殊现象，我们认为与在新风尚影响下，书刻工匠阶层的职业性质遗留的滞后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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