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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人情世故,你活的时间越长,真的越来越成熟?什么境界?


学做人的过程永无休止,成熟的过程也就不会终结。以这种睿识观照孔子本人一生的历史,我们对于儒学这一向度的理解就会更为敏锐。在其73岁临终之前,孔子有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的“如今所是”与“其所当是”的完整和谐。对于这种令人敬畏的境界,后来的儒者将其界定为“理”与“欲”的融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事实相反的问题:假如孔子得享佛陀之寿,活到八十岁,那么,他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吗?

孔子所达至的,象征着成人(成熟的人)的最高境界,除了这一坚强的信念之外,儒家后学的共识是:毫无疑问,假使天假孔子之年,让孔子更为长寿,他依然还会继续不懈地自我完善,以致其生命更为丰富和多姿多彩。而无论在基督教还是在佛教的脉络中,这样一个问题都似乎是不恰当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其实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

他说自己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

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

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顺心而为,自然合法,也就是动念不离乎道。为毕生修学而渐达自由的境界。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余觉得你们不要认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

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过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得“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乎中国的那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思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外乎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经常听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名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哲学思想!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回过来看东西两方面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出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

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曲折艰难,是件好事。有部分大学青年,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生也毕业了,这二十多年,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在父母的呵护下,连一步路竟也都不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反而不好,除了能多念些书,又能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不懂,浪费了好的资源,浪费了情感。(可幸的是毕竟只是少数人)

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说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

所谓体谅部下、一般人,体谅你的部下;你如果是教书的,就要体谅你的学生。体恤群臣,那么,就是跟宋朝的政治、宋朝的历史一样,“士之报礼重”,知识分子还报你的、报答你的礼貌也是一样。历史上有名的宋朝这个朝代,三百年来,那真是,他对于相权的建立,对于文人、学者那个礼貌,礼貌有加。所以后来你看,武臣有岳飞等等,精忠报国,这是我们历史上榜样。文人如文天祥、陆秀夫,还有很多很多,不过他们两位是代表;都拿自己这个生命、文化生命报答这个国家,报答这个政权。这就是证明这一句话:“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回报你是这样忠诚。

那么你由这个历史的经验,同样的做人、个人的事业也是一样,你能够体恤一般人、体恤你的干部、尊重你的干部,这一班替你做事的人也是报礼重,就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文化讲人情,这个叫做人情。

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的人情不对。你以为过年买些礼品,前街送到后巷,后巷送到左邻,左邻送到右舍,送了十几圈,你刻一个记号试试,最后发现,是从你这里开始送出去。这个不算是人情!只是人情的一个表示而已。真正的人情是道德,所谓道、义。道义不是火腿,不是几个红包可以代表的!你说是百几十万,百几千万,并不足以代表道、义。道义有的时候一毛钱没有,可是他那个钱是比你几十亿都严重。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关系,都可以叫做情。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讲“人情“”的道理。要深深认识所谓讲人情是什么,背后的东西——本质。千万不要看到火腿就是人情,千万注意,这只是形式,凡是不要只讲形式化!但没有形式亦不可!

孔子说:“子庶民则百姓劝。”所以你做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人,你认为天下国家所有的国民就是我的子女、孩子,一样地爱护他,尽量地爱护他、照应他。他说“百姓劝”,这个百姓是古代宗族社会一个名称。就是古人、每一个人血统不同,姓氏不同。这个“百”字不是只指一百个,代表了很多的血统、种性的人。自然相劝。“劝”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文里头“劝”——就是他一天到黑,王家到李家串一番,李家到张家又去访问一番,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劝”就是现在讲社会自然就会有感化的作用。社会的风气自己起了感化的作用,彼此交互的感化;不要你去教育他,自己互相勉励、互相感化。这就是古文“劝”字的意义。不然是“劝”嘛,大家跑去一天到黑拉情分,看到你快要睡觉了,还坐在客厅里跟你谈到夜里两三点。那是什么?“哎,这是百姓劝哪!”那就是神经病,不是劝的道理。劝就是互相感化、感应,这是“劝”。

对于人类繁荣来说,儒家独树一帜的进路是其对教育的重视,这种教育是一种“学”、尤其是“为己之学”的形式。“学”被儒家理解为一种人格塑造的持续的整体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对通过真诚地培养“大体”而实现自我这一任务的存在的信守。孔子也就是从“志于学”开始,到达“从心随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为了获得自我的体知,这种信守包含一种不息的为己之学的过程。作为日常功课的组成部分,自我的反省和自讼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自我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常新的过程。

或许,我们可以将儒家的吊诡总结如下: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人无疑都是圣人,而在实际上,又没有人能够现实地成为圣人。就个人而言,我“如今所是”并非我所当是,但是,令我学习“我所当是”的各种资源,却恰恰镶嵌在我如今所是的结构之中。尽管现实上学圣人的过程永无止境,每一个人却都是潜在的圣人,这一吊诡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境遇和脉络,正是在这样的境遇和脉络中,人们在追求着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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