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谈到与刘邦的君臣关系时是这样说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而刘邦在评价大将韩信时是这样说的：“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如果韩信不死，荣宠而终，他们二人必然是千古君臣知遇的典范。
到底发生了什么，最终使得韩信在公元前196年，被吕后斩杀于长乐宫钟室。
公元203年，是楚汉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年，成皋之战进入关键阶段。当时刘邦攻占成皋，驻军广武，与项羽正面对峙，处境艰难。但在项羽的后方，韩信在潍水一役中击败了有勇无谋的龙且，又在郦食其说服齐王投降后，发动突袭平定了齐国。
这时的韩信做了一件蠢事，使得本来融洽君臣关系出现了裂痕。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四年，遂皆降平齐。（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他派使者对刘邦说，齐国情况复杂，希望自己能以代理齐王的身份管理齐国。
韩信的邀功请赏无异于‘乘人之危’。这就像老板在焦头烂额，正是需要你卖力的时候，你却先谈待遇问题。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是老板员工还是亲朋好友，这种做法都会让人反感、忌恨。只不过在今天，你大不了可以跳槽，可以不来往。而在古代，这样做却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垓下之战的前夕，韩信故技重施，再次摆了刘邦一道。
《史记·彭越列传》：（刘邦）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柰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从陈以东傅海，从陈、颍州北以东，亳、泗、徐、淮北之地，东至海，并淮南、淮阴之邑，尽与韩信。韩信又先有故齐旧地。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
韩信第二次的邀功请赏，明显带有要挟成分：你不增加我的封地，我就撂桃子不干了。刘邦虽然以大局为重，没有跟韩信翻脸。但在消灭项羽后，第一时间“驰入齐王壁，夺其军。”赶往韩信的大营，夺了韩信的兵权。可以说，从这时起，刘邦已经动了杀机。
韩信要求封王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个人贪欲、居功自傲，这其实是一种旧价值观的延续。
当年周武王在灭掉殷商后，大封功臣和同姓为诸侯，统领一方。《荀子·儒效篇》中：“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
陈胜吴广起兵后，六国贵族后裔，如赵王歇、魏王豹、韩王成、齐王田广等人都沿用旧国号复辟称王，连项羽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旧秩序存在。
连张良也对刘邦说：“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先秦时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建功立业，成为掌管一方诸侯。这与后世士人热衷科举，希望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的道理是一样的。
随着秦始皇的统一，新兴的皇权政治对周代以来传统的分封制产生的冲击。
秦代的李斯在廷议时发表看法，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而秦始皇也认为“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所以秦始皇要废分封，实行郡县制，这其实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由于秦代统治时间比较短，新兴的皇权政治在制度上没有完善，再加上传统的分封制文化又深入人心。所以秦朝灭亡后，分封制迅速复辟。旧贵族与新兴的地主阶级都渴望在天下的动荡中分一杯羹，成为一方诸侯。在那时，身怀这种理想的人比比皆是，韩信也不例外。
西汉初期，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这是新旧政治秩序调和的产物。但随着皇权政治的逐步稳固，称霸一方手握军政大权的异姓诸侯王，自然成为了皇权的隐患。韩信虽然被刘邦擒于云梦泽，死于吕后之手。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他其实被卷入新旧政治体制对抗的旋涡中，说白了，韩信就是被历史前进的车轮轧死的。
而刘邦在剪除异姓王的威胁后，立下政治遗嘱：“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非不得封侯。”虽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分封制的束缚，但却是皇权政治的一大进步。至少同姓诸侯以血缘为纽带比之异姓诸侯要稳定的多。
可以说，韩信的讨封既有贪欲，也有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假如当时士大夫所能追逐的最高理想仅限于万户侯；或者名为王爵，而不实际掌握地方军政大权。那么韩信的贪欲或许不会对刘邦的皇权产生威胁。
又如果他能在功成名就之后，天天美酒佳肴，日日莺歌燕舞，远离政治，或许韩信有机会乘着历史的列车荣宠而终。
韩信在公元前196年，因涉嫌谋反，被吕后用计诱入宫中，斩于长乐宫钟室。
对此，唐代许浑在他的《韩信庙》中写道：“尽握兵权犹不得，更将心计托何人？”他认为韩信在拥有兵权时都不反，怎么会在自己无一兵一卒时利用乌合之众和他人谋反呢？
清代学者包彬在他的《淮阴侯庙》一诗中也为韩信鸣不平：“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在包彬看来，韩信尚且要报答一饭之恩的漂母，怎么会反叛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邦？
我个人认为，韩信最后的谋反完全是刘邦逼出来的。所以他在临死之前供出了蒯通，既是后悔也是抱怨，因为他希望刘邦去求证，当初我韩信手握大全都不曾背叛。
对于韩信的死，从功利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看，刘邦剪除异姓王的做法有利于国家稳定。否则一场大战下来，兵连祸结，帝王将相的理想是实现了，而小民百姓都得死绝了。
更何况，掌兵之人杀生太多，就像东汉名将虞诩临死时所说：“我为朝廷办事，正直无私，自己做的所有事情无愧于心。后悔的是在管理朝歌县时侯杀贼数百人，这里面哪能没有冤枉的！”
冤一人，而天下安，未尝不可，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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