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使命的呢？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苏格拉底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在柏拉图记载下来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审判他的法庭上阐述他的人生使命：
“……我是你们感恩和衷心的仆人，但是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永不停止实践哲学，对你们进行规劝，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
“……我每到一处便告诉人们，财富不会带来美德，但是美德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既是个人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
“……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牛虻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自己忙于用所有时间为你们做事，像一名父亲或家长兄弟那样来看望你们每个人，敦促你们对美德进行思考。”
归纳起来，苏格拉底人生使命的核心就是让人追寻美德。当然，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戒律，而是一种通过理性（像牛虻一样）严密省察后内化成自身的德性（相当于康德所谓理性为自己立法的德性）。只有具备了这种德性，人才能走出无知的洞穴，沐浴在真理和幸福的阳光下。
苏格拉底大半生都以对话来劝勉人们追寻美德，为此，他放弃了赖以为生的雕刻工作，并且不像他那个时代的智者一样靠向学生收取学费来维生，所以苏格拉底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其清贫的程度令人咂舌，他常年穿一件破外衣，在寒冷的冬季也一直赤裸双脚，连智者安提丰也讥笑他：“即使让一个奴隶来过你的生活，他也会因为不堪忍受而逃跑。”
尽管如此，苏格拉底却始终不曾放弃他的人生使命，因为这一切都基于他清醒的自我认识。
苏格拉底的父亲索佛隆尼斯科斯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刻匠，大概是受了子承父业的习俗影响，苏格拉底从小就被当成雕刻家来培养，并且快成年时，他的雕刻技术已经是专业水平，据说雅典广场的一尊雕像就是他的作品。但苏格拉底从小就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求知欲，对雕刻事业虽能胜任却并不上心，他经常跑去看书或听名流谈话。一次，他看到一位雕刻家雕刻的作品，突然觉得自己的使命不是雕刻一块块石头，而是雕刻一个个鲜活的人格。后来苏格拉底以清晰的对话著称，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雕刻匠那种善于从混沌的材质中打磨出栩栩如生的雕像的品质。
苏格拉底的母亲菲娜瑞特是一位勤恳的助产婆，她对苏格拉底的影响比其雕刻匠父亲还大。这一点从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提问法称为“思想助产术”就可以看出来。苏格拉底虽是免费为他的对话者进行“思想助产”，但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始终当成一项神圣的工作来完成。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也深受自身原生家庭影响，但不同于宿命论者，他总是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
了解中国历史的都知道，魏晋时期的士人特别喜好清谈。这一点，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人也不遑多让。而且由于雅典崇尚自由的民主风气，清谈更是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男欢女爱，还是政治生活，大家皆可畅所欲言。苏格拉底也深受这种清谈氛围影响。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清谈者。
由于清谈风气盛行，人们学习清谈的需求也就有了市场，由此，智者们应运而生。
所谓智者，主要是指那些很善于说服的人，他们认为不存在什么真理，即使有真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说会道，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智者们几乎无一不是修辞术高手，他们就像当今顶级销售，不论卖什么产品，总能推销出去并为自己赚大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格拉底早早就学会了很多修辞技巧。尽管成熟期的苏格拉底十分厌恶修辞术，但不可否认，他能出色完成他的人生使命，部分要归功于他高超的说服技巧。
一次，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向神的祭司询问天底下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祭司的回答是“没有。”得知这一回答，苏格拉底大惑不解，他觉得自己明明没有智慧，祭司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了证明祭司搞错了，苏格拉底开始省察各种各样的人。他先省察政治人物，但很快发现他们大多言过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智慧；随后他省察诗人、剧作家，发现他们只是善于模仿事物但并不了解真理；最后他想，工匠肯定懂得事物吧？毕竟他们能创造实用的东西，但是通过与他们对话，他发现工匠只是了解自己的本行，并不了解灵魂的真相。苏格拉底一再追问，却无一不令其失望。最后他发现神谕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说他真的有智慧，而是神在借他来向人表明，人的智慧是渺小的，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跟神比起来也微不足道。认识到这一点对苏格拉底来说至关重要。
像许多现代人一样，雅典人对人生也有这样那样的成见，他们受限于自己的时代，以为自己缺的只是钱、权、荣誉、影响力等外在的一切，所以他们总是匆匆忙忙地为生活奔走，至于这种生活是否值得过，他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也不觉得有任何反观自省的必要。他们是如此自以为是以致于很少会或根本不会审视自己的信念。苏格拉底看到了这种生活的后果，即人们在追求着错误的、虚妄的东西，就像那些生活在洞穴里的人。当这种信念受到政治家、智者等鼓舌煽动时，不仅对个人，对国家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因此，作为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牛虻”，苏格拉底的良知让他必须“叮咬”他的同胞。
没有任何强迫，苏格拉底的弟子都由衷追随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从不把自己当老师看。他说：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老师，但若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按我的吩咐去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我也从来没有吝惜给他们机会；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我做好准备回答人们的提问，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如果有人宁可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同样作好了准备。”
他的对话的开放性为他赢得了众多渴望智慧的人。他的追随者既有阿尔基比亚德、克里底亚、柏拉图等名门望族的青年才俊，也有像西蒙这样目不识丁的鞋匠。一位叫埃斯基涅斯的年轻人想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但因为穷，他羞愧地说道：“我是个打工仔，穷困潦倒，身无长物，只能把自己送给你。”苏格拉底立即告诉他：“不，你难道没有发现，你送给我的正是最珍贵的礼物？”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看重志同道合者的情谊。
我们看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几乎全都是他与朋友们的平等对话。他这样做不仅因为他有伟大的人格，也因为他的深刻洞见。他认为朋友式的自由对话最有利于彼此追求真理，而法庭上的辩论或专业答辩没有什么智慧可言，因为这样的对话往往受立场决定，大家喋喋不休一番，不外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正是这个原因，苏格拉底一直有意回避大庭广众之下的辩论。
苏格拉底最开心的事就是能够和朋友一起探索真理，增进美德。
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传道”的使命，但是怎么让人信服呢？苏格拉底认为以身作则才是最重要的。他的所有教导都和他的人格紧密结合在一起。
苏格拉底始终坚守一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的信念，不为名利所动。他没有像智者们那样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只管动用修辞去巧取。他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会使自己陷于不义，而且会败坏整个国家和社会风气，所以他坚决反对智者那一套。
不用自己的人生使命换取财富，就注定了苏格拉底会终生贫困。他对此有清醒认识，但不以为意。智者可以为五斗米折腰，但苏格拉底不会。他认为向学生收取学费，老师就得迎合学生的需求，不能自由传达真理，而与人相处，苏格拉底最珍视的是自由。
不能自由地完成使命，苏格拉底宁死也不会苟且，当雅典法庭审判他时，他没有丝毫退缩地践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在法庭上，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当把他的智慧用在设法逃避死亡上。”其实审判第一轮投票时，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如果他愿意用啼哭哀号来博取审判团的同情（像当时雅典犯人常做的那样），或者他在法庭上不毫不留情地嘲讽那些审判他的人，或者即使被宣判了死刑但愿意在朋友的协助下出逃他乡，他都可以保全自身。但他就是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清楚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找到了属于他的真理，发现了他为之生为之死的信念。他这种对人生使命的崇高追求，激励了无数后人，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布鲁诺、尼采、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甘地等深刻影响时代的人都视他精神导师。希望你也能像苏格拉底一样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用力活出于他人于自己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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