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他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也是历史上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中，受儒教祭祀的人。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朱熹及其思想理论背后的故事。
儒家的失守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经过3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岳飞带领将士们冲下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
这是靖康之耻以来，岳家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
他们乘胜追击，收复了建康府，让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得到一丝喘息。
也正是这一丝喘息让南方的百姓有所喘息。
南宋王朝百废待兴。
而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迫在眉睫，那就是重振儒学。
可能你会产生疑惑，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一直不都是官方正统的学说吗？何谈复兴？
其实早在唐朝韩愈时期，儒家就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开始修佛修道。
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道义”已经不具备说服力让他们继续尊从规则，这让儒家的死忠分子，倍感压力。
其实要说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一千多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理论很不完备，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终极真理”。
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没有给人们指明通往目标的方向，也没有告诉人们具体的修行方式与原理。
虽然那个时候的佛教理论也不算太完备，但也比儒家这种将终极问题悬置不论的情况要好。
何况发展到宋朝时的佛教理论体系不仅完备，还有很多满足不同阶级需求的流派。
并且给你指出了修心的意义和具体的方法，甚至塑造了佛祖、菩萨等各类神明的不同作用的塑像，让你能有求告的目标。
于是儒家学者纷纷投靠佛教的阵营。
难道流传千年的儒家文化真的要就此没落？
就在岳飞收复建康府的这一年，肩负着中兴儒家使命的人降生，他就是朱熹。
年幼立志
当年，九月十五朱熹出生于今福建省尤溪县。
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仿佛生来就携带着某些使命。
朱熹年少聪慧，博览群书，在五岁时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中提字以自勉。
虽然父亲很早就亡故了，但父亲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并且请来了三位学识丰厚的儒者当朱熹的老师。
朱熹，没有辜负父亲和养父的期待，在他21岁的时候，就通过进士的铨试入朝为官。
宋朝虽然科举难度很低，然而能通过铨试拿到具体职位却有一定的难度。
按理说，年少有为，肯定对充满了干劲。
然而，朱熹却发现在朝堂上“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
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士大夫阶层都把自己的精力、财产用在了求神拜佛上。
这也难怪，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
初入仕途的朱熹，就发下一个愿景，要承担起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
他决心不问仕进，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于是他拜当时洛学大家李侗为师，以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
所谓的洛学，是在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颐程颢所创办的学说。
北宋的学术风气很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
在儒家的学术传统里，最高级的事业是给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
而洛学观点的核心在一个“理”字，所谓的理，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而理学，就是通过观察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来作用与自身的修行中。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
这个期间，是他学问集大成的第一步，他专心地研究学问，一做就是六年。
在此期间他还编修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近思录》，这部书汇聚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的语录。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寒泉著述”。
在“寒泉著述”期间，朱熹还和“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龄、陆九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理学好像和心学是相反的两个流派。
然而在王阳明以前，陆九渊的“心学”其实是理学的分支。
他们就两个命题进行了辩论——心与理。
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
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
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
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
也为日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庭抗礼埋下了伏笔。
（王夫之画像）
孟子封圣
不过那个时候的朱熹，并不在太意是陆九渊正确还是自己正确，他一门心思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真理”。
在投身佛教的儒者们看来，先秦的圣贤们固然伟大，但他们的眼光只盯着当下的社会，分析当下的社会如何不好，如何恢复古制度让社会“返璞归真”。
比如孔子一直宣扬着克己复礼，而孟子也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的好处。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然而一千年过去，那时候的封建制早已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曾经的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了小家族大社会。
因此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不再像孔孟一样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心怀天下上，也会思考一下自己个人的修行。
那孔孟给出的准则是什么？很简单：成为为了道义可以奋不顾身的君子。
这个标准说来容易做来难，但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孔孟就没办法回答了，他们只能回答：
“此乃先王之道也。”
为什么先王之道就应该坚持呢？他们会说，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其实并非人们心中的道德变了，而是社会结构变了。
他们遵循的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中。
传统儒家理论仅仅停留在政治和伦理层面，对“终极真理”悬置不论，而佛教、道教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在他迷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孟子》有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给了朱熹很大启迪——性善论。
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善的根源，也就是为什么要修行儒家之道的原因。
如果有人再问儒家：
“为什么要修善？”
就可以回答：
“因为天理至善。”
“那为什么又有恶？”
“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
前者来自天理，也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来自肉身和后天形成的欲望，所以恶。”
那应该怎么做？
朱熹回答“存天理，灭人欲。”
而具体的修炼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总结出来了。
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之学。
《大学》开宗明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这三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
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
《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
而在原本的《大学》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以外，均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时候把它补充完整了。
“格物致知”就是说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
同时朱熹又像韩愈一样，从佛教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示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极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
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
（朱熹画像）
性善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
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和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媲美。
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把它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
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至此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型。
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
儒家也慢慢地回归“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
晚年的凄凉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年近七十的朱熹，早已还居家乡。
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
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它为“伪学”。
他们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
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三年后，朱熹已被各种疾病困扰，他感到了自己大限将至。
然而，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些才能完整，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
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失明。
朱熹仍然坚持自己此生惯行的愿望——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
当年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
虽然当时当权者明令禁止为朱熹大办葬礼，然而他的信徒从四方赶来，为他举行大规模的会葬，参与的人数竟有千人。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17年以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名，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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