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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唯一的缺点,不就是这些想说却不敢说透的事儿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至第二周,在姜文4年巨制《邪不压正》的冲击下,仍然守住了票房冠军的宝座。

目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5亿,冲进内陆影史前十,并且正在将一个个记录甩在身后。

口碑方面,各大购票网站都打着“暑期口碑最强片”作为卖点。

在豆瓣上,随着评分人数超过50万,开画评分仅仅降低0.1,继续稳定着院线国产片的历史高位。

确实,本片是那种史上难得的华语佳作,无论是从剧本、节奏、表演、娱乐性、艺术性还是社会性上来说,都是近乎完美的。

但可惜的是,本片整体离完美还差了一些。

作为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片中对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提出的思考,实在太简单和片面了。

《我不是药神》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我想没看过影片的人也都知道了——天价药。

片中,天价药害的无数人倾家荡产,并且直接和间接的害死了片中的两个主要角色。

药救人,但“天价”害人。

既然害人,那么“天价药”的问题,谁在做恶?

片中的指向性很明显——药企,也就是瑞士的诺瓦公司。

为此还塑造了一个衣冠楚楚,冷血无情,唯利是图的药企代表。

把“恶”的源头归结于贪婪的资本家,确实是最简单也最省心的一个办法。

他们没有怜悯心,脑子里只有钱,这种形象不用深入去刻画,就足够引得观众讨厌。

可这样做,又和那些烂大街的商业片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在天价药问题上,作恶的真的是药企吗?

在这里,我要明确的表达一下态度:不是

药企存在的使命就是救人,从来不是害人。

好,观点表明完毕,我们回去看看片中的剧情: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给病人们代购的药叫“格列宁”,由瑞士诺瓦公司生产,售价4万一瓶。

在现实中,这种药叫“格列卫”,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

适应症和影片中一样,是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包装长这个样子:

就这么一小盒,2003年的时候国内售价23500。

这个价格在03年的时候,卖掉一套上海的房子确实也只够吃三年的。

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患者来说,这个价格是绝不能承受的,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药,买不起,然后等死。

这个药真值这么多钱吗?

远不值。

电影里,程勇从印度厂家的进货价是500元人民币。

现实中,人物原型陆勇从印度的代购价只要人民币两百多元。

仿制药跟正版药的成分差别并不大,所以,诺华公司每盒格列卫的成本,连售价的千分之一都不要。

如此暴利,不顾病人的死活,还不算作恶吗?

你一定很气愤。

但看到这里先别着急,你所看到的只是显性成本,却忽略了药企的隐性成本。

在制药界有句话:

“一颗药的成本只要0.5美分,为什么卖500美元?”

“因为那是第二颗药的成本,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元。”

有一份表格统计了1997年-2011年14年间,全球制药巨头研发新药的成本:

其中,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平均每种新药的研发成本是40亿美元。

而平均成本最高的药企阿斯利康,每种新药的研发成本高达118亿美元。

这些寄托了全人类战胜绝症之希望的制药巨头们,平均一年甚至更久才能获批一种新药上市,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以格列卫为例:

1960年,彼得诺威尔发现“费城染色体”,找到了慢粒白血病的病因,科学家们开始研究治疗方法。

十年后,遗传学家珍妮特罗丽找到了引发慢粒白血病的9号和22号染色体,顺带还找出了急髓性白血病和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成因,被称为“白血病之母”。

又过了十年,荷兰遗传学家杰拉德格罗斯维尔德发现了费城染色体的形成原因——bcr-abl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90年,一位叫乔治戴利的科学家,通过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最终确认了,白血病是人体的酪氨酸激酶激活细胞受体导致的。

看到这里是不是完全不懂了?

这个酪氨酸激酶搞出白血病,整个的过程用最简单的图示看起来,会让人更加眼花缭乱:

从发现“费城染色体”到找出具体病因,就花费了一代代科学家30年的时间。

之后药企又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研发药物,在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1992年诺华公司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编号为ST1751的抑制剂,也就是后来的格列卫。

激酶抑制剂找到后,还要寻找志愿者进行长达数年的临床实验,最终才能通过审批,让新药上市。

最终,在2001年5月10日,格列卫正式宣告诞生!

此时,距离“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已经过去了41年!

41年做一种药,格列卫诞生背后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远不止药企投入的那几十亿美元研发费用。

《我不是药神》中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2年,格列卫才刚问世不久。

在此之前,慢粒白血病是绝症,除非找到合适的配型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不然只能等死。

格列卫出现之后,慢粒白血病被称为“最幸运的绝症”,因为病人只需要每天吃药片,就可以没有任何影响的正常生活。

慢粒白血病患者的5年存活率从之前的不到30%,一下子提高到90%。

所以是药企是作恶的一方吗?

笑话,药企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可药企不是慈善机构,它们也需要盈利才能生存,才能有资金去研制新药,战胜更多绝症。

而且,由于药物的特殊性,它的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

也就是20年之后,一种新药就可以被随意仿制。

何况大多数绝症,全球患病人数并不多,药企只能提高售价,才能在短短20年间收回几十亿美金的成本,并适当盈利。

比如慢粒白血病,全世界患病人数只有几十万,结合患者的购买力和用量,药企制定出了能在20年内回本并盈利的价格。

几十亿美元的成本,价格肯定的会比较高。

况且,格列卫的出厂价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在国内卖23500人民币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香港,格列卫的药店零售价是14800。

我们的邻邦韩国、日本,包括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或者美国,格列卫的价格都只有中国内陆的一半左右。

为什么?

影片结尾的字幕中提到:

2018年5月1日起,国家对抗癌药品实行零关税,拯救慢粒白血病的天价正版药此后正式纳入医保。

就在前不久,抗癌药进口终于零关税了。

这确实是进步,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药品的关税是5%,此外导致药品溢价的因素还有:17%的增值税,医院15%的药物加价,20%左右的流转费用。

此外,还有行贿和贪污。

2012年制药巨头辉瑞的行贿案就涉及了中国,还有2013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行贿案,被判罚了30亿人民币的史上最高罚金。

被调查的葛兰素史克高管估计,药企在中国“上下打点”的成本至少占了药价的20%-30%:

“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劳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和各地招标办以及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

这些成本,通通要算在药价里。

感觉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我们回到影片里。

说了这么多,那么病人吃不起药的过错方到底是谁呢?

是图便宜的病人吗?

就像程勇对警察说的那样:“他只想活命,他有什么错!”

便宜的仿制药是白血病患者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命大于天

他们没错。

程勇错了吗?

靠卖仿制药牟利的时候,他确实有错。

但后来他的主观意愿是救人,而且不赚钱。

患者把他当作“药神”,我们也不忍心怪他。

那么,是打击仿制药的药企错了吗?

如果任由仿制药泛滥,那么它们每研发出一种新药就会亏损,亏损就会倒闭。

药企倒闭了,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药被研发出来,人类在绝症面前只能等死。

最后受苦的,还是病人。

从已经被人类消灭的天花、麻疹,到可以被抑制的慢粒白血病,还有等待被攻克的的各种癌症,艾滋病等。

在这些制药巨头身上,寄托的是全人类的希望。

所以,影片把药企塑造成反派形象,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呢?

其实我写了这么多,导演和编剧们心里一定都清楚。

只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也许《我不是药神》这种敏感题材的电影,在当前的审查环境下能上映已经殊为不易。

也许把影片中的反派塑造为国外资本家,可以成为过审的一道助力。

这么想想,虽然我对片中“天价药”背后问题的探讨很失望,但是又能够理解了。

这样一部电影能上映并且票房大爆,对中国电影整体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如何都比埋没了要好。

《我不是药神》瑕不掩瑜,放眼电影史,任何一部经典,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

可能,这也算本片的一种时代局限性吧。

但我的希望,就像徐峥饰演的程勇在影片最后所说的话一样:

“以后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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