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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党中央在这里建立健全了党政军各工作机构。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正式成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老中办人对党忠诚、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服务大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揭开了党的秘书工作新篇章。
追寻中办红色往事，从老中办人的故事中传承革命精神、砥砺初心使命，必将为新时代党办人当好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935年底，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建立中央各部委，同时恢复由于长征而撤销的中央秘书处。秘书处设有文书科、机要科、会计科，后来又增设材料科、速记室、电讯科和收发室，工作面较之前拓宽，业务上也有新的发展。
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1938年11月入驻杨家岭。当时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各管一摊、机构重叠、事责交错、效率低下，没有统一办事机构、作息时间和收发制度，书报发出去不知是否收到，文件、物品经常遗失丢失，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无章可循，加强中枢机关建设成为党中央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开始组建。
1941年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决定“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要负责档案管理、文件收发、会议组织、党内交通等日常工作，指导各机关、地方秘书工作，建立完善了请示报告和审批制度、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干部供给制度等，第一次较全面地明确了中央各机关工作规范和程序。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延安的诞生和发展，开创了秘书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局面，是党的秘书工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延安时期，老中办人立足实际，敢于拼搏、善于创新、甘于奉献，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各项工作走在前、作表率，成为边区军民争相学习的模范和榜样。
艰苦奋斗树标杆。为克服抗日根据地财政和经济上的困难，打破国民党“饿死”“困死”边区军民的企图，1939年2月，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办公厅指导各机关开展生产，并在杨家岭附近山坡、山沟的荒地划分开垦区。
老中办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斗争精神，带头参加生产，开荒、种菜，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急先锋。在办公厅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都积极参与到大生产中来，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传，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结出了累累硕果。
整顿作风作表率。1942年2月，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大罪状，还批评了程序死板、报告内容陷于窠臼且拖沓冗长的教条主义会风。这些现象，不少都实际存在于当时的秘书工作中，不良文风和会风严重妨碍着党的工作。
在整风运动中，老中办人带头开展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反省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正确的党风、学风和文风，公文写作摆脱了空洞陈腐的“八股腔”，会务工作没有了刻板单调的“八股味”，办文、办会存在的种种弊病得到整治。
精兵简政走在前。1941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倡议，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决定实行裁、减、并三种方法开展精兵简政，并成立由任弼时负责的裁减委员会。
当时的中央各机关对于如何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省开支还没一个成熟的办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任弼时牵头起草了精兵简政的实施方案，最终形成《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将职能类似的机关缩小规模、同类合并、合署办公。实施精兵简政，老中办人率先垂范，仅办公厅机要人员就减少了一半，办公支出也大幅缩减，秘书队伍变得精干有力，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为主的大会秘书处坚持对党负责、严谨细致的作风态度，认真做好筹备服务工作，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极端负责把关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从1940年到1945年，仅由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就达20多次。当时国共关系复杂，有的代表来自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些还曾被敌人关押逮捕过。大会秘书处的同志在对会议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坚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既考察他们的政治觉悟，又考察实际工作表现，通过向曾一起工作的同志调查了解或找其本人谈话等方式，千方百计弄清情况，决不随便下结论或“一棍子打死”。经资格审查，合格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755人（其中新增补246人）。
默默奉献当绿叶。七大召开前，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负责协助领导准备会议文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以及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领导自己动手起草的，过程中秘书协助出主意、提意见、查找资料文献。
这些文件形成初稿后，中央书记处还多次开会讨论研究，大会秘书处的同志根据集体讨论意见反复修改，每次会议结束进行修改后，再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审阅、修改。出台重要文件前集体讨论修改、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做法，作为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优质服务保七大。七大从4月23日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包括预备会、开幕式等前前后后共开了22次会议，大会经过深入讨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原定日程并没这么多会议，因参会代表发言十分踊跃，大大突破原定发言人数，所以延长了会议时间。且每一次会议主题不同、会议召集人不同、发言领导同志不同，会务工作量非常大。
大会召开的地址中央大礼堂，是两易其址最终确定的，没有礼堂自己建，没有纸张自己造，粮食布匹、桌椅板凳自己动手生产。朱德骄傲地说，“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不论是会址选择、生活保障、安全保卫、物资材料、会议作息，还是代表证制作、会场布置、座位编排、文件印制、会议保密、资料整理，大会秘书处的同志在物质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想尽一切办法圆满完成任务，每项工作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值得我们今天的党办人学习。
来源：摘编自《秘书工作》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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