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尼尔·波兹曼写了上面的这段话。作者认为，以电视为主要信息媒介的当代文化正因为其娱乐化、庸俗化、碎片化而逐渐失去生命力，作者对人类文化的前景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对于这种文化危机，作者将其概括为“娱乐至死”。
那么，作者的这种论断是否恰当？考虑到这本书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互联网文化相对于作者书中详尽分析的电视文化，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在本文中打算探讨的问题。而在正式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打算先简要阐述下《娱乐至死》一书的观点要旨和论证思路。
2.1
作者论证时的核心观点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所传播信息的内容，所以不同时代下的主流媒介会极大地影响该时代的文化特征。作者着重分析了三种不同媒介下的文化：口语文化，印刷机文化和电视文化。
当文化的主要媒介从口语转变为文字时，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简言之，文字相对于口语，文字可以被反复审视，被深入思考，被长久保存。只有在文字替代口语成为文化的主要媒介后，哲学、修辞学、逻辑学、历史、科学才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可能。正如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所写：“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
尽管早在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就发明了字母表，柏拉图以后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纷纷留下卷轶浩繁的文字著作，但文字阅读真正成为大众活动则是在古登堡印刷术被普及以后。当17世纪欧洲人移民北美洲时，就处在这样一个“文字阅读成为大众活动”的时代背景中。
接着，作者以怀旧的笔触描绘起了“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17世纪到19世纪的这段时期大概是作者心目中文化的黄金时代。
在17世纪的新大陆，“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特拉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
殖民地美洲出现了这样的可喜现象：在这里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
而当美国建立时，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那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
那么，这种印刷机统治下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呢，我可以将其概括为：理性、严肃、深刻、系统。而且，并不仅仅是传播的信息有这样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特点还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接受并融入其日常生活。作者引用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文字，来阐述这一点：“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为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
随后，作者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1854年的辩论为例，说明当时的民众和现在的民众有多大的不同。
如果要问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这场辩论和现在的政治辩论有哪些不同的话，那最直观的回答就是前者的持续时间实在太长了。在1854年10月16日这天，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接着轮到林肯发言时，已是下午5点。林肯善意地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个饭，因为他的发言很可能也会持续同样多的时间。听众们愉快地接受了林肯的建议，吃饭后再回来继续聆听后面的4小时辩论。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作者感叹道，“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院候选人。但是，听众并不太关心辩论者的政治级别，他们更关心的是辩论的内容。
如果说辩论的时长反映出听众的注意广度，那么辩论的内容就可反映出听众的理解深度。
“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林肯七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的著名演讲。”
听懂辩论的内容需要大量背景知识的支撑，同时，辩论者的措辞也是精深奥妙的。以林肯在辩论中所说的一个复杂长句为例，作者宣称：“很难想象，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
作者详细地叙述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这场辩论，是因为它“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
接着，对于阅读是如何促进理性思维，作者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正是由于阅读有这样的促进理性思维的功能，而当时的美国人又是这样的崇尚阅读，所以就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特征。作者将这个时期，称之为”阐释年代“。但到了19世纪末期，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2.2
”娱乐业时代“的先锋，是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的电报。电报能让我们及时了解到千里之外的事件，这在社会生产中自有其价值，作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作者更关心的是，电报对文化的冲击。
在电报发明之前，人们对于消息往往考察其是否有长久的价值。而电报则把消息的时效性推到了前台。一个消息，只要它是及时的，新鲜的，它就能作为一条新闻，如果它足够引人注意或耸人听闻，它就有潜力上报纸的头条。但是，这条消息对读者究竟有什么用呢？作者如此写道，”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消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同时，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了短暂的、零碎的、冗余的公众对话形式，而与电报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的摄影术则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对于摄影术和普通语言的不同，作者进行了精妙的区分：”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
我愿意这样来解释照片和文字的这种区别：对于一段文字，你可以思考、质疑和批判。但对于一张照片，你能质疑它什么呢？除了照片的真实性以外，你似乎找不到别的可以质疑的地方。
这就是摄影作为一种信息媒介所带来的”隐喻和暗示“了：它鼓励了解，而不是理解；鼓励观看，而不是思考；鼓励暂时的、具象的内容，而不是长久的、抽象的观点。
可以看到，摄影和电报的内在倾向是相当一致的。所以，两者自诞生以后就很快地结合在一起，新闻往往会配上数张照片，而文字则成为了照片的配角。摄影和电报合力构造了一种”伪语境“，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
随后，作者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广播、电影），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
作者接着指出，这个躲躲猫的世界虽然由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所创造，但它毕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但电视出现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2.3
电报、电影、唱片和广播都只涉及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电视却涉及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作者这样举例道：“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而去买唱片。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
于是，在电视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电视来表现。但是，这些东西在通过电视来表现时，还能保持其原来的性质吗？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作者指出，不管多严肃的东西，一旦通过电视来表现，都将不可避免地打上娱乐化的烙印。
作者举了个例子：在1983年11月20日，在颇受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了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节目制作方的初衷是想组织一次严肃深刻的讨论，甚至没有在节目中加背景音乐和广告。但到了最后，这次讨论节目仍变成了一次各说各的作秀。
为什么会这样？是邀请的嘉宾的问题吗？是会议组织者的问题吗？作者认为都不是，问题出在电视这种媒介的特点上。
电视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强调画面和表演。而人的思考过程，由于缺乏画面和表演，所以是不适合上电视的。但一次有深度的讨论，必然是伴随着讨论者的不断思考。如果把思考这个过程抽离掉，那么这讨论就无可避免地沦为一场事先准备好的表演。
电视的特点之二，在于它有很强的时间限制。一款讨论节目的时间有限，分配给每个讨论者的只有短短几分钟，那么你能指望讨论者能进行多么有深度的对话呢？
不仅仅是讨论节目的肤浅化，作者随后用了四章，具体分析了电视是如何让新闻、宗教、政治、教育变得娱乐化的。
2.4
在新闻栏目中，播报员最常用的一个短语是“好……现在”，以此作为一条新闻到另一条新闻间的过渡。一条再严肃、再沉重的新闻，经过一个“好……现在”，可以马上跳到另一条轻松愉快的新闻上面去。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有什么是真正严肃的呢？
另外，这些碎片化新闻的纷至沓来，也让观众无法分析其中某条新闻的内涵和意义。这里就可以看到电视传递的信息和书籍传递的信息之间的巨大不同了。一本书中，上下文是有联系的，在这样的联系和比照下，读者对信息的接收是系统的，获取的信息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而在电视上，一切却是割裂的，看起来身处信息的海洋，其实却置身一个个信息的孤岛。
关于电视是如何让宗教节目娱乐化，作者指出：“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但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这个很好理解，你在香烟袅袅、庄严肃穆的教堂中听着布道，跟你在电视机前，边吃爆米花边听布道，感受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为了提高收视率，电视上的宗教节目致力于”给人们想要的东西“，这就变味了，因为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宗教领袖，都是致力于给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在分析电视是如何让政治娱乐化之前，作者先分析了广告在一百多年中的发展和变化。印刷时代的广告，会用文字直接陈述自己产品的特点，陈述当然有真有假，但读者可以判断其陈述的对错。而到了电视时代，很多广告已经放弃了直接陈述，而改为用图像和情境去感染观众。比如，“一个明星拿着某产品，嘴角露出幸福的笑容”，对于这种广告，观众无法质疑其陈述的对错，因为它压根就没有陈述。也就是说，电视时代的广告，其语义是丧失了的，它不再是一个命题，而是变成一个口号。
作者随后指出，美国的政治选举，也正在变成一个个电视广告。对于电视上的竞选者，选民们更关注其形象是否得体迷人，言辞是否机智幽默，态度是否和蔼可亲——画面和表演，这也是电视这种媒介所擅长表现的，而竞选者的政治立场和执政观念，他的执政能力和业绩，这些对于政治选举真正重要的东西反而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作者不无调侃地写道：“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
比政治选举在电视时代的肤浅化、表面化更严重的问题是，电视正把人民群众变成一群快乐而无知的羊羔。美国建国之初，立法者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于是在《权利法案》中，他们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他们以为，只要好的思想和言论不受限制，民众的智识和改善政治的能力就不会被剥夺。印刷时代的开国元勋们不会料到，电视时代会浮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不需要限制言论自由，只要娱乐信息足够多，人民群众就会完全淹没在娱乐的海洋中了。
“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电视“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最后，在关于政治的这一章结尾，作者讽刺地写道：“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对于电视上的教育节目，作者指出了这些节目共有的三个特点：不能有前提条件；不能令人困惑；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显然，教育节目有这么三个特点，是为了对观众友好，保证自身的收视率。
但是，如果教育不涉及预先储备的知识，没有令人困惑的难题，没有深奥抽象的阐述，那这种教育又还能教给观众什么深刻的东西？
如果只是教育节目自身缺乏深度和品质也就罢了，电视对教育更大的伤害是，它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
看过电视上这些近乎娱乐的教育节目后，人们容易觉得，教育就应该像电视节目这样让学生感到快乐，如果学生不快乐了，那就是教法有问题。但是，作者强调，教育从来就不应该是全然只有快乐。“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
事实上，卓有成效的学习必然伴随着痛苦。你要坚持不懈地和遗忘作斗争；你要潜心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打通知识点和知识点之间的连接；你要进行深刻的思辨，明晰观点和观点间细微的差别。如果说学习是甜美的，那也是用汗水浇灌后结出的果实是甜美的。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电视上的教育节目却做着相反的工作，它通过娱乐把学生推向平庸。
3
以上，就是《娱乐至死》一书的主要内容。作者对电视时代的文化发展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而且对于如何解决“电视让文化娱乐化、庸俗化、浅薄化”这一问题，直到书的结尾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科技和时代的发展却以一种多少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互联网时代”代替了“电视时代”。
尽管今天的电视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媒介，但毫无疑问互联网才是当今文化传媒的主角。
或许有人会质疑道，现在和过去的“电视时代”相比，娱乐业不是更加发达了吗？庸俗无聊的内容和碎片化的信息不是更加多了吗？为什么你觉得文化发展的问题解决了呢？
我认为互联网有以下三个不同于电视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会有更健康的发展。
第一，互联网上，人对于信息的获取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电视上媒体为我们提供的是定制好的信息流，观众可以拥有的选择不多，最多只能换台选下节目。而由于节目与节目之间是缺少联系的，所以观众通过电视获得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缺少语境的。
但互联网下的信息不同，如果你对某段信息有深入了解的兴趣，你可以通过超链接和搜索引擎获得更多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讲，虽然很多信息单就其个体而言，仍然是碎片化的；但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互联网上方便地搜集相关信息，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当然，有些读者从中受益匪浅，也有些读者只是从一条庸俗无聊的信息跳到另一条更加庸俗无聊的信息。但这是信息接收者自己的问题。而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再像电视上的信息一样被割裂为一块块孤岛，这点应是没有疑义的了。
第二，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再像电视上的信息一样受制于收视率和播出时长。
电视上的节目为了争取收视率，同时受播出时长的制约，其内容必然会偏向大众化、娱乐化，而有深度的内容则凤毛麟角。但互联网上的信息就没有这一层约束了。虽然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博取眼球的娱乐信息，但严肃深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至少是可以存在的。这点比起电视来，就更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了。
第三，电视上是极少部分人为绝大部分人创造信息内容，而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造者。
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决定了上面的信息内容不太可能被操控，被人为地限制。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内容，也为文化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虽然个人创造的内容将永远良莠不齐，但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至少有一点是电视时代的文化所不具备的：它将获得多元化的全面的发展。不再像电视时代一样只偏重娱乐这一面。
最后，我想谈谈《娱乐至死》中作者透露出的价值观。容易被误读的一点是，作者其实并不反对娱乐信息，作者反对的是把一切领域都娱乐化。这就好比有一种主食是最有营养的，但我们也不反对人们去吃烧烤、快餐等种种没有营养的东西。但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只吃烧烤，那就很有问题了。
至此，我想可以对标题中的问题给予回答了：的确，这个时代仍然“娱乐”，甚至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娱乐”，但它并不“至死”。
4
尽管《娱乐至死》一书所批判的“电视文化”已经不太适用于这个时代，但得益于作者犀利的思想，流畅的行文，这本书在今天仍是值得一读的，书中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的一大目的，就是像大家推荐这本书。这也是我“荐书”系列的第一篇。
最后，就以《娱乐至死》中，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完）
荐书系列第一：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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