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三大新动力：集聚、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
导读：未来一个时期，强调生产效率、社会包容性和资源可持续性的新型城镇化将从供需两方面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的动力将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流动性以及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同时，数字化也将推动城镇化动力发生根本性变革。
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产业集群已经促进了我国企业的集群化和专业化，推动我国经济活动的集中度提高，其中高技能和高技术产业的地理集聚尤其显著。我国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度仍然偏低，在21世纪的前20年，大部分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幅高于人口增幅，较低的城市人口密度会抑制集聚效应。
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连通性和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减少了劳动力流动的社会障碍，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使生产率提高和收入趋同进程放缓。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壮大，但农村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的中等收入者比重远低于城镇人口，不利于推动国内消费增长。
数字化的发展将极大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驱动力，进一步影响我国城镇化的动力和格局。
我国过往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为基础的。其中包括劳动力从农村活动向城镇活动的再配置。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劳动力的跨空间和跨行业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将继续驱动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对各产业各部门的改善和进步有着重要影响。随着我国各产业日益趋近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经济增长红利与能否利用好经济集中度（经济集聚）的提高、规模经济（专业化）的提升和生产要素更为有效的配置（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将日益紧密。今后，强调生产效率、社会包容性和资源可持续性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从供需两方面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在供给方面，经济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使企业从规模经济效应中获益，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融合。流动性和连通性的提高将促进知识共享、劳动力匹配，并最终推动就业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在需求方面，城镇化包容性的加强将扩大城镇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他们对更优质服务和生活方式的需要也会反过来刺激内需。上述力量已在过去四十多年给我国的经济格局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并将在今后带来更多变革。工业和服务业等快速发展的部门之所以位于城市地区，其关键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城市有着高度密集的经济活动，使企业得以充分利用由邻近其他相同或类似产品生产者（地方化经济）和邻近各类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商（城镇化经济）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地理集中有助于企业共享投入供应商、匹配就业技能、相互学习（Lucas，1988；Moretti，2004）。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产品创新都来自大城市。各式各样的大城市为企业尝试多种创新型产品提供了温床，一旦这些产品的工艺流程得以形成，便被转移至专业型城市进行大批量生产（世界银行，2009）。因此，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日益集聚化和专业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融合。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产业集群已经促进了我国企业的集群化和专业化。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多数城市都推行多样化的生产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城市依然保持着多样化，而市场力量却使得我国很多城市变得更加专业化，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靠近水路、与国际市场相连的城市最先利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的低物流成本，走上了专业化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我国企业在针织羊毛衫、鞋、电子产品、纺织品和其他一些产品领域，建立了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产业集群，如纺织服装行业的产业集群位于浙江省，女装在杭州，男装在温州，袜子在宁波。我国经济活动的集中度提高，高技能和技术水平产业的地理集聚尤其显著。各省产业集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表明，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生产集中程度比纺织品高出两倍。先进服务业（除酒店、餐饮、批发和零售以外的服务业）的集中度则更高。例如，研发的集中度约为制造业集中度的两倍。由于服务业所需土地相对较少，因此，服务业可有比制造业更高的就业密度，且更有可能从集聚和城镇化经济中获益。集聚化和专业化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Lin等（2011）利用我国纺织行业2000～2005年期间的数据，分析了纺织业在我国南部和西部沿海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集聚化在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聚和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正相关。已有研究发现（S.Y.Ke，2013），产业集聚的差异，可解释地级市间2/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以及省级和副省级城市间半数以上的差异。此外，我国最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对120个城市的12400家制造业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位于最大规模城市的企业的生产率更高（世界银行，2006）。不同产业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集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有所不同——小城市往往注重成熟产业，而大城市则注重服务业和高技术水平产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交通成本的下降能够提高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以从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中受益。这些所谓的内部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包括：企业以批量折扣价格购入中间投入的能力，由于运营企业的成本固定而带来的平均成本的下降，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学会以更有效的方式运营企业。另外，大城市居民面临着拥堵及住房、食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生活成本更高的压力，因此，城市规模越大，其从产业集聚中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小，且可能面临严峻的集聚不经济问题（Muth，1969；Fujita，1982；Henderson，2002）。 图1 我国286 个城市人口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1990 ～2012在过去十年中，逐渐成熟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开始逐步迁移出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在1500万及以上）。县级单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在2000～2010年期间从41%上升至50%，制造业已开始从地级市向县级单元转移。这也导致我国较大规模城市的服务业在其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更大。超大城市（人口在1500万及以上）的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在2017年已超过70%。从行业来看，不同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和转移特征，如集成计算机组装业的集中度已出现下降，而获益于规模经济的钢铁行业在各省份的分布依然相当均衡，这是由此前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影响所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钢铁生产等关键性部门更愿意选择到边远内陆地区（Fan，2003）。针对我国的研究显示，土地和住房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了产业的地理位置选择（范剑勇和邵挺，2011）。但是，可以充分发挥集聚化和专业化的力量支持我国向高技术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虽然先进服务业在利用集聚化和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进程偏慢。尽管制造业已开始从我国最大城市移出，但与美国和韩国的城市专业化模式相比，其速度仍较慢，在美国和韩国，较小规模城市在制造业专业化方面处于主导地位（Henderson，2001；Henderson，1997）。与此同时，由于在我国，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等规模城市，其金融服务业的本地化程度都较高，因此，随着制造业继续移出我国的大城市，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仍有待提升。虽然城镇化正快速发展，但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在2019年为53.9%，仍比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5.4个百分点。但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而言，我国并非例外。但不容忽视的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人均附加值持续落后于工业行业就业人员的水平；同时，相对于总劳动生产率而言，服务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过去四十年间持续下降。较低的城市人口密度会抑制集聚效应。我国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度仍显著低于美国：美国前十大都市区贡献了38%的GDP，而我国的该比例仅为美国的约一半。同时，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也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此外，由于在过去十年间，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我国的人口密度持续下降。2000～2019年期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增幅高于人口增幅。土地价格信号的扭曲加速了土地用途的转变。过多的土地从农村用地转为城镇用地，政府能够征收土地且不必支付公平市场价格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利用土地租赁收入来支撑其资本开支和经常性开支。在35个我国城市，城镇土地价格增长越快，密度提高就越快，土地价格低导致城市的不断扩张。重庆和深圳都位于右上区域，这两个城市引领了在我国农村土地赔偿改革方面的试点。这些改革提高了征收农村土地的门槛，增加了农民的土地赔偿收入，使得城镇土地价格走高，遏制了城镇的过度扩张，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图2 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和人口变化百分比（2000-2010）密度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随着密度的下降，为实现持续增长，就需要更高的资本积累以抵消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在经济密度下降的城市，其增长常常是由资本积累而非生产率提高所支撑的。由经济力量驱动的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城市规模经济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使得企业有能力开出高工资——这是促使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转移的关键力量之一。城市需要通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来利用规模经济。集聚化和专业化的收益曾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的关键动力之一。新转移人口以往是被城市的高工资吸引而来的，而不是被从农村地区推出而流向城镇地区的。仅在2000～2017年期间，就有超过2亿我国人为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地区。沿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半数以上的迁移人口都流入了沿海地区。事实上，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据估算，在过去几十年中，劳动力迁移对GDP的贡献率超过20%（严，2007）。这些流动性高的转移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性投入。其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1.5%，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为48%，在建筑行业中所占比重为18.9%。从输入地看，2017年东部地区吸纳了全国55.8%的迁移人口。由于较大规模城市的集聚经济潜力更大，他们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转移。在过去十年中，我国较大规模城市吸引了更多的迁移人口。跨县转移人口流向薪酬水平更高的地区，即城市薪酬水平越高吸引的转移人口越多。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表明，农民工为发展更快的行业做出了贡献。2004年以来，第二产业半数以上的就业人员为农民工，这也反映了第二产业一直是农民工的第一大就业领域，迁移人口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服务行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服务业工作的转移人口的比重也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连通性和劳动力流动。这方面影响最直接和突出的是公路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1978年，全国公路仅8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为0，二级以上公路仅1万公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央明确把加快交通运输发展作为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任务，公路交通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通信设施改善也有助于提高连通性，便利就业机会信息的获取。1978年全国乡村仅有电话73.4万户，1990年增长为146.6万户，2000 年达5171.3万户，2018年达5346.2万户。从全国来看，1978年每百人拥有电话0.38部，1990年达1.11部，2000年达20.1部，2019年更高达128.02部，平均每人拥有超过一部电话。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减少了劳动力流动的社会障碍。2019年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100％；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5%，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总规模达到331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全国共扫除文盲28.27万人，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5.28%。1986年，农村劳动力中，有1/4的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但这一比重到1995和2005年分别下降到16.9%和9.5%，到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7.9%，2019年文盲人口仅4.7万人。但是，与其他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流动性还是受到了一些制约。首先，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城镇化率为70%，而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仍低于这一水平。同时，其他发展我国家在经历快速发展时期的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为5％～6%，而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年增长率为3％～4%）也仍较低。其次，多项指标显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到抑制：农业就业过剩现象依然显著存在，并非所有农村迁移人口都在城镇地区正式登记，城乡薪酬水平差距仍较大。我国的改革进程已超过40年，劳动力转移受到限制使得当前的城乡差距大于1978年。劳动力流动性受限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使生产率提高和收入趋同进程放缓。在美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已使各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薪酬差距几乎消失。Caselli（2001）的研究表明，城乡间人口迁移促进了美国农业和非农业薪酬水平的趋同，特别是对较为贫困的农业州，促进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缩小：随着城镇化率从28%上升至74%，南北劳动收入比从2.4∶1下降至1.1∶1。类似的，韩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其在1994年完全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这距离朴正熙开启韩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仅过去了33年。农村和城市间以及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和连通性都在增长，有力的提升了就业水平。在过去一段时期，就业增长有所放缓。到2017年，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近10年间的平均就业增长率已降为5%[1]。三、新兴中等收入人群将要求获得更好的服务和生活方式中等收入人群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对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阶段。城市在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扩大和国内消费增长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新兴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将要求获得更好的服务和生活方式，从而推动需求侧的经济增长。虽然城镇化不断推进，但家庭收入差距较大、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小、高家庭储蓄率等问题，正束缚着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发展。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较大的国家已经通过创新和服务业发展，成功地实现了从出口驱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过渡，降低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Gill，2007）。从需求角度来看，中等收入人群尊崇勤劳、贤能主义、节简和教育，这有助于物质和人力资本实现快速积累（Kharas，2007）。自14世纪以来，中等收入人群一直是创业和创新的源泉，也是现代经济繁荣发展所依存的小企业发展的源泉（Acemoglu 和Zilibotti，1997）。从供应角度看，中等收入人群拥有稳定的居所、有保障的职业、健康和教育机会，并有可支配收入用于休闲娱乐开支，“新消费主义”由此诞生（Schor，1999）。已有研究表现（Nomura，2009），需求曲线在6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出现拐点，此后，耐用消费品和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者愿为获得更好的质量而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推动了品牌附加值和产品差异性的发展。城市集聚效应不仅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需求——城市能提供与高人口密度相关的消费便利。高人口密度又与高家庭收入相关，因为规模经济使得企业有能力为劳动力发放高薪。反过来，高薪与高人口密度带来的社会互动相结合，促进对消费便利需求的增长。人们可以在城市享受涉及大额的固定成本的现场音乐会、戏剧和其他商业演出等服务。有人认为，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便利正是由于许多大城市的复兴（Glaeser 和Gottlieb，2006）。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能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消费优势。众所周知，可用消费便利设施的价值是很难估算的。要估算有多少家庭愿意为享受这些便利而付费，一种方法是比较各个城市的住房收入和成本。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存在一种与人口密度相关的正消费外部性，那么大城市调整了住房和交通成本因素的收入就会更低。的确，我国大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比所有城市地区的平均水平高30%，而每平方米的住房成本是平均水平的两倍。但是，过去十年中最多的人口增长仍然出现在大城市。城镇化初期一般会出现消费比重降低。尽管全国性的城镇化和消费数据显示，城镇化率与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有强关联性，在城镇化的第一阶段，通常会出现发展不平衡问题——较高的收入不平等阻碍中等收入人群发展以及消费占比下降。如同其他经历高速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这一转型常常会导致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和投资驱动，而不是由服务业和消费所驱动。从农村活动转为城市活动的结构性转型会释放出新的增长潜力，且新增收益也远高于劳动报酬的实际增长。尚留在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抑制薪酬的上行压力。其结果是，上述收益主要为企业所获取，使得企业得以保持高水平的企业储蓄率，从而支撑其资本密集型增长（图3）。与此同时，实际工资的小幅增长使我国得以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一个简单的“二元经济”模型即可说明，剩余劳动力从农村部门向现代经济的转移，辅之以投资的增长，是如何带来快速但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的（Lewis，1954）。但是，我国不平衡发展的时间，已远超过其他经历快速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国家。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各不相同——在中部和西部省份，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由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投资刺激措施，这些地区的不平衡问题在2008年以后加剧。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这些地区，此类投资的回报已开始下降，使得保持现有经济活动所需的投资水平日益上升（Lee， 2013）。这一状况与沿海省份形成对比。在沿海省份，因为以往投资的回报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长，使得以往的高投资率已开始转为个人消费的逐步增长。以全球标准衡量，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一直在扩大，但相对水平仍然偏低。根据陈昌盛等（2020）的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壮大，2018年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到31.3%[2]，绝对规模超过4亿人，但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中等收入者比重远低于城镇人口。我国在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总体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问题是正常的，尽管其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前所未有。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开始缓和（当进入一个富裕水平高得多的阶段时不平等问题又开始加剧）。当前，我国正在快速接近这一人均收入水平。有迹象表明，我国可能正在接近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改革初期，农村内部不平等（0.33）状况比城镇内部不平等（0.24）状况要严峻得多。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城镇内部不平等已大大加剧，尤其在把转移人口计算在内时。但是，我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仍与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相当。从2008年到201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91降到0.468。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2007年和2013年全国基尼系数的贡献份额从62%下降至54%，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份额也有所下降，从15%下降至13%（李实等，2018）。然而，城乡收入差距自2009年起开始下降，消费差距则早在2004年起就开始缩小。此外，尽管各省份之间的开支不平等问题突出（最富裕的省份人均支出比最贫困省份高出8倍多，这一差距甚至比巴西还大，巴西最富裕州的支出比最贫困州高出2.3倍），但是，省内各县级区划间的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家庭高储蓄率进一步抑制了充满活力的中等收入人群在我国的兴起。农村家庭和迁移人口储蓄率比类似收入水平的城镇户籍居民高出30％以上。这些迁移人口的预防性储蓄率高，原因是他们缺乏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如政府支持的保障性住房等）；此外，他们获得个人住房贷款的可能性也低，因此他们通常无法以除现金支付以外的方式购得住房。无法获得抵押贷款意味着转移人口不享有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他们无法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住房市场化所带来的城镇财富大规模增值。转移人口工资水平低，储蓄率高，限制了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在服务供给均等、住房可获得性和可承担性提高的前提下，若转移人口消费达到城镇消费水平，家庭消费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将由此提高1.8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道路将提高增长的质量，使增长更高效、更具包容性、更有可持续性。但制定和落实新政策并非易事，需要对原有路径进行根本性改变。全面深化城镇化相关领域改革，对于我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进一步增强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基础而言也是如此。
[1]根据我国城市统计年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测算。[2]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标准计算。本文为“新宏观”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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