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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
从个别地区作为试点进行污染土地的治理，到本周“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最终出台，走过了至少十年的路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中国向土壤污染宣战的一个新的起跑线。其实过去十多年，这样的战争早已打响，国家的投入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的不多，采访相关部门也往往很神秘地拒绝，整体透明度不高。透明度不高，就导致你想批评或者想表扬都很难，或许接下来，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也该增大透明度，让更多公众与媒体来监督。这样，工作好开展，没准还事半功倍呢！
“土十条”出台VS土壤污染形势
中国向土壤污染宣战！
继2013年的“大气十条”、2015年的“水十条”后，我国终于拥有了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顶层设计。作为“土十条”编制的专家组成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土壤环境保护中心的王夏晖主任经历了前后50多次修改的历程。如今，距离2013年5月他接到起草任务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
王夏晖说：“我们接到任务后，感觉任务很艰巨。整个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很多工作都是从零开始。”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薄弱基础的状况相对应的，则是土壤污染形势一天天加重的严峻形式。
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更高达19.4%，这意味着在被调查的样本中，16.1%的土地和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污染超标。
根据此次发布的公报，王夏晖描述道：“南方的土壤污染要重于北方，这与南方土壤的酸性条件有关，重金属的活性是比较高的。另外像东北老工业基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南、西南地区，呈现了区域性分布特点。”
农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成为土壤污染主要的两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王夏晖看来，工矿企业的废弃物排放和农业生产本身农药化肥的使用都会导致农业用地污染，但前者是最主要的污染源。
在更为典型的湖南石门雄黄矿，在矿厂关停后三年后的2014年，选矿车间的砷含量依旧高得惊人。据监测人员表示，这里的砷含量大约是53000毫克每千克，已属于污染非常严重的级别。如果经雨水淋洗，便可能扩散到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
水污染和大气污染95%的污染物质都会沉淀或飘落到土壤之中。在石门雄黄矿区，多年来河水冲走的30万吨矿渣和空气中的两万吨粉末最终让大地遭殃，该地区12平方公里的耕地遭受污染，当地农作物砷含量在当时也严重超标，小麦砷含量超标高达28倍。据王夏晖说，人如果长期食用这种超标的粮食，有可能使我们的内脏、神经等收到损害。
而在城市地区，大量高污染工业企业搬离遗留下的废弃地块成为土壤污染另一大重灾区。《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工业废弃地土壤点位中超标比重达34.9%，是污染超标比例最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涉及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等行业。
工业用地退出市区，改造为第三产业用地，近年来，“退二进三”的浪潮在各大城市依旧如火如荼。2014年以来，仅浙江一个省就累计淘汰关停造纸、印染、化工企业近千家。有专家指出，这些污染地块一旦未经修复就用于开发，其污染物可通过呼吸、皮肤接触等途径，损害人们的身体。要实现对于这些污染区域的治理，首先就要进一步摸清家底。
“土十条”中提出，2017年底前，建成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2018年底前和2020年底前分别掌握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
土壤污染治理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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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突破
经验难推广
在迪士尼度假区开建之前，整个园区内的土壤修复成了首要问题。多环芳烃，焦油，TPH油类......专业队伍用了两年时间，通过物理、化学和植物多种手段配合，同时通过国内首条精准计量的土壤生产流水线，专门为迪士尼乐园生产优化后的土壤。
有着世博园土壤修复的经验，又有雄厚的资金力量和政府支持，上海迪士尼的土壤修复可谓成效明显，但在复制和推广上却有难度。像北京这样走在土壤修复前列的大城市，也常因为修复技术和修复时间问题而陷入尴尬境地。
北京东五环的一片土地，曾是北京炼焦化学厂的旧址，135万平方米土壤受到严重的化学有机物污染，是中国迄今最大的焦化类污染场地。
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该地块将建设8800套保障性住房。污土修复项目于2013年招投标后正式启动，这也是国内首例正式启动的大型化工类污染场地治理工程，投入6亿元。
由于国内尚无成功案例可循，施工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空气中产生的异味，引起周边小区居民的抵制，项目不得不采取间歇式施工。而即便是处理完的土壤，如何处置又成了问题，153万立方米修复土壤没有地方承接消纳。污染土的再利用和处置要经过严苛的管控体系，承接方不愿“自讨麻烦”。
监督执法面临陈规旧法
“土十条”仅仅是个框架
王夏晖说：“现在国家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没有一个专门性的法律，现行标准是1995年发布的，但对于我们住宅、工矿企业用地、商业用地等建设用地，并没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在参与制定“土十条”或是参与土壤修复工作的专家们看来，尽管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但“土十条”的出台，事实上还只是确立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一个框架。与欧美、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土壤修复治理工作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
各地土壤修复工作陆续展开
救火式、短工期 急功近利
和北京上海相比，二三线城市的财政和技术都受到限制，面对迫切的土地开发压力，“救火式”的修复并不鲜见。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多于500天的仅占12.6%，200天以下的项目占比达到66.7%，普遍呈现“短工期”的特点。
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副研究员杜平看来：“没有哪一个场地的修复是一蹴而就的，从荷兰的、美国的以及意大利的这些修复案例来讲，八到十年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时间阶段。”
地方土壤修复工作遮遮掩掩
公众难以参与 社会难以监督
2015年，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竞争性评审项目下发了28亿元资金，第一个开工的是云南省陆良县历史堆存渣场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但当地政府拒绝了媒体采访。
王夏晖说：“当地的居民是有权利去了解他可能未来要使用的这个地块。'土十条'里面专门有一项规定，即在土壤治理修复工程完成之后，要委托第三方开展效果评估，同时把信息向社会进行公开。”
而相对于城市建设用地而言，耕地的治理经验更是缺乏。城市用地利用率高，污染修复的商业模式已较为清楚，而耕地的成分、作物、污染物都不相同，很难有成熟的技术模式推广。此外，每亩地上万元的修复成本也让地方政府难以承受，包括农地质量在内的信息公开难度和阻力也更大。
土壤污染治理的长征路
还要走好这几步
“污染不是一天造成的，污染的去除也绝对不可能是一天能够完成的，特别是土壤污染，因为它有它的特点，包括它有隐秘性、不匀质性，以及长期累积性。所以土壤的修复相对大气和水的修复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更加长期的，更加困难的过程。”杜平说。
借鉴国外经验
谁污染 谁付费
与欧美、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土壤修复治理工作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有日本留学经历，并在回国后主攻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课题的杜平认为，下一步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必要从他国的成功案例中，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方法。
杜平讲了发生在日本的“痛痛病”案例，她说：“在神通川流域有一家做金属冶炼的企业，它把废弃物排到了旁边的农田里，造成当地水稻的镉超标。政府和民众没有意识到镉的危害，就食用了大量含镉的稻米，产生了一种叫'痛痛病'的疾病。”
上世纪50年代，“痛痛病”被确定为与矿山排污中的铅、锌、镉有关，但一直到1978年日本政府才开始启动土壤修复工作，又历时33年，到2011年才完成修复工作，修复土壤面积超过2万亩，投入资金折合人民币约25亿元。
杜平认为，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从这个事情发现到最后法律的颁布，其实经历了大概二十年的时间，这二十年的时间，包括日本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等等。当时发现的问题就只有镉，发现了其它问题之后，才增加了比如说铜、铅、锌这些指标，当然还伴随着一些法律的完善。”
而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经将《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而随着预计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土壤污染防治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显然就是资金。
杜平说：“国际上都有一个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找不到污染主体的，可能地方政府就要承担一部分费用，国家投入的资金量要稍微大一些，但是后期土壤修复行业的长时间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企业的主动参与。”
公众要参与，社会要监督
动辄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资金，就为完成一个土壤修复项目，而当巨额资金投入之后，数年内也未必能够看到显著的成效。
土壤修复本身的复杂性和治理进度的长期性，对于一些依赖以土地出让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来说，或许也将是个艰难的抉择。
杜平道出了某种现实：“他们就会提出质疑，说我交给你一块土地，你去给我做修复工作，可能要五年甚至十年，那时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那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从地方政府到民众，在期待环境改善的同时，对其复杂性和漫长过程能有更为清晰的认知，或许也是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基础所在。
杜平认为：“什么样的污染情况，目前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修复，修复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结果，用作什么样的用途，对周边居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公开的信息。'土十条'的颁布，实际上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使公众参与进来，怎么样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她认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将成为促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支撑点。
视频制作：徐 新 王乐兮 王志坚
微信策划：张大鹏
监 制：徐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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