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先后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的特点是企业产权源自村委集体和乡镇政府；“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企业产权属于家族个人私有；“珠江模式”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外资。这三种模式虽有所不同，但从人文地理学，即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有三：一是企业类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厂；二是企业所在地位于村镇区域；三是企业工人主要是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也就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因此，在本文中，我将这三种模式统称为“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但这一理论的付诸实践还与改革之初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变通性与应用性。
众所周知，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成功之后，中央领导层最大的担心就是，从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该向哪里转移？这一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以及邓小平心里都没有答案，王郁昭、杜润生等农村改革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改革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苏南模式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使中央领导层看到了新的希望。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召见几个中央负责同志讲述自己在2月份考察江苏苏州的经验感受时说，苏州的“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到苏州经验，“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在苏州，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表态支持，使得“苏南模式”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从八十年代开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2020年的今天，在江浙地区的任何一个村庄或乡镇区域里都集聚了众多民营企业，实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和均衡发展。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经济区域的长三角，不仅仅有一个龙头都市上海，还有着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同样实力超强的城市，而且这些市的下辖县，例如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慈溪、义乌、余姚的经济实力也都“富甲天下”。在各种百强县、千强镇的排行榜上，江浙地区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往往包揽了前十强。又同样，这些县以下乡镇和村庄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也非常高。说起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大家可能立即想到号称“天下第一村”的江阴华西村，但不为大众所知的是就在华西村的隔壁还有一个年产值达数百亿的长江村。实际上，江浙地区有成百上千个实力大小不等的“华西村”，社会学家用“超级村庄”来概括这种现象。
同样的模式也体现在广东珠三角，虽然深圳、东莞、珠海、中山这些城市的行政级别是地级市或副省级城市，但其原本只是县级政区，而且现在的区域面积也只相当于一个县级政区，这些城市下面也拥有遍地开花的“超级村庄”和GDP超过中西部地级市的乡镇。
1980年代的苏南乡镇企业（图源：网络）
中西部崛起的现实背景
如今谈中西部崛起，已经不是想象，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作为一个生活在浙江的安徽人，我平均每年返乡一次，亲身体会了安徽的“浙江化”和“长三角化”的历程。再结合近年到江西、湖南、云贵川等省份公出期间的沿途所见，如果仅仅用房屋、道路、私家车这三个指标来评价，中西部农村和江浙农村已经差不多了，而在八九十年代，“安徽是非洲，浙江是欧洲”。2021年4月，我碰到一对夫妻——他们第一次从江西来浙江打工，他们对浙江的第一印象竟然是“这里的房子怎么这么旧，比我们老家还差呢？”
中西部崛起某种意义上是对“苏南模式”的复制，其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要归功于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收入，社会学家李强九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对此有很好的证明。第二，要归功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及中西部制造业的兴起。当年中西部官员在动员农民外出打工时要面临种种体制上和民间舆论的质疑——被骂成是“人贩子”，他们说服民众和上级体制的主要说法是“有一天农民工会返乡创业”。这个梦想没有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也没有发生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却最终规模性地发生在了2008年以后。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归功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例如广东在2008年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
在乐观的同时，我们切莫以为“苏南模式”可以简单地向中西部复制。苏南模式的成功在于动用了全国性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今天的中西部地区做不到的，后者只能利用本土人口资源或者利用返乡人口。所以，中西部要想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固无不可，但要想由此成为像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慈溪、义乌、余姚这样的“人口大县”和“经济强县”，已经非常之难。
第一，中国的农民工资源已经处于只剩下存量、没有增量的“零供给”现状。据“七普”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有许多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乃至超过200万的人口大县，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县也不过刚刚达到100万而已，达到100多万和200万的极为罕见。
第二，中西部县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时不仅面临人口资源早已被长三角和珠三角吸收殆尽的劣势，而且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还要面临本省省会城市的竞争与抢夺，而后者显然拥有绝对优势。“七普”数据表明，中西部省会城市近十年来人口爆增，十年间增量达到二三百万乃至五六百万，增长比例普遍都在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的人口增量既有“省内流动人口”又有“跨省流动人口”，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量则主要来自“省内流动人口”。近十年间，在中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安徽的地级市和县域中，有一半处于低增长，另一半则是负增长，究其因是本土人口多流向了省会城市。
第三，中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困境。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十七八岁或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到了202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4岁，其中，16岁至20岁的只占1.6%，可以忽略不计；21岁至30岁占比21.1%，31岁至40岁占比26.7%，而50岁以上的占比竟然达到26.4%。由此可见，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和发展趋势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将会越来越多。当年苏南模式的崛起依靠的是小伙子小姑娘，而今天中西部崛起依靠的是中年大叔甚至是老头子老太太。据我对河南一些农村扶贫加工厂的考察，里面的工人平均年龄达到70周岁。中西部“未富先老”是有点严重，但“未强先老”却是事实。
三五年前，中西部官员在招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招牌就是人口资源，但事实证明如今在中西部地区，不缺政策、不缺土地厂房、不缺订单、不缺资金，唯一缺的就是人。这个问题，已严重困扰了中西部的县长、村长和厂长。
第四，如果中西部县域要赶时髦发展高端制造业，理论上也几乎不可能。“七普”数据显示，中西部一个县域之中拥有大学学历人员占比基本都在7%至10%，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7%要低7至10个百分点，也就是一个百万人口县域之内的大学生不超过10万人甚至只有几万人。须知，发达如浙江的义乌和慈溪，常住人口达180万以上，但其中大学学历人员只有22万到27万左右；就是在中国第一强县昆山，209万常住人口中也只有46万大学学历人员。
这样的人口结构与人口特征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使在昆山、义乌和慈溪这样强县，都很难产生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型的高端制造业和互联网企业，后者拥有10万至20万的大学学历以上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即使举昆山、慈溪、义乌以全县之力，也很难在总量和结构上满足它们的人才需要。这也就是当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所在，因为发达如宁波、温州、东莞、佛山这样的地级市，常住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员占比要么刚刚接近全国平均线的17%，要么还低于平均线三四个百分点，而在省会城市这个数据基本达到30%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合肥、贵阳、成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过程中成绩格外亮眼的原因。
所以现在全国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不仅是抢普通的农民工，还抢普通的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不仅是高端制造业在抢，低端制造业也在抢——他们需要文员、会计、仓管员、质检员等普通知识员工。但是，由于教育地理的关系，高校资源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大学生们连长三角的乡镇企业都挑挑捡捡，难道还愿意回到中西部的小县城工作吗？据我的调查，在河南的一个县城工业园区里面，企业要招一个文员、仓管员似乎比浙江还要难，因为这里的大学生都留在省会城市郑州，最起码也都心系地级城市。
中西部崛起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在为中西部崛起喝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崛起的只是“强省会”，而没有苏南模式中那种成群结对的“强县”和“强地级市”。“强省会”当然会具有幅射效应，但其“虹吸效应”也正在体现。因此，在总结借鉴苏南模式的同时，我们要对中西部崛起的战略作出新的思考与规划，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战略和产业战略。
第一，中西部崛起的引擎是城市，而不是村镇。也就是说，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苏南模式”，所构想的“农村工业化”与“乡镇城市化”，虽已成功地实现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但却无法照搬照抄到今天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的农村产业可能主要定位于现代农业和旅游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造业。所以，中西部的工业化是“县城工业化”，中西部的城市化是“县城城市化”。顺提一句，这一观点，三农问题专家、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也有过类似表述。
第二，中西部崛起要启动“强县战略”，避免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避免区域发展的失衡。中国自古以来，县级政区具有异乎寻常的战略重要性，即使在“强省会”和“撤县设区”成为时尚的今天，“郡县治，天下安”的道理也不会过时。也许中西部无法让所有的县域都同时强起来或最终全部强起来，但让一部分县先强起来或最终强起来，这样的结果也胜过“强省会”的一家独大。所以，如何抢占先机，利用好有限的人力资源和改革资源，让自己的县先富起来、先强起来，考验到当前中西部县级官员的发展智慧，也考验到中西部省级官员的战略眼光。
第三，中西部崛起的产业战略是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双管齐下。首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不要总想着转移到中西部或者东南亚国家，要走出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来说，发展高端产业并不缺乏资本，缺的是知识、创新和勇气。其次，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应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主要定位于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如果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应当定位于现代服务业。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任务则让县级城市承担，省会城市不应当在这方面与县级城市“抢人”。省会城市要做“水源”，提供新的发展增量，而不是做“抽水机”，吸干了全省的仅有存量。
这方面有两个可比较的案例。
一个是河南的郑州。2010年前后郑州引进富士康，从省长到村长都帮着招工，如今郑州富士康有将近20万工人。富士康给郑州带来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产生的虹吸效应就是一到生产旺季便会瞬间需求5万至10万农民工，从而让全省的劳动力市场都为之剧烈波动，普工的小时工资会涨到30元以上。
还有一个案例是安徽的合肥。他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没有重复低端制造业的路径，而是利用拥有中科大、合工大的高校人才资源，从2007年前后起先后培育了京东方、蔚来等知识密集型企业。如今，合肥的GDP已突破1万亿，近十年的增长率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合肥市政府获得了堪与深圳和新加坡媲美的“超级投资家”的坊间好评。
这两个案例都很经典，都很成功，都值得肯定。但相较而言，合肥模式更成功一些，更符合新一轮发展的趋势。因为郑州仅仅是利用了存量中的人口红利，而合肥则利用了增量中的“人才红利”和“工程师红利”。
作者王辉
任职于浙江民营企业，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企业家精神、知识社会学，出版有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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