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碑帖丨唐代裴平隶书《文宣王庙新门记》拓片
唐代碑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如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等等。从文物与文献价值的角度说，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指出：“撰书题额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氏，亦往往书宫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可以之补阙。郡邑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瞭于目验关中碑志，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村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它处实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闰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
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说，正如马宗霍所说：“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唐代亦是书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自帝王至臣民名家辈出。书作篆、隶、楷、行、草诸体咸备，佳作如林。唐代纸书文字很少得以保留至今的更少。唐代碑刻数量甚多，形制丰富，制作精细，字体成熟，书法高超。
正如《宣和书谱》云：“有唐三百年，书者特盛，虽至经生辈，其落笔亦自可观。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得而各有成就。”
中国书法自诞生以来，至六朝时期，各种字体趋于齐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楷书的成熟，行书与草书也高度成熟。鉴于墨迹遗留下来的比较少，而唐代碑刻为我们保留极为丰富的书法史料。应该说，从7世纪到10世纪的三百年间，中国书法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都在碑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唐以后，人们临习书法，大都取法于唐。
直至今日，历史学家经常大量引用碑志的原始资料，虽然碑拓的价值更多地运用于艺术欣赏和艺术收藏方面。
唐碑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唐碑，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构筑中国古代书法文化的历史，而且对今天的书法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对唐碑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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