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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迁都史:剖析迁都原因的多样性以及成功迁都的必备策略

导读:

迁都,是中国经济在几千年间保持世界高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

纵观古今,京都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水平象征的一座城,然而这座城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于是便有迁都,京都迁徙一说法。

在远古时代,迁都的行为已经存在了,据史料记载,夏商周朝均曾有多次迁都,春秋战国时期更有诸侯国一起迁都的盛况;再到后来的中古,近古,近代,均有京都迁徙的记录。

京都迁徙不止于中国,在世界史里,关于迁都的也大有所在,比如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迁都圣彼得堡,美国迁都华盛顿等等。

我们常说,一件事情要做成功,是需要周全的策略。大家都知道,迁都不像搬家,说搬收拾收拾就搬,迁都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方方面面的考量。

既然迁都如此复杂,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迁都的行为呢,京都迁徙成功需要什么策略呢?

为什么迁都?

1、环境因素

远在新旧石器交替的远古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执政者往往是束手无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寻找更安全的城市作为都城,商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商朝,由汤至盘庚,经历九世,曾先后定都亳,后迁至相、刑、奄、联地,以至坐稳殷地。”

商朝几次迁都的地点及顺序

我们查看上方商朝时期的中国地形图,可以看到,商朝六次迁都,都集中在中部大草原上或者黄河岸边。在农耕时代,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就是最好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毗邻黄河,每当黄河汛期到来,河道不定,洪水肆虐常常发生,这些地方必然会受到洪水的侵害。于是,多次无法抵抗洪水灾害,只能屡屡迁都。因此本人拙见认为,自然灾害等环境因素是远古的石器时代多次迁都的主要原因。

2、战争因素

种族的战争冲突,战火连年不断,关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迁都退让或许是最无奈的,却又是唯一的办法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周王朝迁都洛阳,就是一个经典例子。镐京,自周武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间,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被称为东周。据史料记载,周平王为了顺利继位,逼死父亲周幽王以后,把首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开启。镐京作为周王朝的百年古都,为什么周平王即位后就迁都了呢?原来为了继承王位,周平王请来了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后,大肆烧杀抢掠,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镐京的平民百姓成了幽王父子王权斗争的牺牲品、盟友犬戎的猎物。犬戎是以游牧为生的部落。他们从来就没有中原人的乡土观念,游猎生活才是王道,哪里水草丰美,就要在哪里划地为国,哪里好就去哪里,通过厮杀拼命去争抢,原始兽性尽显。在镐京尝到甜头的犬戎部落,在帮助周平王顺利继位后,经常到镐京附近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处抢掠滋扰。而平王刚继位不久,朝野根基不稳,内患未平,实在难以招架外患侵扰,只好迁都洛邑。纵观中国历史,外族入侵是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而王朝为了躲避骁勇善战的外族,免得百姓生灵涂炭,只好迁都。所以,出于无奈,战争也是迁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平王持剑图

3、人文因素

《迁都议》中,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北魏时期,中华民族出现了一次大融合。鲜卑族是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北魏孝文帝时,王朝开始改革,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契机。当时的北魏内部,因征服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矛盾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因此,孝文帝认为只有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吸引力,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孝文帝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做出了京都南迁的决定。于是,天性善于进攻、突袭的游牧民族和封建、固守,且文明发达的农耕民族迎来了大融合,整体提升了民族素质,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由此可见,人文因素,也是王朝迁都的一大原因。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

4、政治因素

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然而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业等人,集结了十万之众,想要拥李显复唐。这时候,武则天甚至如果仍然把都城设在长安,那么旧室忠臣等“前朝余孽”掀起的复唐之风会成为一个隐患,稍有不慎,可能会使武周夭折。更让刚建立的武周头疼的是,除了面临前朝忠诚的政权斗争,还要应对外敌入侵。679年,东突厥发兵攻入河北;687年,西北的吐蕃反唐夺走安西四镇,并攻入甘肃;同时,山东盗贼长期活跃猖獗。因此,只有迁都洛阳,才能破这个内患外患并存新朝权的死局。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阳为平定内乱、外患打好反扑基础,也有效地避开李唐旧势力的威胁。所以,稳固政权、打击外患等政治因素也是迁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唐时期全图

5、经济因素

绍兴八年,南宋迁都临安府,经济是此次迁都的主要因素。

隋开皇九年(589年),临安府时名为钱塘县,始置于秦朝,县治在武林山麓,人称山中小县。隋朝迁都于临安府城南钱塘江边凤凰山麓的平原上,与江南运河相邻,成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这为临安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宋室南迁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

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南宋迁都临安地理图

由此可见,经济主导了宋朝的南迁,而南迁,也给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历朝历代的迁都原因都集中在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战争等因素上,而都城恰恰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高度集中的象征代表。与其说迁都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历史潮流使然。

纵观历史,每次成功的迁都,都象征着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文明发展,它也是朝代更替,社会发展的一座座里程碑。

迁都成功需要什么策略?

从石器时代到近现代,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了,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迁都,多次成功的迁都,对中国社会文明的进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让然,这里说的迁都,不仅仅指上面剧烈的这些朝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迁都的细节,我们就以著名的北魏孝文帝南迁为例

北魏孝文帝指挥迁都

1、充足的前期准备

史料记载,孝文帝为了成功迁都洛阳,前期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迁徙最重要的就是交通,为了保证了迁徙的效率,保障交通顺畅是最基础的。

《通鉴》八五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等起兵向洛, ‘列军自朝歌至河桥,鼓声闻数百里。帝亲屯河桥以御之。’是南北用兵,此桥见重之始。其后历代用兵,事涉洛阳者,无不争此桥之控制权。……既为兵家所争,故史事所见,屡图破坏。

可见北魏南迁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河桥,而孝文帝在群臣的提点下也深知此桥修建对南迁的重要性,于是便提前拨款修建河桥,河桥原由西晋杜预在孟津所建,为当时空前的盛大工程,大大方便了黄河南北的交通往来,为北魏南迁建立了最基础的保障。如果把南迁比作是一辆车,那么路有了,最重要的就是燃油、动力,而经济正是南迁的动力。在南迁之前,孝文帝下诏:“己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 徐、洛、豫七州军粮”。免除了河洛周边地区州郡的军粮,不用上交,为迁都洛阳后储备战略物资。南迁,全国的动员大会是必须要召开的。孝文帝曾两次颁布《职员令》,用以“厘整时务”,为即将到来的迁都大业作动员和组织准备。太和十九年十二月, “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职员令》正式实施。保旧都,稳住权贵和民心。孝文帝南迁前,完成了册立皇太子的工作,让其留守平城。太子制度是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皇权政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册立皇太子,并让其留守旧都平城,有稳定拓跋鲜卑贵族的政治考量。由此可见,迁都大业想要成功,必须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充分的准备工作。

北魏孝文帝迁都图

2、强大的执行能力

从平城迁都洛阳,其间的困难及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孝文帝是有充分预估的。太和十八年召开留守官员大议,孝文帝曰: “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迁都的第一步就是借道南伐。确定迁都大计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八月, “车驾发京师,南伐”;九月,“幸洛阳, 周巡故宫基址……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南伐是孝文帝向南迁都的重要一步, “外示南讨,意在谋迁”。孝文帝南伐至洛阳后,曾召随从亲信大臣密谋迁都之事。

《临淮王谭传附子提传》: “后诏提从驾南伐,至洛阳,参定迁都之议。”

其后“以预参迁都功,追封长乡县侯”。张彝、郭祚、崔光等人均因 “参迁都之谋”而进爵。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九月, 借南伐之计曾举行大议,最终定下迁洛大计。可见,南伐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孝文帝筹谋已久的南迁大计的第一步,当时骁勇善战的北方战士南伐,可谓是势如破竹,南迁的第一步也是走得非常顺利。南伐成功,宣布迁都。营造洛阳,宣布迁都之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冬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 癸巳,次于石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 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南伐成功,在平衡各方反对意见、宣布解严后,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安抚军心,守住后方。南迁,必然会导致北方军民忧心忡忡,为了稳住政局,预防不测,保证大后方能成为南迁坚实的后盾。孝文帝在迁都期间展开了大规模巡行边镇活动。太和十八年七月至八月,孝文帝大规模巡行北边军镇,大增军饷,稳住军心。 “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俗话说“山高皇帝远”,管不着了。南迁后,北方的官员管理就成了问题,必须通过改革以加强管理。于是孝文帝对官员考课办法进行了改革。

《高祖纪》载太和十八年九月诏曰: “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 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太和十八年九月改制,对于中央官的任期规定为三年而地方官任期仍为六年。此时进行考课年限的重大变革, 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力度,加速官员的升降流转,以使优者升迁,劣者黜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历时近两月。文帝亲告太庙,将祖宗神灵迁往洛阳,平城作为都城的祭祀功能亦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实现正式迁都的标志,也暗示着北魏不再将平城视为都城。太和十九年四月, “太和庙成”。五月,“庚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癸未,车驾至自南伐,告于太庙”。北魏孝文帝在洛阳重建太和庙,将祖先神灵迁居于此,向天下文武百官明白无误地宣示迁都的决心和意志。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整个迁都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孝文帝强大的执行能力,使得北魏的南迁井然有序,每走一步都承接着前一步,也引领着下一步。

北魏孝文帝礼佛画像

3、劝诫好官员和贵族

在古代的社会里,官员和贵族的分量是不可估量的。如何劝诫好官员和贵族,显然是迁都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步。对于反对迁都洛阳的官员和贵族,孝文帝能够听取异议,耐心劝诫。

《任城王附元澄传》: 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 曰: “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 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 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在整个迁都过程中,孝文帝对于拓跋贵族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多听取大臣的心声,表现出了极大地忍耐与宽容。鉴于平城与洛阳气候的差异,孝文帝特准拓跋旧贵族冬夏二居。为了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更是颁布了迁都赦,赦免那些在迁都期间有过错的官员,此为笼络官员之措施,以尽量减少迁都的阻力。

《高遵传》:“及车驾幸邺,(高)遵自州来朝,会有赦宥 ……遵自陈无负,帝厉声曰:‘若无迁都赦,必无高 遵矣!……自今宜自谨约。’”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迁都显然会牵扯到了官员和贵族的权益,他们在旧都苦行经营多年的利益网,哪能那么轻易放弃,就像你在一线城市工作居住了10年,在这个城市打点好了一切,突然要你离开,那肯定是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说到底就是钱不到位。只要利益给足了,自然会愿意迁都,孝文帝也深谙此理。

北魏孝文帝持剑像

结语:

我们首先阐述了京都象征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历朝历代京都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高度集中的一座城,而这座城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朝代更替也会出现迁徙的现象。再者,我们详细分析了都城迁徙的原因,都城迁徙的原因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战争等因素上,而每次都城迁徙,都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文明又向前迈一大步。最后,我们以北魏南迁的例子,深入剖析了都成迁徙成功的策略。从宏观上看,做好一件事情,需要前期的充分准备,其次要以强大的执行力按计划进行,最后抓住关键的每一步,步步相扣,最终成功,都城迁徙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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