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罗马帝国的皇帝却往往都在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的军旅生涯。比如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接手帝国后，小仗不说，光是大的战争就先后有亲自帅兵吞并达契亚以及征服帕提亚帝国的两河流域地区的煌煌武功。至于到了帝国晚期更不用说，即使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乃至四个巨头统治，各个部分的罗马统治者都是在持续不断的领兵作战到处救火中度过的。
之所以有这种明显不同的状态，原因之一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翻译问题，因为罗马所谓的皇帝，其原始词汇其实就是执政官的意思，奥古斯都加上了一个元首，也就是元老院首席公民，但这些职位都是不具有神性的，是属于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而这个执政官本来的历史源流就主要是以国家名义组织军事行动的权力。换句话说，所谓的罗马皇帝本来就是个管打仗的官，像屋大维近乎无限的权力是依托于各种事务性官职的权力叠加，以及把埃及作为私家税户的巨大财富之上。其固然可以用这些权力和财富把自己的子嗣继续推在统治者的宝座上，但这一切既非来自权力本身的神性也不是靠的血缘纽带的正统性。
不过随着帝国的扩大和持续，仅仅是靠这已经不够，于是后来的罗马也不得不从戴克里先大帝开始，将统治者的神性塑造起来，作为帝国统治的一个主轴。刘邦在入主关中后，萧何第一时间为其营造豪华壮丽的未央宫并说出“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壮威”的话，这些其实都是说在帝国扩大后必须尽可能的赋予统治者以神性，来作为维系庞大帝国金字塔结构的一个重要支撑。当然不止是宫殿等视觉上的加成，在君臣礼仪上也是如此，蒙古帝国在早期扩张后迅速开始推广跪拜礼，罗马在进入真正的皇帝统治后也是学习东方的帝国建立其愈加繁琐和严格的礼仪，就是要拉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距离，强化中枢权力的神性，从而最终稳固和强化这个“威权-信仰”的结构。
但到了拜占庭帝国时代，另一个因素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基督教。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是涌入中国的北方蛮族怀着对汉人传统文化的戒心而率先大规模信奉了同样外来的佛教——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兴盛其实就是文明碰撞的表现，罗马帝国率先信奉基督教的也不是意大利半岛上原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贵族阶层，而是东部地区以及下层百姓，以及来自蛮族的雇佣军等。最终这股民间意识形态的洪流又裹挟住了上层统治者，并最终让君士坦丁大帝也选择了在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从而开启了帝国宗教化的序曲。
于是拜占庭帝国就成为了一种带着古罗马传统、并以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同时还模仿亚细亚诸帝国皇权形态的独特帝国。因为罗马共和国源流的政治制度传统具有巨大的惯性，直到罗马帝国中晚期，其也依旧没有建立起完全类似东方帝国的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世袭统治结构，其统治权力的传递往往是以其它的方式，其中比较好的是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最典型就是五贤帝时期，涅尔瓦将莱茵军团的大将图拉真收为养子并传位，图拉真则收长期随自己征战的哈德良为养子并传位，哈德良则以安东尼为养子并传位，这种模式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相比于一个养于深宫不谙世事只熟悉阴暗权斗的皇子皇孙，这些从自己的助手中选择德才兼备者继承统治权的模式，显然可以更大程度的确保整个帝国的长治久安和对外战争。但这种模式的不确定性也很大，如五贤帝的最后一个，也就是哈德良制定的继承人奥利略虽然自身十分优秀，但他最终选择的是自己的儿子康茂德继位，而正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敲响了一段盛世的丧钟。
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模式，因为罗马的权力继承主要依托政治传统和权力较量，最终经常会陷入被禁卫军把持的状态，毕竟所谓执政官只是一个缺乏神性的职位，当局势混乱时由禁卫军推举，由元老院盖章，那么分分钟一个新老大就被推选出来，不合心意再换，直到一个新的真正强势的老大出现重新控制政局。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的传递包括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与东方帝国类似的父子血缘传递，指定继承人，以及禁卫军拥立等非正常手段。
而到了拜占庭帝国，则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拜占庭是承袭了罗马帝国，毫不犹豫地继续强化着帝王统治的神性，但同时，拜占庭帝国时期基督教已经被渗透了社会各阶层，整个国家最终是发展为一个神权之重绝不可忽视的国家，宗教上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比如随着帝国的分裂，以罗马为教廷的派别与以君士坦丁堡为教廷的派别就日益对立，最终东部的教会在教义和权力上都分道扬镳，成为尖锐对立的天主教和东正教。而东部教会内部也不消停，以宗教理念的不同为导火索，甚至爆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圣像崇拜和反圣像崇拜激烈斗争的圣像破坏运动。在这种历史洪流之中，拜占庭帝国的上层统治者自然无法置身事外，而不得不尽量的利用和控制。于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既是整个帝国最高政治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高的司法裁判者，同时也是宗教的最高主宰，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作为东部教会的代表与西部教会相抗衡。因此拜占庭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国，在本系列文中相对类似的只有伊斯兰教体系之下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几个。
政教合一的帝国可以依靠宗教带来天然的政权合法性，但却并不能保证其内部统治的稳定，因为这类帝国往往是教权依附于王权，王权中的暴力规则并没有改变。但是其毕竟使得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得到强化，间接增强了其实施对外军事战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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