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创投20年：中国最强本土创投是如何炼成的？

1999年8月26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在五洲宾馆举办创立会议。

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李德成走向深创投首任总经理阚治东说：“我们很多国有公司成立时就和今天一样，都端着红酒祝贺。但是没两三年脑袋就耷拉了。”

这个细节让阚治东印象深刻，以至于20年后的2019年8月26日，深创投20周年庆现场，他依然说起这件事。

20周年的深创投不仅没有“耷拉”，反而成为本土创投行业的领头羊。

截至2019年7月底，深创投资金管理规模达3472亿元，投资项目1016个，累计投资额452亿元，所投企业上市数量151家，深创投总资产达34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0％；净资产2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9％。年化内部收益率约35％。

“深创投是行业的领袖，我们的榜样。”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日前表示。

在深创投20周年庆现场，深圳市前市长李子彬发言时认为，深圳市场化原则加上激励机制，使得深创投20年来开疆拓土成为国家创投基金的领头羊。

深圳正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新的起点，深创投目标定位为打造全球顶级投资集团。这家国有控股创投机构可以做到吗？

生于1999

李子彬在1994年来深圳上班时，深圳的ＧＤＰ总量为615．1亿元，同比上年增长41．33％，这样的增速在上世纪最后十年能排深圳第三高。

不过，深圳当时制造业以“三来一补”为主体，这在全国来看，并不落后。但深圳市政府认为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提出了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的政策。

而为了扶持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深圳着力打造创新、创业、创投体系。

当时，腾讯马化腾、比亚迪王传福、金蝶软件徐少春、科陆电子饶陆华等创业青年，刚好赶上了深圳这一波世纪末的产业转型升级大浪潮，但也正经受融资难的煎熬。

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早年找银行贷款，因为不知道不动产是什么，闹了个笑话。“发展业务要贷款。银行说要担保。我说可以啊，我们有很多设备。他说你的设备是动产，不是不动产。我说我设备不动啊。对方说你不动但是你可以搬走，不动产就是房子。因此就贷不了款。”

“初期科创型企业是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它的第一笔融资、第二笔融资，只能是股权融资。”李子彬回忆。

李子彬所说的股权融资，是指私募股权投资，通常是指专业机构以非公开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将资金投资于非上市企业股权，最终通过上市、并购、股权置换等方式退出并获取回报的资金运作方式。

中国风险投资业始发于上世纪80年代。1985年，中国第一家专营新技术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企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但此后并无大发展。直到1998年，“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著名的“一号提案”，风险投资才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深圳走得更快。为了培育创投体系，1997年，“深圳市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成立，由时任市长李子彬任组长。为风险投资专门成立一个市长亲自挂帅的机构，在全国算是首例。

随后，深圳制定了相关暂行条例，并上升到专业法规，营造风投行业的体制环境。深圳市前副市长、时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唐杰回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将从英语“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直译的“风险投资”改称为“创业投资”。自深圳市政府的“暂行规定“颁布后，“创业投资”在中国也成为通行称谓。

1999年，首届中国高交会在深圳举办。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了会馆，推销ＱＱ、推销腾讯，最终引起了ＩＤＧ和盈科数码的重视，拿到第一笔风投资金。在世纪末的资本春风下，腾讯、比亚迪、金蝶等先后获得创投资金，一批嗷嗷待哺的深圳未来明星企业得以渡过难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深创投诞生，开启了它的大江大河之路。

△ 1999年，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开业仪式

深创投的公司注册资本由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李子彬回忆，当时本来想让民营企业再出资5亿。但那时大家对创投机构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只张罗到2亿元，一共投资7亿元。

“不塞项目不塞人”

李子彬回忆，当时他们选深创投掌舵者，提出不要纯粹的政府人员，也不要纯粹的专家。最后，当时申银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被任为深创投首任总经理。

1999年加入深创投的大学教授、后来创立东方富海的陈玮认为，阚治东的特点是强调专业化和市场化，有大局观和敏感的商业嗅觉。作为深创投第一任总经理，在几乎没有退出通道，创投政策法规几乎空白的环境下，使深创投从一开始便迅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阚治东被誉为国内创投行业的“拓荒者”。

深圳市政府对深创投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的经营方针，并延伸出两个原则：一是“不塞项目不塞人”；二是“立足深圳，面向全国”。

对于“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据李子彬回忆，当时有两位副市长不赞成，因为5亿元花的是深圳财政的钱，应该只投深圳企业。但李子彬坚持认为，深创投最核心的生命在于选择好项目，如果它选的项目有20％、30％上市，那它就发展了，“哪儿的项目好都可以投。”

最后一锤定音。

2001年，深创投开始在5个城市布局成立分公司，为深创投之后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发掘当地优质企业项目奠定了基础。

也是在2001年，深创投第一次增资扩股，引入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等战略投资者。大众公用在2001年拿出3．3亿元入股，占20％股份，成为当时深创投最早的市场化大股东。

大众公用董事长杨国平回忆，“因为当时要投3．3亿元，投了以后到底会不会打水漂？还是很担心。”后来让杨国平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很严肃、穿西装”的分管领导对他说的话，“你们这个企业好好干，有困难找市场，不要找政府”，让他惊讶地看到深圳官员对深创投的市场化定位。

进入新世纪，马化腾的ＱＱ用户增速迅速，但他不得不东奔西走融资。他好几次找到当时腾讯公司的房东——深圳赛格集团。时任赛格电子副总经理的靳海涛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投的原因是大家看不明白这个项目。马化腾又多次找深创投，寻求融资500万元，也是因其商业模式看不懂被打发了——没有投腾讯，成为深创投“最深刻教训”和“最大的伤痛”。

“一号提案”提交之后，有关科技企业上市的法律法规及创业板的基本体系开始构建。一个个好消息，让创投机构似乎看到资本退出的“黄金通道”已近在眼前。与深创投同期，深港产学研、达晨创投、同创伟业、基石资本等第一批本土创投机构在深圳应运而生。根据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统计，截至2001年年底，深圳有专业性创业投资及相关机构124家，其中创投公司有70—80家。

但随后创业板迟迟未能开启，缺少退出或变现通道让创投机构不断倒闭。据媒体报道，到2006年，在深圳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只剩下27家，管理资本总额只有111亿元。与之相随的是被投企业的夭亡，在2000年第二届高交会签约以及后续签约的233个项目中，最后仅三四家存活下来。

△ 2002年，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坐上本土创投头把交椅

2004年，靳海涛担任深创投董事长。此后掌舵深创投长达11年，将深创投从至暗时刻送上国内创投行业第一把交椅。

2004年的中小板设立，2005年的股份分置改革、ＩＰＯ重启以及倡导政府资金参股创投基金政策出台，中国本土创投业重获新生。

2006年，同洲电子登陆中小板，成为股权分置改革后深创投已投项目中第一家实现Ａ股ＩＰＯ的企业，深创投此前投资的60多家企业迎来集体退出期，在全球多个资本市场上市。靳海涛回忆：“到了2006年，我们才开始进入正常状态，长舒了一口气，欢欣鼓舞起来。”

深创投利用此前铺向全国的投资网络，与各地政府合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发掘当地高成长行业，深创投的年投资项目猛增。

△ 2007年1月18日，深创投苏州基金成立，开创中国政府引导性创投基金之先河

2007年，深创投率先在苏州设立全国第一支政府引导创投子基金，之后一共设立了109只政府引导子基金，得到了全国24个省市地方政府的响应支持，形成了目前创投界唯一遍布全国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网络。

即使在2008年Ａ股暂停ＩＰＯ之时，深创投依然没有停止投资步伐。到2009年，创业板开启，首批28家上市企业中有1家是深创投投资企业。当年，公司在境内外共上市10家投资企业，直接将深创投送上了中国创业投资50强榜首的位置。

创业板被本土创投机构等了10年才出现，它终于打通了人民币基金整个“募、投、管、退”全链条。在此之前，美元基金因为将“募”“退”两个环节设在国外，在中国投资市场形成较强优势，而随着创业板的出现，以人民币基金为主的本土创投机构迅速崛起。

到了2010年，深创投有26家投资企业ＩＰＯ上市，创下全球同行业年度ＩＰＯ退出纪录。深创投此后常年保持中国本土创投机构榜单前三名的位置。以深创投、达晨创投、同创伟业、松禾资本、东方富海、基石资本、天图资本等为代表的深圳本土创投机构强势崛起。

也是这几年，随着通信网络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红杉中国为代表的美元基金与腾讯投资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开始竞相“捕捉”独角兽。

当年囊中羞涩的腾讯已经是投资界巨头，其2008年成立的投资并购部，长期专注于全球范围内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相关领域的投资并购，到2018年底，11年总计投资700家企业，其中63家已上市，122家市值／价值超过10亿美元。

而深创投重点投资硬科技创新项目，虽然一度发力ＴＭＴ领域，但一直不是其发展重点，导致“为何错过腾讯”成为深创投多名高管经常面对同行、媒体的热点问题。

到了2012年11月，ＩＰＯ暂停时，靳海涛又提出“70％精力做服务、30％精力做投资”，抓紧布局Ａ股二级市场，尝试参与了欧菲光、怡亚通等多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成为行业学习对象。深创投此后提出向“综合性投资财团”目标进军，推出并购基金和大型母基金等。

近年来，资本越来越青睐于有自主技术创新的硬科技公司。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首批25家公司，其中4家是深创投投资的企业，成为首批登陆科创板数量最多的创投机构，再度成为行业焦点。

到7月底，国内科创板28家上市企业中，深创投投资的企业数量达到5家，还有7家企业已被科创板受理。松禾资本、达晨创投、同创伟业等深圳创投机构也表现优异。

迈向全球顶级投资集团

8月26日，在20周年年会上，从罗湖区委书记转职到深创投担任董事长的倪泽望称，深创投近年启动了平台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提出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全球顶级投资集团。“作为现阶段为数不多的具备‘走出去’条件和能力的本土创投机构，深创投责无旁贷，必须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助力深圳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但深创投力推的美元基金多年进展不大。

据媒体报道称，深创投内部人士透露，深创投虽然曾经管理过美元且有退出项目，但近年来试图募集美元时却并不顺利。“外资ＬＰ会担心，募资团队能一直稳定吗？高管没有股权激励，能跟ＬＰ的利益保持一致吗？他们不相信有雷锋。”

为了打造全球顶级投资集团，深创投的激励机制如何更具创新力值得关注。

对于一家国有创投机构，如何通过股权等形式绑定、激励员工，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道难题。

从创立之初，深创投就确定：被投项目2％收益奖给项目投资团队、集团年度净利润8％奖励给全公司员工。项目亏损则按实际损失额的1％罚扣。

这样的激励机制有别于传统国企。据李子彬介绍，深圳市政府当时给深创投这么特殊的政策，其他国企都有意见。正是这一大胆的激励机制，使得深创投领跑同行。但随着一些新的行业管理经验出现，深创投也开始面临机制创新的挑战。

2004年之后，为了有效控制风险，深创投规定项目投资团队强制性个人跟投项目总投资额的1％，而公司所有高管，强制性跟投所有公司投的项目，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书记、四个副总一共7个人。

随着2007年《合伙企业法》的修改、2009年《证券登记管理办法》的修订，以设立有限合伙制为组织形式的私募基金、创投企业纷纷出现。有限合伙制企业的责任制度和分配制度更为独特，其出资入股的形式多样，其普通合伙人作为管理者可分享20％的盈利，可减少业务骨干流失。

在深圳市国资委支持下，深创投2016年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员工年度奖励比例提高到公司当年净利润的10％，项目团队奖励比例提高到被投项目投资收益的4％，同时将项目亏损罚金从实际损失的1％提高到2％。同时，在防止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本着稳妥、循序渐进和增量先行的原则，公司制定了新设商业化基金《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持股计划实施细则》，即管理团队在管理公司中持股不高于集团及下属企业和管理团队合计股权比例的30％。该制度已在新设商业化创投基金中全面推行。

今年以来，地方乃至高层先后出台政策，促进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

年初，深圳市推出政策，允许国有创投高管持股30％，鼓励深圳创投机构探索二级市场基金；4月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其中提出“支持国有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类企业的核心团队持股和跟投”。

这些政策，对未来国有控股创投机构的核心团队持股改革，将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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