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
前两天友人来问及为什么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关雎〉解析》中说“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1]，大致聊了几句，意识到学界的洗脑灌输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所以干脆这里先解释一下何以春秋末期存在《诗三百》是非常缺乏可信度的说法这个问题。
《诗》三百之称，先秦典籍只见于《墨子·公孟》、《礼记·礼器》、《论语》。《论语》这本书和其他先秦诸子典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第一，据《论衡·正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可见《论语》最初是称“传”，不是以通常的某子形式冠名的，与先秦诸子结集冠名方式不合；第二，“子曰”这种起句方式，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子”说过的，也就是说，如果《论语》的编者以他人的言论冒为孔子之说，也无从指摘；第三，可能为先秦典籍的这个范畴里，只有《礼记·坊记》明确引过一句《论语》，而前引《论衡》文说明，仅这一条也很可能是汉代窜入的。这意味着，《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如此则说《论语》是先秦文献都很勉强，遑论幻想什么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历代学人无视《论语》中词句特征而刻意拉高《论语》成文时间的行为，不过是传统意识作怪而已；第四，其他先秦典籍引用与《论语》所记相似或相同的句子时，或者干脆不认为是孔子及孔子弟子说的，或者径直称孔子其人而不言《论语》其书，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说明《论语》中拼凑了很多传闻之辞；第五，《论语》有抹除言辞背景的倾向，脱离背景的言辞，很容易被以任意方式诠释，也更容易被改动、增删，这一点众所周知。所以，《论语》称及《诗三百》，完全不足以证明春秋末期《诗三百》是真实存在的。《礼记·礼器》即使相信《礼记》基本皆为先秦作品的王锷先生，也定为战国中期[2]，而笔者则认为由《礼器》杂取诸说和率意造作来看，《礼器》更可能是战国末期成文的，故《礼器》也不足以证明春秋末期存在定本《诗三百》。《墨子·公孟》篇成文之晚，素来有论，其称越王勾践已是“昔者”就足以说明，所以《公孟》篇同样不能证明春秋末期存在《诗三百》定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季札观乐于鲁的内容，历来都被论《诗》者所频繁引用，但《左传》的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此段内容并不可信了，整段内容中预言了陈的“不久”、郑的“先亡”，绝不会早于战国前期，更可能是战国后期才敷衍出的内容，所以季札观乐或有其事，但如《左传》中所记论《诗》如此详细则基本毫无可信度能言。
相对于此，分析先秦典籍对《诗》的引述实际上更能反映出《诗》的结集与传播。据笔者记忆，今本《诗经》内容在先秦文献数百次的引用中，陈风、桧风从未被引用过一字一句，足以说明这两部分即使春秋末期存在，也不曾广泛流传。《鲁颂》除《孟子》和《论语》外，也不见任何称引，《孟子》是其弟子后学所集，成编不会早于战国末期，《论语》如前文所言极可能成编也不早于战国末期。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诗经》是贵族教材，何以其他人皆不引《鲁颂》来证明自己的文化素养呢？日本冈村繁先生《周汉文学史考》曾统计《左传》会谈、会面记载中的引诗和赋诗[3]，在这个统计表中，齐、王、魏、陈、桧、曹六风皆一次未见，冈村繁先生且据该表指出二南、三卫与之后的十风出现频率区别明显。冈村繁先生较相信传统的记载，笔者则不同，《左传》的编成已是战国后期，这些引诗、赋诗内容自然不能全部视为春秋实录，而如果这样的内容尚且不能涵盖今本《诗经》，那么今本《诗经》究竟是何时编成的，自然是大有疑问的事情。并且，相对于未被引及的《风》诗，先秦典籍中引用逸诗数量出奇地高，据笔者所知，大体目前可见的全部先秦传世文献中，引用了近三十次逸诗，这还未计算出土文献中的逸诗部分，此引用数量已接近对《周颂》的引用总量，由此推测先秦逸诗篇数与《周颂》相当，恐也不为甚过。因此，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今本《诗经》框架并不能上推到春秋末期。
在此基础上，反观安大简《邦风》，即使按《邦风》理解，安大简所收也仍不是今本《诗经》中的全部邦风，而且邦序、句序，用字与今本每每不同，这都说明至战国前期《邦风》很可能尚不具备一个经典性的定本，更遑论《诗三百》，所以笔者才说“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再由此比较上博简《孔子诗论》，自上博简整理发布以来，学界主流就一直在倾向于拉高其成文时段，而安大简《邦风》既出，《孔子诗论》的成文时段被一些论者人为拉高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试想，如果安大简的原拥有者有全部的《诗经》，何以要抽出几个邦风单独成编，还特意打乱次序呢？儒家不是据说战国时期第一大帮派吗？孔子不是据说拿《诗三百》教了七十二弟子、三千后学吗？子夏不是据说文学第一，在河西开补习班连魏文侯都是他徒弟吗？什么理由安大简《邦风》甚至连邦风都收不齐、理不顺呢？以此反证，即可见《孔子诗论》不但不会是孔子所论，甚至不会是子夏所论，只不过是来历完全不明的造作成篇而已。
回到《樛木》篇，《毛诗序》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文选·潘安仁〈寡妇赋〉》云：‘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髙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顾葛藟之蔓延兮，托微茎于樛木。’李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案，潘以女子之奉君子，如葛藟之托樛木。李引此诗为释，是古义相承如此，不以‘樛木’喻‘后妃’、‘葛藟’喻‘众妾’也。且诗明以‘樛木’、 ‘君子’相对为文，无‘后妃逮下’、‘不妒忌众妾’意。《文选·班孟坚〈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李注引曹大家曰：‘《诗经·周南·国风》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是安乐之象也。’潘、李所用诗义，不能明为何家。大家用齐义而说此诗亦不及‘后妃逮下’，知三家与毛义异。”所论明显较毛序合理，《寡妇赋》李善注尚有“累，犹蔓也。”显然也是古注，《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有“南有樛木，甘瓠累之。”除以“甘瓠”易“葛藟”外，余者与《樛木》起句全同，《南有嘉鱼》此句毛传言“累，蔓也。”即可证李善所注确有来源，而《樛木》毛传却言“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其改易《诗》古注的痕迹至为明显。笔者《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解析》已提到：“《葛覃》起兴的‘葛’，旧注往往即指为蔓草，《玉篇·艸部》：‘葛，功遏切，蔓草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葛藟，下伦委反。郭璞注《尔雅》云：‘藟，藤类也。’《文字典说》：‘葛，蔓也。’”而《说文·艸部》：‘蔓，葛属也。’说明葛、蔓往往互训，而蔓与蛮通，《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公羊传》作‘戎曼子’，河南腹地周边往往有鄤姓国族，名曼或蔓的地名，皆与蛮氏有关。”葛、藟皆蔓生，所以可以取喻于蛮，由李善所引古注也可见“累，犹蔓也。”故《樛木》以“南有流木，葛藟累之”起兴，很可能就是在比喻蛮君与友邦国君的联姻，比之于《召南·鹊巢》，则《樛木》诗盖即蛮君为祝贺新婚夫妇而作。
【宽式释文】
南有流木，葛藟累之。乐也君子，福礼俀之。
南有流木，葛藟彭之。乐也君子，福礼将之。
南有流木，葛藟榠之。乐也君子，福礼成之。
【释文解析[4]】
南又（有）流（樛）木〔一〕，葛〓（藟累）之〔二〕。
整理者注〔一〕：“南又流木：《毛诗》作「南有樛木」。「流」，《上博一·孔》简一。作「梂」。阜阳汉简、《韩诗》本并作「纠」，「流」「樛」音近古通。《玉篇·玉部》：「瑬，又美金也，亦作鏐。」毛传：「木下曲曰樛。」”[5]《尔雅·释木》：“下句曰朻，上句曰乔。”盖即毛传所本，但“丩”、“乔”、“求”、“翏”并通[6]，《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毛传：“乔，高也。”因此《尔雅》的“下句”、“上句”或可考虑别有所指。先秦文献中的上、下，往往又指上游、下游，如上蔡、下蔡即是其例。《樛木》的“南有樛木”与《汉广》的“南有乔木”为类似的起兴句式，考虑到《诗》中多用谐音双关，则《樛木》中的“樛木”很可能指的就是鄝国。春秋时曾存在三个鄝国，《尔雅》的“上句曰乔”或是本指西蓼，“下句曰朻”则可能是指东蓼。《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有“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涧，北就邬、刘，萦轭蔿、邘之国，鲁、卫、鄝、蔡来见。”可证郑武公时东蓼的实力是和彼时的鲁、卫、蔡等国大致相当的，至《左传·文公五年》：“冬，楚子燮灭蓼。”是春秋后期之初东蓼终被楚所灭。蛮氏在汝水上游，东蓼近于汝水入淮河处，两国沿汝水往来交通非常方便，故《樛木》可能即蛮氏与东蓼联姻的作品，据此可大致推测《樛木》的成文时间约即在春秋初期后段至春秋后期之初的时间范围内。
整理者注〔二〕：“葛〓之：《毛诗》作「葛藟累之」。简本「葛」字参看前《葛覃》注。「〓」，有两种释法：据第二章「藟」作「」，「〓」可以释作「」，「〓」表示「」是「」所从「」旁的重文；据第三章「藟」作「」，「〓」可以释作「」，「〓」表示「」是「」的合文，「𤳳」是「」「」二字共用部分。释文暂且采用前一种释法。「𤳳」「」「」，分别是「畾」「藟」「垒」的繁体；「」也应该是「藟」的繁体，跟《集韵·脂韵》训为「盛土笼」的「蘲」字无关。「」，当从《毛诗》读为「藟累」。”[7]整理者隶定为“”的“藟”字，原字作“
樂也君子〔三〕，福禮俀（綏）【八】之〔四〕。
整理者注〔三〕：“乐也君子：《毛诗》作「乐只君子」。据古文字，或以为「也」「只」是一字分化。《释文》：「只，之氏反，犹是也。」孔疏：「《南山有台》笺云『只之言是』，则此『只』亦为『是』。此笺云『乐其君子』，犹言『乐是君子』矣。」《诗集传》：「只，语助辞。」”[10]虚词“也”和泛称的“君子”皆不见于甲骨文及西周金文，虚词“也”先秦文献中最早见于《诗经·商颂·长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一）》[11]分析《商颂》约成文于春秋初期后段，正对应前文解析内容所言“可大致推测《樛木》的成文时间约即在春秋初期后段至春秋前期的时间范围内。”可见《樛木》也不会是西周诗篇，春秋初期后段当即《樛木》篇的成文时间上限。由《樛木》与《小雅·南山有台》此句相同来看，《樛木》很可能是在模仿《南山有台》，而《南山有台》据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实词篇（一）》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因此《樛木》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也是在春秋前期末段而略晚于《南山有台》。春秋前期末段，有著名的城濮之战，据清华简《系年》第七章：“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交文公，文公率秦、齐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可见蛮氏原本从属于楚，城濮之战后，楚师不振，蛮氏自然也难免不安其居，所以或即城濮之战后蛮君嫁蛮氏女于东蓼以求援护并作《樛木》诗。
整理者注〔四〕：“福礼俀之：《毛诗》作「福履绥之」。简本下两章「福礼」之「礼」，《毛诗》亦作「履」。「礼」「履」音近古通（参《古字卷假会典》第五四四页「礼与履」条）。《说文·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此以「履」为「礼」的声训。简本作「礼」，用本字；《毛诗》作「履」，用借字。「福礼」，事神致福。「俀」，从「人」，「妥」声，疑是「绥」字异体，与《集韵·贿韵》训为「弱也」的「俀」当非一字。毛传：「绥，安也。」”[12]《诗经》中除《周南·樛木》外，“福”字皆见于《雅》、《颂》，可知这是《周南》与《雅》、《颂》相近而与其他邦风区别显著的一个用辞特征。整理者言“简本作「礼」，用本字”，所说恐不确，所引《说文》“礼，履也”源自《尔雅·释言》：“履，礼也。”而对于此条内容，郭注称：“礼可以履行，见《易》。”是旧说并不以《尔雅》此条为解《诗》内容。相对于此，《尔雅·释诂下》另有“禄、祉、履、戬、祓、禧、禠、祜，福也。”郭注：“《诗》曰：‘福履绥之’，‘俾尔戬榖’，‘祓禄康矣’。禠、禧，《书传》不见，其义未详。”《尔雅·释言》另有“谷、履，禄也。”郭注：“《书》曰：‘既富方谷。’《诗》曰：‘福履将之。’”与此对应，《樛木》毛传也称“履，禄。”因此相对于说“礼”为本字，不如认为“礼”是通假字而“履”才是本字更为可能。查先秦文献，福礼并称，未见一例；福禄并称，仅《诗经》中就十余例，《诗经·小雅·鸳鸯》更有“福禄绥之”句与《樛木》绝似，皆可证《樛木》此处的“福履”就对应“福禄”而非“福礼”。安大简用字往往不足为据，笔者《安大简〈邦风·周南·卷耳〉解析》[13]已言，所以《樛木》的“礼”字同样不适合认为是“本字”。《史记》记鲁宣公名“俀”，《鲁周公世家》：“次妃敬嬴，嬖爱，生子俀。”《集解》：“徐广曰：一作倭。”《索隐》：“倭，音人唯反，一作俀，音同。”《说文·人部》：“倭，顺皃。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遟。”《仪礼·士冠礼》：“委貌，周道也。”郑玄注：“委犹安也。”可证“俀”即“绥”，训为安。《集韵》训为“弱”当是由“俀”的柔顺义引申出的弱义，故《集韵》的“俀”应该就是《樛木》的“绥”，整理者言安大简《樛木》的“俀”“与《集韵·贿韵》训为「弱也」的「俀」当非一字”并不正确。
◎南又（有）流（樛）木，葛（藟）豐（荒）之〔五〕。
整理者注〔五〕：“葛藟丰之：《毛诗》作「葛藟荒之」。「丰」字西周金文或作「」（豊卣，《集成》〇五四〇三·一），应分析为从「壴」，「亡」声。简文「丰」字作「」，当是承袭金文这种写法。《易·序卦》：「丰者，大也。」「丰」又有茂盛、茂密义。《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刘向《说苑·谈丛》：「茂木丰草，有时而落。」《毛诗》作「荒」，当属音近通假。上古音「丰」属滂纽冬部，「荒」属晓纽阳部。典籍中「邦」「方」，「方」「罔」相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二六、三一二页）。毛传：「荒，奄。」简本作「丰」更贴切诗意。”[14]“邦”字不从“豐”，整理者以“邦”“方”相通为例来证“葛藟丰之”与“葛藟荒之”的关系，不知何故。笔者认为，整理者隶定为“豐”的“
樂也君子，福禮𨟻（將）之〔六〕。
整理者注〔六〕：“福礼𨟻之：《毛诗》作「福履将之」。「𨟻」，战国文字习见，「酱」之异体，在此当从《毛诗》读为「将」。毛传：「将，大也。」郑笺：「将，犹扶助也。」”[16]《诗经》中有数例“将之”，如《大雅·烝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毛传：“将，行也。”《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将之。”毛传：“将，送也。”《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于将之。”毛传：“将，行也。”郑笺：“将亦送也。”行、送相关，《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送，苏弄切，饯也，遣也，将也，随也。赠行曰送。”故有《邶风·燕燕》毛传训“将”为“行”而郑笺为“送”的情况。对比这几例的“将之”用法，则《樛木》的“将”也当训为“送”。
◎南又（有）流（樛）木，葛（藟）榠（縈）之〔七〕。
整理者注〔七〕：“葛藟榠之：《毛诗》作「葛藟萦之」。简文「榠」字作「」，与《上博五·三》简一九、《上博三·周》简一五、《清华叁·祝辞》简二「榠」字写法同。《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郑注：「幎，读若《诗》云『葛藟萦之』之萦。」毛传：「萦，旋也。」回旋缠绕之义。”[17]笔者则认为，安大简书为“榠”也可能是训为掩覆义，承上文“彭”犹言“蒙”，此处安大简《邦风》编写者的理解完全可能与《毛诗》不同。《周礼·秋官·叙官》：“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郑玄注：“郑司农云：‘冥读为《冥氏春秋》之冥。’玄谓冥方之冥，以绳縻取禽兽之名。”孙怡让《正义》：“《广雅·释诂》云：‘幂，覆也。’……后郑意此冥为幂之借字。”《淮南子·原道》：“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高诱注：“幎，覆也。”皆是“冥”也有掩覆义之证。《说文·艸部》：“𦾵，艸旋皃也。从艸榮声。《诗》曰：葛藟𦾵之。”是许慎所见本作“𦾵”，近于《毛诗》，《经典释文》则作“𢄋”，《玉篇·巾部》：“𢄋，纡萤切，覆也。”可为笔者推测“安大简书为‘榠’也可能是训为掩覆义”之证。
樂也君【九】子，福禮城（成）之〔八〕。
整理者注〔八〕：“福礼城之：《毛诗》作「福履成之」。「城」「成」谐声可通。”[18]《诗经·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成之。”安大简《鹊巢》也书“成”为“城”，与此处同。毛传：“成，就也。”绥、将、成为递进关系。
[1]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09/26/798/，2019年9月26日。
[2] 《礼记成书考》第1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月。
[3] 《周汉文学史考》第16-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
[4] 以下释文及整理者注释皆照录《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原书内容，笔者意见在解析部分给出。
[5]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6]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735“赳与鐈”、“觓与觩”、“朻与樛”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8] 《上博楚简文字声系》第2808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9] 《河南在毒植物志》第133、134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2月。
[10]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1]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1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3]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10/07/807/，2019年10月7日。
[14]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5]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313页“趽与彭”、“房与彭”，第314页“鲂与彭”、“旁与彭”、‘滂与澎’，第315页“騯与彭”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8]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77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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