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缺乏思考时读昆德拉是大有裨益的，他比那些蹩脚的哲学家更有哲学天分。之前看过三四本昆德拉的书，对他的思辨印象深刻，却对其中的文学性领悟不足，或许是因为，我偏爱整体性强的作品，不喜欢过于碎片化的叙述。可我不得不钦佩昆德拉，于是一本本读他的作品，终于在读完《笑忘书》后，之前的理解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我被他彻底折服了。无可置疑，昆德拉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学大师之一，后现代主义最成功的典范。
其实昆德拉的小说始终是同一个形态，没怎么突破和创新过，但和所有炉火纯青的大师一样，他的艺术举重若轻，从不会让人觉得沉闷。他善用交响乐章般的复调结构，将碎片化的章节编织成整体，像人物和情节像电子围绕原子核一样，围绕几个概念进行叙述。以概念为中心展开小说，这在文学理论中简直是禁忌，在当今文坛也数异数。但他成功了，练成了这一独门绝技。概念本身是无法撑起文学的，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支配概念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情节场景进行有血有肉的刻画。他像是个穿梭者，忽里忽外，在同一个文本中构筑起两个平行的维度，彼此关照又交融无间。
在昆德拉最著名的小说《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媚俗。我是在大学早期看那本书的，当时还无法理解媚俗一词的含义，只是理解为对世俗造作之美的追求，以脱俗自然高雅之美。这个理解很浅俗，而且又引入新的概念，容易导致混乱，毕竟谁能明白无误在世俗、脱俗、自然、造作做出区别呢。
我是在经验之中慢慢理解了媚俗这个词的。我无法确切定义，只能描述一个亲历的场景。大学军训时，我们学校的教官由一群学长组成，名为教导队。军训是一件极为虚伪的事，它将军队的模式引入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配合出演士兵。大家扯着嗓子喊一二三四，大吼大叫，虚张声势。统一的制服和布景混淆了真实与假象，教官大都入戏极深，俨然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通过不容置疑的命令与惩罚来加强意识形态。军训通过对行为的控制，让个人强行融入群体。从融入群体这一本质来说，凭各人喜好，有好有坏，终归无伤大雅，但我当时却很不配合。
有一次，不知道教官不问了什么，反正是那些让你回答“是”或者“好”的问题。其中要诀是要喊得响亮，喊得越响，训练就越成效，意识形态的统一就越成功，戏就越精彩。然而，我回答得很轻，以说话交流的口吻，平平淡淡。教官喊着，“我听不到”，这也是一个彼此心知肚明的套路，意味着我该喊得更大声，最好响若惊雷，那样就会收获赞许的目光。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因果关系，我没来由地升起一种憎恶，脱口而出，“你耳聋了吗？”教官愣了一下。那一瞬间，我像个念错台词的演员，导演喊了“卡”，大家走出戏外，制造好的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教官当然很愤怒，他斥责，“你怎么说话的！”他的斥责是理性的，我说了句对不起。
《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没有军训的桥段，但其指向如出一辙，意识形态的控制和众口一词的臣服。说得再明白点，昆德拉讽刺的是苏联占领捷克时传播的共产主义：人们欢欣鼓舞，深信不疑，在集体中表现出无穷的热情。昆德拉对这样的人群深恶痛绝。军训的这件事，让我理解了昆德拉所说的媚俗。之后我没再去军训，却又在毕业前不得不补训一回。我终究没摆脱媚俗的命运，可老实说，一旦入了戏，混在集体中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人的本性就带有媚俗的倾向。
《笑忘书》中，昆德拉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捷克语，名为：力脱思特。举个例子来说，故事中的大学生和他的女友在河里游泳，那姑娘是个运动员，而大学生游得很差，他不会在水里换气，脑袋直挺挺地竖在水面上。女大学生深爱着他，所以非常善解人意地与他游得同样慢。但快到尽头时，她想要放纵一下运动员的本能，甩出几个自由泳动作，朝对岸游去。大学生竭尽全力，想游得更快一些，结果却呛了几口水 ，无力地看着距离被拉开。在自己的体质低下面前，他感觉遭到了贬低，被剥露无疑。于是，他产生了力脱思特。他想起自己多病的童年，油然升起对人生的沮丧，当他上岸之后，仿佛受到了羞辱和伤害，愤怒不已，控制不住狠狠骂了她一顿。姑娘哭了起来，他又心生怜悯，把她抱在怀里，这时他的力脱思特又随之消散了。
力脱思特类似于汉语的恼羞成怒，不同的是，恼羞成怒是结果，力脱思特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力脱思特是我们突然发现自身可悲近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自我折磨之后产生的是报复的欲望。力脱思特因而与病态的虚伪脱不掉干系，受次折磨的人总是掩饰自我、揭露他人，以寻求一种平衡。为了医治力脱思特的可悲，比较常见的药方是爱。然而，绝对的爱将造成了绝对同一的愿望：相爱的两个人应该有一样的兴趣爱好，一样的审美品味，一样的生活节奏、思想频率和情感特征。这样的愿望浅薄无理，难以摆脱也无法实现，最终，我们只能再次回到媚俗的轨道。
纵观昆德拉的写作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反叛媚俗的过程。昆德拉选择了解构主义的叙述手段，将传统文学所追求的完整抛向脑后，直截了当地从文本中跳出来，像个解剖学教授一样，拿着教鞭为大家讲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昆德拉的思维如同一台有两个运转节奏的发动机，一方面全力构建故事中的人物，一方面时刻告诫自己，文本是虚假的，它只是一个道具，永远不要入戏。
真正的作者应该独立于场景之外，在融入生活的同时冷静地打量生活。这点无可争议，哪怕高校的文学教材上也会明白写着，艺术家拥有两重或多重人格，这是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但将这点进行地如此彻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正出自昆德拉。世界上有上帝吗？上帝只存在于人类的心中。那么，每当人类思考之时，发笑的究竟是上帝，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在昆德拉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是好笑的。他小说的许多场景里，人们在最严肃最深情的时候发笑，在最努力最认真的时候发笑，笑消解了一切。这正是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无法构筑起任何意义，最终只能走向虚无。解构主义威力无比，却始终出不了大师。米兰·昆德拉是个真正的解构主义大师。或许该这么说，昆德拉出现后，解构主义才有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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