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西闪
他出生在加泰罗尼亚，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一个不信神的工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了抵抗法西斯的进攻，16岁的他和父亲在巴塞罗那并肩作战。内战结束，尽管被佛朗哥的军队收编，他却无法认同这个政权。1944年，他做了逃兵，带着枪遁入比利牛斯山区。在那里，他一边帮助失散的共和国战士穿越国界，一边盼望国际再施援手，击败那个残忍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同盟者。
很快他就绝望了，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佛朗哥的统治保持沉默。为了躲避搜捕，他先是逃到法国，做了一名矿工，之后又偷乘一艘轮船，准备逃亡墨西哥。途中他被发现，在纽约被捕，戴着镣铐遣返欧洲。
1948年，他在马赛的一家造船厂工作。5月的一个晚上，在码头的咖啡馆里，一群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告诉他，理想远在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公社——基布兹（Kibbuz，原意“聚集，在一起”）。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犹太背景的情况下，他搭乘移民船来到以色列，并立刻投入对抗阿拉伯人的前线战斗。
▲ 资料图：第一次中东战争
加入基布兹没多久，他和心爱的女人结了婚。在集体婚礼的简单仪式上，主持的拉比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身份，更没有留意到，这个被大家称为道夫（Dov）的人，有一个典型的拉丁名字伯纳多（Bernardo）。
然而以色列内政部很快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错误：道夫根本不是一个犹太人！尽管婚姻无法取消，他们还是举行了一个正式的会议，要求道夫做出解释。接下来的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先生，您不是犹太人。”内政部的官员说。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道夫说。
“我们不得不更改您的身份证。”官员说。
“没问题，请便。”
“那么您的民族属性是什么？”官员问。
“以色列？”道夫试探地回答。
“没有这样的民族属性。”官员强调。
“为什么？”
“因为不存在以色列这样的民族身份，”官员说，“您出生在哪儿？”
“巴塞罗那。”
“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西班牙人’。”
“反对！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加泰罗尼亚人。当年我和父亲为之战斗的，就是拒绝成为那样的西班牙人。”
“那么，我们就写‘民族属性：加泰罗尼亚人’。”（从此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承认加泰罗尼亚民族属性的国家）
官员继续问：“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一个世俗的无神论者。”
“不行，以色列不承认这样的信仰。您母亲的宗教是什么？”
“我上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个天主教徒。”
“那么我就写‘宗教信仰：基督徒’。”官员如释重负。
“反对！这与我的原则相悖，也冒犯了我对父亲的记忆，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还向教堂开过火。”
官员用力地挠着头，几度权衡后写下：“宗教信仰：加泰罗尼亚人。”
道夫带着这张蓝色的身份证离开了内政部的办公室。
在一篇书评的开头用这么多文字来复述一本书中的小故事的确有些古怪，但我必须如此。唯有这样，我才能把这个人的多重身份表述完整，也才能让读者感受到，所谓“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人生存在多大的偏差。
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复杂，何况一群人。在《虚构的犹太民族》里，像道夫那样的以色列人，作者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还提及不少。他们的故事各有不同，却都涉及到身份认同，并指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色列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
表面上看，这好像不是问题。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但相关的《基本法》明确宣示，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这一原则早在建国之初已经确立。这就是说，以色列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它还宣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当生活在国内的非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这个国家还是犹太国家吗？反过来，恰如桑德所质疑的，当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代表国土上所有公民的国家，它还能自称为民主国家吗？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
如何解释，乃至消解这一矛盾，桑德看到了其中的关键——以色列把犹太民族的独特性、连续性与神圣性视为立国之本，反让这个国家处境尴尬前途不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责任就是审视历史，把以色列从民族神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桑德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潜藏在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尤其无耻”，因为这类神话多半出自意识形态的虚构，就像盖尔纳、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等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族这种东西。
那么，支撑犹太史学的民族神话何时出现的？包括哪些内容？桑德在书中逐一厘清。由于民族主义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新事物，因此桑德对犹太神话的审视一开始也集中在这一时期。他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犹太历史书写者常常指责以前的历史学家把犹太人“数千年的史诗”撕成了碎片，似乎认为古代的犹太人与现在的犹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祖先”。经由他们的修正，一种统一的叙事模型诞生了：犹太民族具有一个未曾断裂的、有分支的却始终是单一的历史。而这样的叙事很快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崇的民族史教科书。
种族主义也迅速成为犹太民族神话的养分之一。一位生活在19世纪末的犹太思想家就写道：“犹太种族是保持着完整完整性的人类原初种族之一。”联想到几乎同时代复兴的反犹主义，以及之后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真是令人喟叹不已。
很自然的，《希伯来圣经》也是历史书写者的重要依据，他们基本上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记载，而非宗教典籍。在以色列的建国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犹太知识精英都参与到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力求在国民心中培养出“《圣经》—民族—土地”的“三位一体”。经过这样的教化，以色列人坚信，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别的民族都是过眼烟云，惟有犹太人永存于斯。
至于如今世人耳熟能详的“大流散”，包括公元前8世纪的犹太人流亡以及公元70年左右的犹太人起义和失败，桑德也有质疑。事实上他认为，关于犹太人的放逐缺乏真实的历史记载——杀戮和迫害的确造成了人口减少，但统治者并未针对性地或大规模地驱逐他们。然而在塑造民族的历史书写中，这种浓烈的悲情不可或缺。
不符合统一叙事模型的史实被书写者刻意抹去了。尽管19世纪的人们已经知晓，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存在过一个犹太化的王国。这个名叫希米亚（Himyar )的国家从公元4世纪到6世纪一直信奉犹太教。可是由于这一事实无法与大流散的传说相吻合，它几乎被以色列的官方教材摈弃。
在民族神话中消失的群体不仅是希米亚人，生活在北非的信奉犹太教的诸多群体也被刻意遗忘了。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柏柏尔人等等，他们被历史学家轻蔑地视为“改宗者”，属于“微弱的少数”，几乎没有任何犹太人的特点。要点在于，一旦这些群体被纳入历史叙事，一个可怕的事实就会彰显出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以及历史上的很多族群，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上以及宗教上，都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要知道，就连希伯来语也是很晚的历史产物，直到公元10世纪才逐渐出现在犹太人的文本中。桑德甚至暗示，现在的犹太人已经不是古代犹太人的直系后裔，就像现代的希腊人（Greek）不是古希腊人（Hellen）的后裔，而是斯拉夫人、阿尔巴利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其他群体涌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与当地原住民融合的结果。
桑德认为，虚构的民族史简直就是以色列的阿克琉斯之踵，它造成以色列人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与障碍，也妨碍了这个国家夯实自身的基础。虚构甚至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倒退：在1948年的《建国宣言》里，以色列人保证国家将致力于全体居民的利益，不分信仰、种族和性别，实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平等。而到了1985年，《基本法》却规定，任何否定以色列是犹太国家的人都将被禁止参加国会选举。以色列的未来很可能在失去开放性，道路变得狭隘。
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位教师就是生动的例证。他从南斯拉夫迁徙到以色列，并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上世纪70年代，他申请将自己的民族属性从犹太人变更为以色列人，因为他觉得以色列国的建立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即以色列民族，而他属于这个民族。结果，他的请愿被法官全数否决。法官们的判决是，不存在以色列民族，他必须继续做一个犹太人。
《虚构的犹太民族》出版于2009年，最近这些年以色列的历史叙事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不清楚。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严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危机之一。这本书就像一份民族主义的病例报告，判断准确，重点突出。虽然这份报告里，并不附带治病的处方，却有助于诊断自身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民族神话中寻求解放。
原标题：从民族神话的束缚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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