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希言館
导读：所谓经方，大抵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理论上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现在一提经方，自然就会和元明清的医学相背驰，一背驰就会有人出来说否定我们这几百年的医学成果。几百年，相对于漫长的中医历史太短暂了。中国文化成熟得早，最高成就都是在春秋战国之前，到汉代已经在衰落了。何况近几百年的中医理论主要来自于文人的著作，空谈多过实证，诡辩多过大道，且大多是文人为了博名故意另辟蹊径的东西，开宗立派的效果是达到了，医学却变混乱了。
中医存在两大医学体系——医经和经方，这两大体系在汉代已经明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分列记载了医经和经方，是在说明中医学在汉代已经形成各具特点的两大医学体系，已明确指明经方是独具特点的医学体系，其概念和特点是：“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即是说其主要理论是用八纲的医学体系，显然与医经（以《黄帝内经》为主）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为主要理论的体系不同。
经方的主要理论是八纲，而更强调了用六经。凡提经方，不仅只指《伤寒论》等书中的方剂，而且包涵方证的理论体系，即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所谓经方者、经方家，不只是治病用《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的方药、方剂，更重要的是用其方证理论。
对于经方，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只要使用得当，就能有“覆杯而愈”的效果。所谓“覆杯而愈”，就是说喝完药，把杯子洗了扣在桌上，病就好了。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以我个人的临证经验来看，此言是不虚的。如果辨证准确，外感病只需要半剂药，上午吃下午好，晚上吃早上好，该退烧的退烧会退烧，该止泻的会止泻。慢性病的也是几剂药就会有明显效果，甚至是几剂药治愈的也有很多。绝对不是现在所说的中药慢。慢的那是后世中医，而不是真正的古中医。
现今对《伤寒论》的研究，大部分只停留在依葫芦画瓢的阶段。在临证上，只要能够与书中的方证对应上，就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书中没有提及的，或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证状，分析起来就有困难了，选方就没有把握，自己组方效果又不理想。《伤寒杂病论》的行文方式是极简的，不过寥寥几万字，而疾病的反应又千变万化，哪能够一一对应呢？
实际上，张仲景教的是加减变化之道，比方说他用桂枝汤变化出二三十个方子来灵活治疗人体各种各样的证和疾病。胡希恕当然明白这个，他之所以不赞成加减变化，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组方后面的原理。
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的学到“仲景之法”，而不只在临“仲景之方”，才能像张仲景一样用简单的几十味药物因证组方，以一驭万，而效如桴鼓。
人类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
答案是人类是没有治病的药的。为什么？打个比方，我们创造了一台电脑，造了一台洗衣机，我们今天就可以修电脑，今天就可以修洗衣机。而我们人呢？人是造物主造的，是上帝造的最精密的仪器，是被造物。从哲学上来讲，我们的永远修不了自己，除非我们有和上帝同等的智慧，就好像一台洗衣机永远不可能修它自己一样。
既然说我们修不了自己，那医疗又是什么呢？先从西医说起。西医领域一直在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那西医领域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呢？先说感冒，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在国外门诊，大夫是没有权利随便开抗生素的，若开了，他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
那中医领域有没有能治病的药呢？我告诉你，一样没有。
能够对抗疾病的只有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基因链足够对付已知的一切疾病。比方说艾滋病，人体免疫力一般的，能抵抗艾滋病十年二十年不发病。个别免疫力极强的终生不发病。癌症非典之类的自愈的就更多了。既然人体免疫力能够对付疾病，为什么还会生病呢？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受到了抑制。真正的古中医是反对用药去治病的，而是着眼于恢复人体秩序之常态，打开让免疫力受到抑制的这把锁，然后让免疫力自己去治病。也可以理解为药物是帮人体治病的，而不是自己去治病。人体为天之道场，顺应人体之作为，便为顺其自然，顺势而为，这是道家的思想，真正能“覆杯而愈”的只能是人体自己，而不是药物。
古中医和后世中医的区别是什么？
古中医帮人体排病，言证不言病，证为自体如何排病之证据，顺道而行，顺水推舟，不敢逾越人体妄自作为；后世中医误以为药能治病，总以某方药治某病某症来论治，不见人体自身之作为。
区分古中医和后世中医应以汉代为界。
先说后世中医。后世中医是以药治病治症的。病好理解，什么是症呢？比方说后世中医经常说的脾虚肾虚痰湿淤血就是症。
再如治肿瘤类疾病，我看现在的医生动不动一张大方子，几十味活血化瘀攻坚散结的药，如果人体大秩序没有恢复，自己就不散结，仅用这些药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伤寒杂病论》的治病思想是道家的，是“道”思维的，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不妄自作为，不干预天和，不代人体去治病，而是先弄清楚人体在如何排病，为什么排不了？然后致力于平衡人体的能量，恢复人体秩序，助人体一把力，从而让人体能自己去治病。有什么力量大得过人体免疫力，药物若顺水推舟，自然无往而不利，若自行其是，则寸步难行。
既然药物不能治病症，那药物学上所说的补肺补脾发汗通便又怎么理解？其实这些说法也都是不可靠的。举例说明：我们常说桂枝是发汗的，学过《伤寒论》的都知道，桂枝也可以用来止汗。白术这味药，后世说它健脾止泻。北京有个大夫，专用白术治便秘，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了。到底桂枝是发汗还是止汗？白术是通便还是止泻？其实这都是后世医家的说法。通便止泻哪能是药物能够做到的，这是人体自身无数条神经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指令，药物本身不能够代替人体来行使这个指令。药物无非平衡人体阴阳，帮助人体驱走病邪，然后由人体自己来下这个指令。比如桂枝，它只是把阳气送到肌肉组织，表的阳气够了，它该出汗会出汗，该止汗会止汗；白术是气化中焦的，中焦气化，津液得以运行，该止泻会止泻，该通便会通便。
学过经方的都知道，经方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三四十味药，《伤寒》里主要的方子也就那么几个，无非加减变化而已，却能治人体一切的疾病。人体的疾病何止千万，为什么经方能以不变应万变，说明经方不是治病的，而是用来治理人体的，人体排病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药物只是顺势而为协助人体排病，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再说，人体恢复秩序了，自己就能治病了，何用药物代劳？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体系当源于黄老之学，也可能是来自当时比较正统的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亦深。其实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论根基皆自“道”而来，诸子百家也都宗道。道为何，天地之大道，宇宙自然之规律。百家学说无非是由道及术的分支，后来大道既衰，道才成了专门的一家，谓之道家。《伤寒杂病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虽为道家医学，却与道教不一样，其中并无巫医祝由禁咒之内容，而是直取大道，更近老庄之观念。《伤寒杂病论》中的易理历来还有人去研究，而其中的道家思想却少有人探寻。讲道家医学就要讲无为，讲顺应天然，医家不可妄自作为，不妄自作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医学自仲景之后，整体趋势是越来越有为，越来越喜欢滥用药物对抗疾病。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中医汤液学相比仲景时代衰落得太厉害了。两千年来，我们非但没有让中医有所寸进，反倒让中医治病从覆杯而愈，一剂而解，沦落到中医不治病，中医治病慢，中医只能调理的境地。
仲景之术和后世医学还有一个区别，其术虽本源于道，却不空谈大道，甚至避而不谈，而是将道化为具体的临证思路和组方用药方法，而且是大道至简，简而易行的，这才是医学上最难做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后世的医家往往喜欢谈玄说道，或仅止于道，或细推敲起来里面未必有真正的道，临证用药甚至背离道，分歧繁复更是千门万户观之不尽。所以这次我也是以仲景之法为法，主旨不在空谈医理中的道，不在借医说道说易以炫己，而是道以致用，破解张仲景理解人体的方法和组方用药的规律，以求应之于临证治病救人。
大道至简意味者“少而精”，博大精深意味着“多而广”，大道至简与博大精深是一对矛盾，是一体的两面。大道至简与博大精深是可以转化的，大道至简往往要博采众长，与其他专业融会贯通。仅仅融会贯通又会造成新的“博大精深”，融贯中西、博采众长只是基础，还不是大道至简，大道至简必须再整合创新，跳出原来的框框，去粗取精，抓住要害和根本，挥动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西，融合成少而精的东西。所谓“为学日增，为道日减”就是这个道理“知易行难”。知道并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坚持下去，很多事情的最大阻力是我们自己的不够勇敢坚决的内心，和不经意间复杂化的方法。
大道至简，简单并非是贫乏，看起来简单，但本质的来源却错综复杂。它要求人们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相互关系，并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剔除那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西，抓住要害和根本，融合成少而精的东西，有个整合创新的过程，是化繁为简后的一种觉醒。所以“大道至简” 知易行难。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难做到的，但愿我们都坚持自己当初的执着，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快乐的行走，成败都会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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