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也不例外，上海的作文题一经公布，网友吐槽、名师点评，以及自己试写的作文，刷爆了朋友圈。还有许多人借此感怀自己的高考岁月。
高考作文题出得怎么样？为何总是牵动大众神经？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采访了3位不同专业的大学教授，他们从各自角度，解题、品题、点题。
记者：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评价他人的生活”，您怎么解？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话题，不同角度有不同观点。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高度类似，大家又处在“熟人关系”中，你必然会关心、顾及周围这些“亲朋”干了什么，生活怎样。
在宗法社会的权力体系中，话语权本来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需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需要对他人的生活劝诫、教导，换言之，需要用语言去治理社会。
从人类学角度看，这还与人群的组织结构有关。即使如日本，现代化比较早，但今天的日本人也依然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女性对孩子、对丈夫，如果有些不符合主流的言行，照样会引起议论。
记者：根本上说，人是群居动物，哪有可能不评价别人的生活。
梁永安：确实如此。当然，这个问题放在当下中国，有其针对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快。而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里，人的自由被放大了，传统的熟人纽带断裂了。
过去的熟人社会里，你议论别人，一般知道前因后果，知道他从小到大的各种事情，你评价人，是真的对这个人、这件事进行评价。但在陌生的城市里，人的流动非常快，人与人并不了解，对陌生人的评价依据少了，议论别人生活的合理性降低了。
更何况，许多人已经不是真评价，不管真相，仅仅只是随口一说，图个心里痛快、情绪发泄而已，更多是一种自我释放、自娱自乐。
记者：在互联网上尤其如此。
梁永安：是的，传统的劝诫带有一种责任，而网络上的评价往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反而是被评价的人太当真，期待大家真实的关切，有时候会受不了，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这种后果，评价者依然没有半点责任。两者有很大的不对称性。
记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话题。对高中生来说，是不是难了些？
梁永安：我一直觉得，语文的作文题，需要和平时的语文教育相关联。
高中生的写作培养，一是语文性，比如段落组词；一是人文性，丰富心灵、情怀。而这道作文题更像一个社会话题，甚至是新闻评论。学生对社会的理解没那么深，如此有强烈社会性的题目，我个人感觉并不适合高中生来写。即使他们写了，也写不真切，较难谈到本质，多半还是会用“套路”来应对。
记者：可能大家看国外的高考作文题，比如法国的：“评述萨特《伦理学笔记》中的一段文字”“人们是否可以不受磨难而满足欲望”等，觉得比较有内涵。
梁永安：我看到美国小学生的作业，就是讨论伊拉克战争，法国也类似。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指望小学生能理解战争，而是借此培养思维能力。
欧美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培育人的表达能力，提倡有个性的观点。在西方国家，如果你从小不会表达，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容易成为一个“看不见的隐形人”。这可能是来自古希腊传统中培养公民的教育理念。
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和教育现状。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传统文学、诗歌、散文等等，可以从这些资源里，选取适合的题目，把学生在语文性和人文性上多年的积累通过作文题释放出来。
我们考研出题也是，文学专业的考研题目，尽量让学生把中外文学史里学到的东西释放出来，不太可能考社会学话题。
现在高考的作文题天马行空，不容易猜到这点很好，但我觉得，与初高中语文教育的内在脉络还是有些疏离。
记者：您有高考命题和阅卷的经验，同时又对国外的情况有所了解。鲍鹏山教授曾发表演讲认为，比起法国，中国语文教育过于“低幼化”。您怎么看？
张度(化名，某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国的“高考作文题”其实是他们哲学科目的题。在法国，哲学是必修课，高中会考必须考，而哲学科目充满思辨色彩，会出这样的题并不奇怪。
法国哲学考试前，会指定8本哲学书，题目范围在这8本书里，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学生必须熟读这8本原著。文学考试也是如此，给出几本小说，考试范围就在这几本小说里。
但这个范围很大，材料浩如烟海。最后的考题都是论述，没有选择题，你不可能采取题海战术，除了认真读原著，没有其他路可走。
总之，他们注重考的是灵活的思维能力。
记者：是否思辨类的作文题更好呢？
张度：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语文。而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除了语文，其他学科都不写作文。
比如说历史学科，一些大学本科生，文本的阐释能力、表达能力很差。他们拿到史料，无法自己提炼出一个问题，无法从不同维度阐释。这是因为我们对中学教育的定位偏低，中学里只侧重掌握基础知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阅读能力，在其他科目那里几乎不培养。
语文可以不出思辨类的题目，文学继续保持抒情的一面，但政治题和历史题不妨像法国那么出。我们政治和历史的高考本来就有论述题，只是不够长，分为几道，还不如取消小题目，就论述一道大题目来得更好。
别把对表达和写作能力的考察光压在语文上，这是不正常的。
记者：许多人以为，逻辑能力应由理科来培养。
张度：文科不强化这种能力，是我们认识的误区。
处理多种材料，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性，怎样从中整理出问题、线索，理解进而思辨，这更应该是文科培养的。
现在的中学教育，学生从来没有系统读过一本完整的原著，即使是高中，都没要求学生去读一本原著。上海学生PISA考试全世界第一，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长文本阅读”这一项，我们得分很低，这已经暴露出我们的缺陷。
记者：即使是思维能力的考试，国人也有能力研究出套路，并且找到小窍门去应对。
张度：套路不可怕，有考试就有套路。只要在套路中，学会分析问题，提高思维能力，那也没什么不好。
法国出思想家不是偶然，与他们从小注重思辨和逻辑能力大有关系。法国人的文本阐释能力很强，常常能微言大义。
而现在，我们一直提倡创新。创新型人才怎么来？想象力和思辨力就更为重要了。
记者：您对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有何评价？
章友德（上海政法大学社会学教授）：每一位命题者都想表现出自己的水平。可以说，高考的作文题，也体现了命题者对社会发展的认知水平。
比如有的省份作文题考“虚拟与现实”，这是当下风投关注的热点，人类未来的生活和生产可能因为虚拟现实而改变，后工业社会可能已经悄然来临。
上海的作文题也有这种认知倾向。当下社会，人与人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多元的，与乡土社会的同质性不一样了。由于人与人生活的差异，人们特别有种冲动，想参与、观察他人不同的生活。
评价他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模仿的过程，自己进行价值观表达的过程，这个现象是多元价值观在公共领域的不断交互。
记者：您认为这适合作为高考题吗？
章友德：什么样的考题，反映了出题人心目中想要把学生往哪个方向引导。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命题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引导学生去关注正在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曾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是100多年前提出的教育思想，提倡我们把学校和社会连在一起。学校课堂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教师讲课本，那是19世纪的教育理念。当代的教育，是要拓展视野，关注社会的变迁。
记者：但是很难完全做到。
章友德：做不到，所以心向往之。
我感觉，作文命题者的理念，不是语文知识的再现，而是测试中学语文教育能否在现有基础上提升和超越，学生需要有课堂之外的视野和人文关怀。
命题者希望学生能通过语文学习去感受生活，这是一种为了更好生活的教育理念。
记者：一场考试中的一个科目里的一道题，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集体关注？
章友德：首先是激发了大家对高考的集体回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作文题吐槽，其实吐槽的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个高考。
现在互联网上的网友，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大多经历过高考。其中还可以分成两拨人，一拨是通过高考过上了理想生活，一拨是高考没能改变命运，他们的吐槽又是不一样的。
高考是什么？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件人生大事，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中转站。所以它本身就不限于教育范围，它更是“人生的成年礼”。
一场高考，包含着家人的期待，自己的期待，若干年的奋斗，最终表现在此一举。因而通过互联网，无数经历过高考的不同代际的人，都会围绕高考这个话题，借机自我抒发。
而高考的其他科目和题目都不足以构成公共话题，只有作文，分值大、门槛低，谁都能说上几句，最终成为谈论高考的工具。
记者：尤其在网络时代，这种全民共议一个话题的现象被放大了。
章友德：没有互联网，很多事物都是单向的。现在有了互动，你的吐糟引发我的吐糟，你的感慨引发我人生更大的感慨。高考又是大部分网民经历过的全民事件，在互联网时代特别适合共同吐槽。
大家借着作文来抒发对教育的见解，对当下社会的理解，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念，总之就是借作文题来说自己想说的话。
记者：那么多年来高考作文题的演变，您觉得有规律可循吗？
章友德：我还记得1982年我的高考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文题带有时代的特征，过去作文题更多的是道德期待和价值倡导。而今天的作文题更多讲的是选择——面对多元的社会，我们如何去选择。
记者：社会发展正处在文化和价值观的迷茫阶段，选择题似乎更难写？
章友德：是的，作文不再是过去那种有标准答案和方向的题目。
今天的社会，价值多元，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也越来越多，这本身就是文明的进步。每个人不是以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的生活，不是以我的兴趣作为所有人的兴趣。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是这个时代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
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让个人的主体性凸显。那么在一个可选择的时代，我们更要学会选择；在迷茫的时代，更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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