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诏国是晚唐后半期以今云南地区为中心建立起的一个王国。传说细奴罗为王统的初代，他是大理盆地南部蒙化县一带的蒙姓部族的酋长。唐高宗永徽初年（650年）前后，细奴罗作为云南地方具有实力的酋长开始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一直掌控大理盆地霸权的白蛮种系的张姓大部酋的势力圈（白子国）开始瓦解。
但是，南诏作为名实共有的王国最后得以建成却经历了六代约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历程。具体地讲，从初代到第二代罗盛炎、第三代盛罗皮的这一段为蒙舍诏（南诏）的抬头期；第四代皮罗阁时期为勃兴期；第五代阁罗凤在位期间进入王国的建设期；到第六代，异牟寻治世时南诏国才得以确立。
南诏国自勃兴到掌握大理盆地的霸权期间等待了九十多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云南地区处于唐朝强大势力的控制下；第二，张氏失去支配权后大理盆地一带历史发展的情势颇为复杂----白蛮种与乌蛮种的对立为主要矛盾，另外，从属于张氏势力之下的白蛮系各部酋以及乌蛮系六诏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抗争。因此，南诏立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从唐的支配下解脱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幸再次受制于新兴的吐蕃达四十余年，为挣脱羁绊屡经磨难。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王国形成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以下的主要阶段：
△唐高宗永徽4年（653）前后入唐，授封为魏州刺史（初代细奴罗）。
△唐元宗开元16年（728），封台登郡王（第四代皮罗阁）。
△唐元宗开元26年（738），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册立云南王。（第四代皮罗阁）。
△唐天宝11年（752）归从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号东帝（第五代阁罗凤）。
△唐德宗贞元10年（794），脱离吐蕃归属唐、册立南诏=南王（第六代异牟寻）
但是，关于南诏国成立的具体情况和主要原因等方面实际存在许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云南地区强大部酋的制压，也就是说由于云南地域内部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从唐朝和吐蕃两大强国的支配下挣脱出来这一对外的客观历史性原因。前者可谓向王国形成方面发展的前提性因素，而后者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谓王国确立的绝对要因。具体来讲，南诏（蒙舍诏）一边协力辅助唐朝在云南的经营，从这一政治背景中借助威力逐一制服那些对立部族。当近乎掌握了云南地方的实权时，又巧妙地利用唐朝与吐蕃两国的对峙抗争，先是借助吐蕃势力为背景摆脱唐朝的控制，待国内体制整备完成，国力充足时，再次向唐朝求和，并借助其势力从吐蕃的隶属关系下脱离出来。
同时，有关唐朝与南诏外交史的研究课题，在南诏国成立史方面可谓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对吐蕃与南诏外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关于前者的研究史料相对丰富，其主要内容可见拙稿《唐朝云南经营史的研究》（岩手大学学艺部研究年报，10、11、13、15卷）而对后者的研究除了受史料匮乏的制约外，最大的障碍是对吐蕃历史缺乏了解。但近年来由于佐藤长氏多年辛勤劳作，使他的著作《古代西藏史研究》得以发表，这为吐蕃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裨益。本稿拟从南诏国的角度来考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以及由于吐蕃向云南地区的势力扩展而触发的唐与吐蕃之间的角逐；在此基础上弄清上述的情况对南诏王国的建立究竟具有何种历史意义。在这里我仅就天宝末年南诏脱离唐朝以后这段时间的历史情况来谈一下。
此外，由于本稿中所论问题涉及的年代和地域的范围较广，因此文中尽量避免细部的考证及繁琐的资料对比，并且除必要外最小限度地引用史籍（本文中，《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传》略号为《旧南诏传》、《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传》略号为《南蛮传上》、《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略号为《旧吐蕃传上》、《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略号为《新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唐纪》略号为《通鉴》、拙稿《唐朝云南经营史的研究》略号为《经营史》）。
一、吐蕃的南下与南诏的动向
南诏直接与吐蕃势力交涉的时间，从史料上看最早始于开元25年（737），但根据推测，在此之前吐蕃的势力就已经向西南诸蛮渗透。许多情况下是瞄准雋（juàn）州（四川省西南部西昌县），因为雋州是从成都到人云路（检昌溪谷路）的重要中转站。这一动作的主旨是试图破坏唐朝在云南对诸蛮的统治。面对日益向南渗透的吐蕃势力，雋州管下的诸蛮（雋州蛮）以及姚州管下的诸蛮（姚州蛮）对此动向的反应，成为探求当时云南诸部族历史性变迁的不可忽视的现象。另一方面，云南诸蛮的归属趋势直接反应在唐朝在云南的统治问题上。上述态势成为研究蒙舍诏所行策略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表现出配合唐在云南的统治态度，同时逐渐积蓄实力。这一情况也关系到今后的一些研究，因此，首先就开元初期的情况作一考察。
西南诸蛮所辖地区最早感到来自吐蕃的压力似乎不早于“废安西四镇”川之时，即咸亨元年（670）以后不久的时间里。于是，三年以后，唐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任姚州道行军总管，他讨伐了姚州方面的叛蛮诸部。结果，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向唐归顺。接着，太子又讨伐平地了云南西部的永昌蛮，这一记事可见于《南蛮传下》、《通鉴》、及新旧《高宗本纪》（详细内容参阅拙稿《经营史》）。关于这一点本纪中也有记载，当时唐朝刚经历了初唐以来的五十年时间，掌握了不轻易屈服的云南西半部=广义的大理盆地区域诸蛮族，麟德元年（664），唐以经营的基地云南东北部的南宁州=郎州（今曲靖附近）为界进一步向前推进，在扼制云南两大心脏地区（东部的昆明盆地滇池及昆明市为中心；西部的大理盆地=洱海及大理市为中心）的姚州（今姚安附近）设立了都督府。当时唐正着手将姚州建成其在云南统治的中心据点。可以想见对唐朝来说，此次征讨乃决定能否推进其在云南统治的大事。从姚州蛮及雋州蛮的反唐活动的背后不难看出吐蕃势力的南下及对西南诸蛮的煽动。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吐蕃向西南诸蛮渗透的势头更加明朗化。在《通签》卷二O二，永安元年7月的记载中有：
①“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荣城，以断吐蕃通蛮之通。吐蕃以生羌为乡导，功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根据这一记载可知，梁积寿大规模征讨姚州方面的叛蛮还不足10年，盘踞大理盆地中心地带的西洱河诸蛮开始脱离唐朝，归属吐蕃势力之下。至此，刚刚步入发展轨道的唐在大理盆地的统治脚跟尚未立稳，随后在开元初30余年的时间里，吐蕃一直持续不断地向西南诸蛮扩展，由此引发了雋州蛮和姚州蛮对唐在云南统治的频发的反抗，为了确保唐的前线基地姚州的稳定，不得不经历几次废置和重设的变故。
高宗在位后半期的吐蕃，经历了三代噶尔家出身的大论的统治，尤其在高宗的晚年时期，吐蕃可谓“其地东接送、茂，南及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新吐蕃上传》）。第二代大论噶钦陵为吐蕃的隆盛贡献巨大，在他执政时期，吐蕃以强势向西南诸蛮所辖地区推进。
但有关这一时期吐蕃向西南诸蛮推进的情况，中国的史书无论是在两吐蕃传中还是南蛮传中都无具体的记载，因此无法了解这一时期的具体动向。根据佐藤长的研究（参照《古代西藏史研究》上卷，p395-401），吐蕃三代王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出行Myawa(མྱྭ)国，吐蕃《年代记》中有关于当时情况的记载。此外，吐蕃《编年纪》中这样记载着他的功绩：“其后，他控制了Hjan，向白Myawa国（Myawa dkar poམྱྭ་དཀར་པོ།）课税，并征服了黑Myawa国（Myawa nag po མྱྭ་ནག་པོ།）”。
此处提到的Hjan，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元史，卷121，兀良合传》等能见到的白蛮察罕章（Tchaganjang）乌蛮合刺章（Karajang）的（jang）。这是否是巴克氏和图桑氏所说的么些族，因缺乏必需的比照资料因此不得而知。但《新吐蕃传》中所记的“虏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从本项记载的前后关于吐蕃的动向来看，这无疑是指雋州西部到大理盆地以北的金沙江西岸地带的居民。即使在唐代这一地区也广泛分布着么些族系的居民。另外，《南蛮传》及《蛮书》等还证实了在这一地区的河谷地带曾住有白蛮种系的居民。很有可能白Myawa指的是白蛮种系的居民，而黑 Myawa指的是乌蛮种系诸部族（其中大部分可能属么些族系）。白蛮种系是很早便进入高度农耕文明的民族，向他们课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吐蕃之所以南下将云南作为控制的目标，目的之一便是看中了白蛮种在当时以水稻耕作为主业的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力（以大理盆地为中心分布）。
这里随便谈谈吐蕃《编年记》中被称作Myawa Kag la bon，佐藤长氏也认为此人就是南诏五代王阁罗凤（《新唐书》及《通鉴》中写作閣罗凤）。他在位期间控制了大理盆地北部溪谷地带的邓川及洱源（浪穹），上述jang的大部分在吐蕃势力统治之下，没有归顺南诏。尤其在八世纪初，吐蕃三代王墀都松赞进驻此地并客死的这一时期，南诏只不过是大理盆地南部的颇具实力的部酋，而非jang的统治者（南诏第二代罗盛炎执政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姚州蛮对吐蕃势力南下的反应，以及唐为确保姚州基地而苦心经营的情况，可在武后神功2年（697）5月，蜀州刺史张柬之的上表文中见到：
②“……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前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贵及蜀兵应时破败，噍类无遗，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
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乾福又请置州…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请于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滑游客不可胜数。..伏乞，省罢姚州，使隶雋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人蕃，不许交通往来，增需府兵，选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
这一切实的陈表未能得到武后的重视，从中可以了解治辖姚州的艰难程度。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云南内部各有力部落间的对立，唐在云南执政者的失策，汉人的奸商，亡命者的横行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当时姚州蛮愈演愈烈的反唐态势的背景下，武后政权的态度在云南问题上清晰地反映出来。吐蕃南进这一客观情势给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引文中“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来往”，反映了当时吐蕃已将触手伸及姚州蛮。
另外，根据《通鉴》延载元年条《南蛮传》下的永昌蛮条、及新旧《唐书》的两裴怀古传所记，在武后天授年间，监察御史裴怀古因雋州首领反叛，遣使赴云南安抚西南蛮，将反叛魁首俘获，南方局势平定后返回。延载元年，永昌蛮大首领率部二万人归顺唐朝。然而，至圣历年间，姚州再次出现不安定的局势，姚州蛮首领因仰慕裴怀古的善政，再请归顺。唐随即任他为姚州都督，后来他因病辞官。这些情况与张柬之上表文中所述相符。
此后，吐蕃势力的南进更加迅猛。唐朝在姚州的经营陷于危境。监察御史唐九徵任姚雋道讨击使，击败姚州的叛蛮，俘获三千人（《旧唐书》中宗本纪、《通鉴》景龙元年6月条），关于此次征讨《新吐蕃传》上中有如下记载：
③“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徵，为姚雋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绠（绳桥）梁漾、濞二水，通西洱（河）蛮，筑城戌之。九微毁绠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以此记载证实吐蕃渡过金沙江进驻大理盆地北部的情况。
此时，姚州方面的局势更加紧迫，三年后，即景云元年时，由于监察御史李知古的愚蠢的再兴策略，唐朝在云南的统治事实上以趋中断（新旧《吐蕃上传》、《新唐书》，一九九，徐坚传）。关于李知古事件的记载可见《通鉴》景云元年末条：
④“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偈路绝，连年不通。”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雋州蛮同姚州蛮遥相呼应，又乘唐韦氏谋反朝政空虚之际，以吐蕃为后盾进犯蜀西南边境。《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开元元年10月条记载：“姚雋蛮寇，姚州都督李蒙死之。”同书卷一九一吴保安传中还记载了同行判官仲翔被俘，为奴十五年后得以生还的经历。另外，在《通鉴》及《新唐书》玄宗本纪中还可见开元3年（715）的记事，当时，西南蛮寇进犯边境，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巴兵三万人，协同旧屯兵讨伐蛮寇。
通过以上史料集中我们了解了以高宗咸享元年（670）至玄宗即位之时近40余年间的云南地区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了解到吐蕃势力向南推进的情况。那么这一时期南诏蒙姓部族又有何动向呢？此时南诏正值第二代罗盛炎当政，到开元初年（713），第三代盛罗皮继位，当然，此时他们不过是大理盆地南部蒙化地方一支有力的部族。从整体上看，史书中有关这一时期云南内部诸部族的势力发展动向少有集中，仅散见于经营史方面的资料中，特别是有关南诏的发展动向，除了入朝方面的记载外其它均无消息。
但第四代皮罗阁时代突然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压制力度。这说明经过二代、三代王时期，南诏逐渐积蓄实力，进而势力大增。从这些资料中考察南诏蒙姓部族以何种方式对应唐朝的经营及吐蕃的南下等情况至关重要，而且如果将这一点同大理盆地内其它有力部族的动向比较一下来看的话，将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其间所出现的种种情况。
从总体上通观初唐以来唐在云南的经营史，便会发现所谓姚州蛮诸酋当初并未轻易地向唐朝臣服，因此，从太宗贞观末年至高宗永徵初年（650前后）的数年间，遭到唐将梁建方及赵高祖的大规模征讨，蒙受了巨大的打击。此时，一直掌握着----大理盆地为中心地区的霸权的张氏政权（白子国）就此完全瓦解。根据史传（记古滇说以后的南诏野史类《白古记》系统史料）记载，这时南诏初代的细奴罗似乎将王位禅让。对此我们暂且不予探讨，不过众所周知在南诏国成立史上他们曾以白子国的后继者自居。但是当时南诏并未立即获得控制整个大理盆地的实力。其后，在开元20年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正如战国似的一样，强大的各部酋群雄割据，可以想象他们相互间必定持续不断地发生对立与抗争。如此说来，对南诏勃兴前夜的云南情势进行考察，不仅对理解南诏建立史至关重要，同时这本身也是史料中历来不明确的地方。
一瞥当时云南地方内部的部族割据的情势便会了解到，首先在东部的昆明盆地爨姓大部族从南北朝时代以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范围，从盆地的西部向东部延展的地区是王姓大部族的地域。大理盆地被曾向白子国称臣的白蛮系大部酋，即杨、赵、段等各姓割据分占。另外，西部的永昌盆地由董姓大部酋占据，北部金沙江北岸会理西边由松外蛮的蒙姓大部酋占据。同时，在大理盆地洱海的南北各处，出现乌蛮系的五诏（五王），即蒙雋、登赕、浪穹、越析的分立，而他们之间又有姻戚关系。因此，可以说南诏勃兴前夜的云南情势极为复杂，一方面乌蛮与白蛮两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同时这两族在许多地区又复杂地混住在一起。另外，各大部酋没法应付唐和吐蕃的进出，同时各部酋之间又不断出现离合集散的情况。
但正如上文所见，及至吐蕃势力向云南渗透，大理盆地的东部、中部、北部诸部酋的多数都与此相互应，或者出现动摇之态，或者说在依仗吐蕃势力的情势下明确地采取了反唐的态度。因此，这些部族多次被迫征讨唐朝，部族实力不断消耗，同时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吐蕃的重压。然而，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大理盆地南部，占据着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尽管如此，南诏自初代以来一直采取亲唐的姿态，协助唐朝在云南的经营事业，但暗中积蓄实力，在观察其他部族动静的同时等待时机成熟。
证实此观点的根据是，在那一时期的数次征讨唐朝的史料中，以及在上述有关吐審的历史记事中都未触及南诏的情况。实际上南诏自初代细奴罗以来一直人唐臣拜，次代罗盛炎在武则天时代曾亲自入唐并领受过唐的褒奖（《蛮书》，卷三）。明杨慎所著的《滇载记》（滇系所收）在记述李知古事件时写道：籍此事件，姚傷之路虽中断，但罗盛炎随即依附唐朝。在罗盛炎在位四十年漫长的时间里（如前所述，在此期间姚州蛮出现较大的动摇），他的亲唐态度一直没变。
二、南诏的云南统一政策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玄宗开元3年，唐以李玄道远征为契机进一步强力推进唐在云南的经营，特别是玄宗七年创设了剑南节度使，诸如此类的举动还可以从玄宗9年姚州中都督府俸禄提升一事看出来（《唐会要》，卷七十三）。但玄宗时代在云南的经营采取了与以往的招谕怀柔政策不同的态度，其特点是强行采取武力压制的手段，这也正好说明剑南节度使为什么作为新的直接经营者而登场的原因。从结果上看，南诏在此时开始兴盛，随后便从唐朝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其实都与上述的情况有密切关联。
然而，唐朝若想真正推动其在云南的经营，无论如何要确保成都-雋州-姚州的人滇线路畅通，驱逐向雋州蛮及姚州蛮背后不断逼近的吐蕃势力，并使诸蛮服属于唐在云南的势力。唐和吐蕃两国间的争斗在开元5年后的短暂时期内虽稍有平息，但从开元15年起又变得激烈起来。到同17年时，雋州都督张守素打败西南蛮，又攻下同州管辖的昆明（即位于西昌西南部的盐源县）。自汉代以来这里便是以出产井盐而闻名的盐城，在《通鉴》和新旧《唐书》的玄宗本纪中都记录了这些占领盐城的事件。在这些记载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与吐蕃的战争，但这一时期唐还攻破了大同军及石堡城，并向吐蕃进攻，这些很可能和上述情况有关。自武后末年以来，唐开始控制这些原本属于吐蕃势力范围下的地方，进而对大理盆地北部的诸蛮施加压力。这里所说的昆明其实应为南边与昆明接壤而设置的一县，故此得名。那里除了拥有品质优良的井盐外还是铁的产地。自汉代以来围绕着盐铁的利益问题此地一直是各家攻守的重地（《元和郡县图志》卷23、雋州条）。吐蕃之所以向南进犯似乎也是重视这枢要之地。此后唐、吐蕃、南诏三方在这一地区的反复攻防亦是众所周知的情况。
但是，这次大规模的讨伐结束后吐蕃在当地的势力渗透变得极为深广，因此，诸蛮也并未轻易地臣服于唐。《蛮书》卷4中有记载称：“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梦蛮主苴梦冲。开元末，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因此，为守护蜀川免受吐蕃攻击，同时确保人滇之路线（姚雋路）畅通，使唐在云南的经营向前推进，永隆元年（680），唐将落如吐蕃的安戎城夺了回来，安戎城的收复确保了姚雋路的畅通，这条路是吐蕃人滇的主要通路，以康定（打箭炉）为基点；经四川石棉，沿建昌路经由雋州。
夺取安戎城的战斗始于开元26年（738）5月，是由再度任剑南节度使的王昱发动的，当时在安戎城的两侧建有用作放手的新城。到了9月，吐蕃派出精锐兵力增援，唐军大败。此后，章仇兼琼出任剑南节度使，翌年3月大破吐蕃军，时隔六十年重新夺回安戎城。有关这次重大战事的情况在《旧吐蕃传》中有详细记载（在新旧《唐书》玄宗本纪及《通鉴》中都有详细记载）。
由于唐朝（剑南节度使）确保了人滇露线的畅通，在云南经营方面不断投人更多力量，全力开发由成都至安南的步头路（姚州-安宁-红河-交州）。另外，在经营及开发方式上也不同于以往，在各重要地区均布置重兵把守，宁远军（雋州西方）管兵一千人，昆明军（昆明县）一千人，会同军（州管下最南端的会川县=今天的会理县）兵力不明，云南军（姚州）两千三百人，澄州守捉（姚州的东方）两千人《通鉴》卷一七二州郡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成都府条）。这些守兵无视当地居民的生活权力，强制性征用粮食和劳役，更有甚者还强行独占了当地人自古爱用的井盐，因此群蛮开始动摇，在开发云南的过程中唐与诸部族间纷争不断出现。随后发生的安宁城井盐纷争事件便是代表性事例。最终结果是，长期亲唐的云南东部的大姓族爨氏叛离唐朝，随后，南诏也借张虔陀事件开始反对唐朝。
但在观察开元年间南诏的动向时应该看到，开元年间的前半段时值第三代盛皮罗的统治期，有关他的情况史书少有记载，而且具体情况也不明确。到唐再兴在云南的经营时，他采取了一贯亲唐的立场，从下一代王的动向也可以推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协力作法，南诏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南诏自第四代皮罗阁始渐渐迎来了兴盛的时机，史料传他在开元16年（728）31岁时继位（杨慎《南诏野史》卷上），他在位期间从开元后半期到天宝7年（748），正好是剑南节度使管下的云南经营的最繁荣时期。皮罗阁巧妙地周旋于唐和吐蕃势力之间，他先是利用唐军之威将云南一带的对立部酋一个个除掉，掌握了在云南的霸权。以下，笔者将在概括南诏势力兴起的历史动向是同时进一步考察其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首先《蛮书》卷三中有这样的记载：
⑤“盛罗皮卒，子皮罗阁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杨瓜州刺史。”（引自向达著《蛮书校注》的校订文）
皮罗阁因效力唐朝有功，最初被封为台登郡王。台登在雋州北部，即今天的冕宁县，是守护姚偶路西部的防御据点，汉代以来一直设有城寨，南诏很可能在开元17年雋州都督张守素征讨同州管内的西南蛮时被召来协助，并立下大功。同时，也能看出皮罗阁之所以被封为把守雋州管内北门的台登郡王，其意图是要对这个历来吐蕃南下路线上的重要地点进行防御。这是中国自古便有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事实上在此之后唐朝一直利用南诏的协力，制压其他不肯臣服的部酋，这样南诏便获得了勃兴的机会。总之，南诏此时已经具备制压大理盆地其他部族的实力，也拥有直接对付吐蕃势力的武装力量。
根据前文所揭史料，皮罗阁被封为台登郡王时，他的长子阁罗凤正任阳瓜州刺史。《蛮书》卷五蒙舍川条中有这样的记载：“而蒙舍北有蒙舍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州。”蒙舍诏的控地就是杨瓜州。有关这个州的情况控制滇池西边安宁县的王姓大部酋河东刺史王仁求的碑文（《云南通志稿》卷一九五）有这样的记载：“阳瓜州刺史蒙俭实治其乱。咸亨之岁。”可见杨瓜州在高宗的咸享年间已经存在。向达和马长寿认为这个州就是蒙舍诏，或称为白崖城，根据考证应在今天的弥渡县境内，这是令人信服的新观点叫。如此看来五诏中最早同南诏合并的是蒙舍诏，在前文考证的基础上，合并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阁罗凤任阳州刺史之前，应在开元17年之前。
南诏终于在大理盆地南部构筑起强固的地盘，并同以姚州为基地的唐势力联合起来，而且逐渐开始对大理盆地的白蛮系部酋及其他乌蛮系四诏进行压制。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诸如年代、事由经纬及与这些相关的诸部族间的动向，笔者不得不割爱，另作详论。首先，曾盘踞洱海西边的白蛮系部族（段姓大部酋等）被讨伐的时间是开元25年（737）（《蛮书》卷五大和城条），洱海南部的白蛮系部族的据地（赵姓、王姓、杨姓、董姓大部酋），尤其是石和城（渠敛赵馆，今凤仪县）及石桥城（龙尾城，今下关县）被攻陷，毫无疑问应该在开元25年之前。有关细节可见南诏德化碑文（《金石萃编》卷一六0）：
⑥“洎先诏（皮罗阁）与御史严正诲谋静边寇。先王（皮罗阁）统军打石桥城。差诏（阁罗凤）与严正诲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加左领军卫大将军。无何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二河（西洱河和东饵河既宅，五诏已平。）”
通过上面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当时平地洱海南部时南诏曾同御史严正海（唐官）谋划过。另外，此后在攻克大理盆地北部时，南诏也曾同中使王承训（唐官）共同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南诏是在唐军的援护下将对立部族制压下去的。
同时，关于讨伐西洱河蛮，《蛮书》卷三登赕诏条中这样记载：“其子芋罗皮后为登赕州刺使，与蒙归义同伐静河蛮（西洱河蛮），遂分据犬厘城。芋罗皮乃归义（皮罗阁）之甥也。云云。”可见南诏还利用姻亲登赕诏的兵力。当时，战败的白蛮大酋的一支率众逃往大理盆地的北部。《南蛮传》西洱河蛮条中称：“开元中，首领始人朝，授刺史。会南诏蒙归义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羁制于浪穹诏。”西洱河蛮和东洱河蛮（洱海东南的凤仪县），曾称为姚州蛮，曾是一支反唐的力量，同南下的吐蕃力量遥相呼应，是唐朝在云南经营事业上的一大毒瘤。由于姚州经常处于不安定状态，唐朝必然要对其讨伐。
其次是关于四诏合并的问题，史料的记载很简单，关于合并的具体时间，《南蛮传》只有“开元末”的简单记载，其他史书没有记载。如果将讨伐西洱河蛮的前后情况联系在一起论述的话还需要更详细的考证工作，如果现在仅仅下个结论的话应该说四诏合并的时间大概在开元25年西洱河蛮被讨伐后不久，最迟是在开元26年上半年。这样说的理由是，皮罗阁因讨伐西洱河有功，被赐封为越国公，开元26年又赐名为归义（《唐会要》卷九十九，旧南诏传），接着有因合并五诏及讨伐吐蕃的功绩被册封为云南王，《通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间是开元26年9月”。
平定大理盆地的战争究竟在什么历史情况下展开的必需做进一步考察。这是了解南诏在皮罗阁时代兴盛，并在短时间内构建王国基础的关键所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前述的开元26年发生的围攻安戎城事件，还有吐蕃大军进犯河西地区，被唐军击败的事情。无论对唐朝还是对吐蕃来说，大理盆地在防御上都是薄弱的。第二点是吐蕃为了守住安戎城在河西和云南大理盆地北部采取了佯攻策略。其证据是在讨平西洱河蛮之前，南诏同中使王承训协力合作在北部剑川攻破了吐蕃的阵势（前揭史料6），四诏合并的时候，《旧南诏传》《南蛮传上》《通鉴》都有“最终击破吐蕃的记载”。由于在剑南动员主力参与夺回安戎城的作战，云南地区在防御上更显虚弱，为了对付吐蕃的佯攻战略而利用南诏的兵力。
这对南诏来说则是绝好的机会，他们似乎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对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四诏进行讨伐。素来自称为张氏白子国后继者的南诏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平定大理盆地，迄今为止南诏始终站在附属于唐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吐蕃势力在大理盆地北部渗透，大理盆地周边对立的白蛮系部酋及其他四诏依托吐蕃势力，很难轻易与之较量。对四诏讨伐的结果，除了越析诏以外的三诏的残余及前文提到过的西洱河蛮的一部分，大都逃往大理盆地北部的剑川一带，他们得到吐蕃的庇护，称为“三浪诏”，到德宗贞元10年前后，其余势一直与南诏对抗。对南诏而言确立王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首先要从大理盆地的北部纵深地带驱除吐蕃势力，然后在此基础上让那些不断对抗的诸部族臣服。对第六代王异牟寻来说，对吐蕃的关系问题是摆在他面前的重要任务。
此前，第四代王皮罗阁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将东部的昆明盆地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摆脱唐朝的支配与强压。皮罗阁在开元末年前后已平定了大理盆地一半以上地区，被封为“云南王”，基本构筑起南诏王国的基础，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王”，他还要完成对大理盆地东半部的平定事业，到天宝七年他取得了成功，这样，摆脱唐朝的任务就落在下一代王阁罗凤的身上。
此前几乎没有提到有关云南东部昆明盆地一带的情况，这方面的历史动向究竟如何？通观古代云南史，尤其是自古至南诏统一云南这段历史，可大致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也就是说，东部以昆明盆地为中心的文化圈和西部以大理盆地为中心的文化圈，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东部以滇池为中心，汉时便有滇国存在，近年在当时的都城所在地晋宁县发现了汉代时期的古坟引起了对此的极大关注。从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看，当时的文化发达程度不低。此后，从南北朝到唐朝这段时间里，以爨姓大部族为中心形成势力范围，并且持续很久。另外，自汉代以来汉人进入云南同原住民混血的情况非常普遍。
因此，相对来说这个文化圈的特点是同中国文化有亲缘关系，和大理盆地的情况相比，汉代以来中国各王朝在云南这一地区的经营是顺利和平稳的。在唐朝的云南经营史上这是相当具有对比性意义的现象。
与此相对，西部的大理盆地自古是白蛮种族（明清的民家，现在的白族）的原住地，在南诏国建立以前，张姓大部族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白子国），与东部的爨姓大部族并立存在，前汉时称为昆明国，后汉时称为哀牢国。而且这个文化圈还接受了从蜀地流入的中国文化，此外，经缅甸而来的印度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和西藏文化也有接触，因此文化特色和东部不同，在南诏国出现以前大理盆地就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南诏并非如记载中所说是突然出现在蛮夷之地的，从很早起就开始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进程。
有关皮罗阁何时以何种方式击败爨姓大部族在云南东半部的势力，并将其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史料中没有具体的记载，只能借助间接的史料记载来进行分析。大约在天宝5~6年间，南诏瓦解了爨姓部族的实力，并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其契机是唐朝为开发步头路而修建安宁城，南诏德化碑文有如下记载：
⑦“初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雋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宁州都督爨归王（以下四名略）南宁州大鬼王爨崇道等陷杀竹倩，兼破安宁。”由此可见，人云路线姚雋路最终得以确保，过去频频威胁姚州的大理盆地由南诏平定，此后至天宝年间，在剑南节度使的运筹下云南经营的重心移到了安南通路，即步头路的开通事业上，不仅如此，这一开发的强行举措甚为粗暴，把爨姓部族西部的据点安宁作为前线基地来建设，原住民被当作苦役，科重税，甚至还夺走盐井，《南蛮传》上有如下记载：“天宝七载，（中略）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粥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
面对骚动，唐朝方面迅速调集镇兵，都督李宓等后来夺回了安宁城（大约在天宝六年前后），唐朝再次利用南诏军队讨伐爨氏（《南蛮传》下、德化碑文）。对南诏而言这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此后的事态是如何发展的，南诏究竟怎样掌握了制控权的已无从知晓。拥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爨姓大部族决不会轻易地屈服于南诏的统治。相传阁罗凤时代曾有20余万户被强制迁往云南西边的永昌地区（《南蛮传》下）。总之，像爨姓这样的大部族即使脆弱，但想使其在短时间内瓦解一定有具体的历史原因。第一，部族内部存在许多分裂，尤其在当时那个时期，占据曲靖地区的归王族同占据安宁的崇道族之间就出现过抗争分裂的情况；第二，南诏私下将结姻政策偏向归王一侧，巧妙地助长了内部的不和；第三，从天宝期间再次兴起的唐在云南的经营促使爨姓部族产生动摇。
三、南诏摆脱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第五代王阁罗凤于36岁时袭位，在位30年，他是在安宁城收复之后的天宝7年（748年）时即位的。在南诏的历代君王中他是最刚勇的武将，在先王讨伐大理盆地时这位太子经常率先阵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武功。对南诏来说统治云南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现在梦想即将实现。但是，要想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最大的障碍是如何从唐朝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他继位两年后，即天宝9年时断然采取行动，促成他作出决定的契机是张虔陀事件。有关云南太守（云南都督）张虔陀各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通鉴》卷二一六天宝9年12月条有这样的记载：
⑧“杨国忠德鲜于仲通，荐为剑南节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故事，南诏常与妻子具谒都督，过云南（姚州）。云南抬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置辱之，乃奏其罪。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姚州），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但南诏决意反唐并非仅由张虔陀的贪婪所致，关于南诏叛离的理由德化碑文列举了六条（这是南诏方面的解释文字），其中有关崇道一条除外，其他五条皆为南诏对唐朝制压的控诉。事实上，自初唐以来唐与南诏一直保持相当的协调关系，从开元末年平定大理盆地时起，唐朝流露出对南诏实力担心的迹象。到讨伐爨姓部族前后，这种担忧最终表面化，可以想见唐朝由于害怕越来越强大起来的南诏，开始对其实行重压。
唐调集大军于天宝10年、12年和13年三次远征云南讨伐南诏，结果全部失败。接着安史之乱爆发，唐在云南的经营遂告结束。南诏归附吐蕃，建立起一个王国。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记述请见拙稿《经营史》三的第二、三项，恕不赘述。接下来就南诏脱离唐朝事件谈一下南诏与吐蕃的关系问题。
对南诏而言虽然打败了云南地区的对立部族，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地位，但仅凭其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击败唐军的，不难看出其背后有吐蕃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通鉴》卷二一六，天宝10年4月条中有以下记载：
⑨“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且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བཙན་པོ་གཅུང་།)，号日东帝，给以金印。”
《南蛮传》上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面对唐的三次讨伐，南诏方面的动向保留在南诏国唯一的纪年体史料德化碑文中（唐降臣郑回撰文，汉文），从中还可以了解一些吐審的情况。关于前文所引《通鉴》中的“今吐蕃大军压境”的记事，德化碑文有以下记载：
⑩“即便就安宁再申衷恳。城使王克诏惑味权，继违拒请。遣大军将李克铎等帅师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将亡。而仲通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斋状披雪。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令见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
从这段记载看，吐蕃对云南的各种动向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南诏和唐朝之间出现了分歧后立即向大理北部纵深处调集兵力，对南诏施加压力和影响力。但是究竟是南诏密通吐蕃在先，还是像南诏自陈辩明的那样由于受到唐朝的怀疑，出于对唐朝的抗议而同吐蕃结盟，对此无法判断。从当时的客观情势看，南诏一时同吐蕃媾和，以此来摆脱唐的重压是必然的结果，关键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南诏作出决断尚不明确。根据德化碑文记载，天宝11年正月1日，于登川被册立为赞普钟南国大诏，长男凤迦异被授予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为了摆脱唐朝的支配一时臣服于吐番，并且以兄弟国的关系来自保。这一年南诏将年号改为赞普钟（吐蕃王的弟弟）。
德化碑文还明确记载了唐军再度讨伐南诏，以及第二年遣大军第三次征讨南诏时，吐蕃派遣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援助南诏。吐蕃的神州节度使当时设在大理盆地最深处的金沙江沿岸的一座铁桥的西北。
唐朝疲于三次远征，停止向南诏出兵。不久，安史之乱发生，唐在西南蛮地的防御减弱。这一次吐蕃利用南诏的兵力驱除雋州地区的唐朝势力。从德化碑文可知，天宝15年（至德元年）伐雋州，翌至德2年台登和昆明的盐城。《南蛮传》上也有记载；“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因之取雋州会同军，据清溪关，以破越析枭于增，西而降寻传、骠诸国。”阁罗凤和吐蕃一道扫除了南诏的敌对者藏身的大理盆地北部纵身地带至金沙江北岸地区，进而控制了姚雋路，以防唐朝再次经此路线进人云南。
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次军事行动对南诏和吐蕃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他们相互利用与合作。南诏最终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的王国体制，形成了自主独立的局势。随后又痛感来自吐蕃方面的压力，再次与唐讲和，借唐朝的势力同吐蕃彻底断绝关系，这一重大使命直到第六代王异牟寻时才得以完成。最后，在德宗贞元10年（794）时断然采取行动，确立了南诏王国。南诏介于唐与吐蕃两大强国之间，谨慎地关注当时的国际政局，并利用两者的优势来达到建立自己的新国家的目的，这不仅是由于南诏三代君王的睿智，为数不少的归顺南诏的唐人及其谏言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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