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辫子，是我采风民国小镇九龙岗，慢走侵华日军南宿舍碉堡的时候偶然结识的一位老大姐。她就住在南宿舍碉堡的东面，两者之间隔了一条窄窄的乡间土路。偶尔驶过的三轮车会扬起黄尘，罩住她紧邻土路的小屋。称她为老大姐，是因为她出生于1958年，是年虚岁六十。

那一日，距离除夕还有六天。零下五摄氏度的气温，把世界染得一片清寒。我从斜对着九龙岗肿瘤医院南大门的路口，朝南宿舍方向走去。崎岖不平的土路两旁零星散布着三两座简陋低矮的瓦房。那是沉陷区拆迁后又简易搭建起来的屋舍。

冬天的太阳也可以明晃晃，在料峭中洒下光芒，覆盖在萧瑟的田埂上。这一片土灰色落寞的地方，似乎已被生命遗忘！它曾是九龙岗西矿居住区，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张大辫子出生前后，可谓人声鼎沸，算的上辉煌。

走在冬天的乡间土路上，看着眼前灰蓬蓬的一切，我的思绪了无生机，几乎一片苍茫。快到南宿舍碉堡的时候，一片青青的细竹林不经意间就站立在了路旁。让路过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望过去，自然而然就望见了竹林掩映下的小小瓦房。那是张大辫子居住的地方。

我的目的地南宿舍碉堡就在瓦房的身旁。南宿舍是当地人的习惯叫法，它位于九龙岗西矿的南面，曾是侵华日军修建的西矿中级职员的宿舍区。人们熟知的淮南村是高级管理人员居住的地方。

从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在南宿舍住宅区的四角，布置了四个碉堡。目前存留的这座唯一的石头砌成的两层楼高的方形碉堡，解放后被当时的一户人家圈在自己的院子里，用来养鸡鹅，歪打正着得以保留。2009年，淮南采矿沉陷区治理，南宿舍的住宅几乎全部拆除，只有这座碉堡作为侵华日军的罪证留存在那里，以供我今天的爱国主义走访。

我和同行的千纸鹤先生趴着南宿舍碉堡的围墙向里面张望了一会，决定走进那户竹林瓦房人家，看看有没有老照片，听听有没有旧故事供我们收集。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偶然的想法，竟然促成了《张大辫子》这篇文章的诞生。张大辫子就这样热情地站在了我的身旁。

千纸鹤先生与她说着话，我打量着张大辫子的家。她的小屋门头上钉着一块门牌“南宿舍113”。2008年，民生工程的步伐越来越大。政府以及矿务局加大对沉陷区的改造力度。土路东侧的长庚村和西侧的南宿舍都于2009年全面拆除，人们迁去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张大辫子居住了42年的家，原本属于路东的长庚村，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村落可言了，所以她的门头改成南宿舍113号。她就站在她的门头下，她与千纸鹤说着话，爽直的张大辫子仿佛在独立门户，撑起自己的家。

张大辫子一边和千纸鹤说着话，一边邀请我们走进她自己攀扎的院门。她的小小院落堆满杂物，到处都是瓶瓶罐罐和桶桶。在留下的有限空间里，她养的走地鸡逡巡着，在我们的脚前脚后绊来绊去。春节将近的信息在她的院落里也有体现。那是挂在一根低低的绳索上的几块伶仃的鸭腿。我把鼻子伸过去，年味一样扑鼻而来。

我问张大辫子，您这房前屋后一字排开这么多桶做什么呀？她说那是接雨水用的，拆迁后，这里不再供水，所以她的用水成了头等难题。既然是拆迁了，您为什么不搬走呢？据她说，沉陷区改造的政策是一户一房。她家的那套返还的房屋由她弟弟一家居住。她和父母就留在了原处。

“原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所房子吗？当然不是，张大辫子用手比划着，院子里那处窄小的几平方的地方才是原来的房子。现在我看到的钉着“南宿舍113”的门头，以及接雨水的屋檐房都是她自己盖的。

你自己盖的？我强调了一遍！肯定是她自己一个人亲手盖得！这些砌墙的砖头都是她弯腰一块一块捡来的，拉了几百架子车。抹墙缝的瓜子壳是从九龙岗山里那些废弃的老虎机里掏出来的，当然，也是年近六十的她用架子车拉回来的。

架子车不仅拉来了砖石碎片，也拉来了光阴，拉来了张大辫子的故事。她18岁高中毕业后，下放去了农村，两年后返城，开始拉架子车。现在偶尔看到的落后的几乎要绝迹的架子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走进千家万户，把人们从繁重的肩挑背扛的沉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当时还有一种职业，就是专门拉车。

张大辫子拉了不到一年的车，1979年考取了九龙岗技校。两年后的1981年，适逢服役了52年的九龙岗西矿报废，她和她的同学就从淮南的东端九龙岗分配去了西部的八公山水泥厂。受过教育的人就是不一样，她当起了令人羡慕的电工。甜蜜一定溢满了她23岁红润而又端正的面庞。

从九龙岗到八公山，这一段路程有多远？我告诉你，张大辫子就亲自用脚丈量过。那是1985年之后的事了，为什么要提1985年呢？因为那一年，27岁的张大辫子通过了全国统考，考取了淮南矿业学院机电专业，在那个年代，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美丽的张大辫子一定是微笑着接过录取通知书的。干练的张大辫子回忆往事的时候，通常是以1985年为时间坐标的。

1985年后的某一天，张大辫子在望峰岗遇到了她的父亲，她想到八公山水泥厂给每位职工发了一车蜂窝煤的福利，顾家的张大辫子立刻返回八公山，把蜂窝煤装上架子车，从晚上七点半开始，脚不停歇的拉着这车煤直奔九龙岗，那里有她的父母，那里有她的四个弟妹，那里有她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直到凌晨三点，终于到达目的地，不知道汗水有没有浸湿了她的大辫子？不知道那车煤是不是卸在了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她睡了两个小时之后，又匆匆地赶到矿业学院学习她的机电知识。张大辫子站在她的屋檐下，跟我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自豪之情从她脱落的齿缝间一泻而下。我在想，能干的女人通常是要独立门户的。

我说，张姐你结婚了吗？她爽快地回答没有。因为没有结婚，所以单位分房的大福利却与她擦肩而过。她是只身前往八公山，只身离开水泥厂。几十年的工作光阴如一条净水，她的人生小河绕过了福利分房的滩涂在浅浅地流淌。

我们小时候常常要背诵一些古诗词，有一句古诗我想化用它，就是春风不度规定关。记的当年单位分房的条件之一是要结婚。也可以理解，国家财力有限，僧多粥少，需要筛选。但是，明明知道一个职工她年龄过了一定岁数，还以没有结婚为由不给她房屋，这个规定合理吗？分房是对职工工作的认可，不是对结婚行为的认可。

我说，张姐你为什么不申请经济适用房或者公租房呢？她说她是退休人员，不符合困难条件。您还不困难吗？这院里！这屋里！这铺的！这吃的！这穿的！这用的！

她说，国家是大家的，需要大家用手托着，人人都向国家伸手，国家哪有那么多呢？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双手在空中划过，我记得那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吴仪副总理就是这样的手势。

午后的太阳有了暖意，张大辫子弟弟栽种的青竹经过许多年的繁殖，已经成林，绿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斑。虚心的竹节摇曳，枝叶拂过张大辫子亲手砌起的断墙。断墙上蜷伏着三只猫咪，它们在懒懒的晒着太阳。

60岁的张大辫子可从来不偷懒，她工作内容很多，之一就是捡砖头砌墙，捡门窗安装。之二就是照顾82岁的母亲。母亲散步的时间到了。她把老人从床上扶起，牵着老人家的手在土路上走着，慢慢地走着。张大辫子的大辫子已经了无踪迹，她花白的短发映着母亲银白的短发，这是一幅安宁单色调的图画，偶尔驶过的轿车带来的现代气息与母女原生态的亲情发生着撞色。幸福与金钱的关系大吗？

小时候，母亲就是这样牵着她的小手走着，慢慢地走着。谁的儿女谁不疼？谁的老人谁不敬？当物质力量单薄的时候，亲情可能反而提升了幸福指数。

少年的张大辫子一定俊俏，因为直到今天，她脸上没有色斑，身材没有走样。少年的张大辫子一定也是个贪玩的孩子，因为她在九龙岗的山林里尽情地玩耍着，也曾跑到刘备打草鞋的石凳上坐一坐。少年的张大辫子学习优秀，我在废弃的矿南小学校舍旁，就捡起了一串她遗落的读书声。

青年的张大辫子业务精湛，据说是当年的八公山水泥厂某位名师的四大高徒之一。青年时期的张大辫子爱护她的弟妹，她把她的小妹妹接到八公山读书，她自豪的是，她亲手把这个妹妹培养上了大学，她说那是真正的大学。青年时期的张大辫子，你可否有过一次恋爱？中年时期的张大辫子，你的心头可否有过什么雾霾？

张大辫子，你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你六十岁的时候会遇到我。我把一百元现金塞到你的手里，你坚决不要，我说我也是一个女同志带孩子，我能理解你的处境和感受。说完这话，我俩的眼里都闪现了那个什么花！

张大辫子，实名张义琴，至今洁白一身。她有她的自尊，纵然花瓣落地也有声！

《张大辫子》   2017.1.24

（作者：崔小红，民主建国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