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他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他问：“为什么不卖呢？”老先生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陈丹青说：“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
陈丹青还谈到另一件事。一次在大学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他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他非常尴尬，因为他正在撒尿。出了厕所，青年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陈丹青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
教养这东西，人家都以为要出自名门才能拥有，其实这是一种常识，只要稍微注意，都可学到，和你的出身没有关系。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许多中国观众，还不习惯在电影院里，静坐到全部字幕走完、欣赏完终曲再离座。一些人在家里看光盘，就更不耐烦听电影的终曲了。记得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里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
春秋时期就强调“礼”，那时候西方很多国家还在茹毛饮血。“不食嗟来之食”“慎独”“黄钟大吕”都显示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强调教养的。教养是一种社会价值：照顾妇女，体谅周到，谈吐文明，举止得体，平静时保持微笑，危难时保持冷静，有爱的能力，重视家庭。泰坦尼克号沉船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求生，那些看起来更能改变世界的男人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女人和小孩，那些可以独自逃生的妇女选择把人生最后的时刻留给爱人，那些有教养的老夫妇选择长眠海底，那些工作人员选择在沉船上坚守到最后一刻……
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因为慑于群体的压力，但凡有自尊心的人，都会努力接近文明。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高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所谓的教养，真实存在于环境感染力中。难的是看不见的教养。在乌合之众中，谁能保持优雅和教养？在群体无意识中，谁能保持清醒和判断？在舍生取义的时刻，谁能像一个绅士，把生的机会留给妇孺老人？这不是作秀和异类，这恰恰是最能体现教养作为品德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知书达理，嫁妆也可观，娘家是当时上海宝山县的巨富。就在她怀着次子时，徐志摩提出离婚，张幼仪没有多问一句就办了离婚手续，甚至不要求他抚养两个孩子。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德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在那里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她说：“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她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再次把家族的生意头脑发挥到极致。她精心抚养儿子，仍服侍徐志摩的双亲，甚至还接济已经落魄的徐志摩及其后来的妻子陆小曼。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多年，张幼仪都不曾对往事吐露半字，不论顺境逆境，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生活状态。那个年代的教养告诉她，既是大家闺秀，就要比旁人承受更多的责任和担当。你可以爱了又爱，最终葬在了风花雪月里，我却可以淡淡地自立不败。这样的情感与教养，世间少有。
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没有高学历和渊博学识，但很有教养、很有分寸。教养不是道德规范，也不是小学生行为准则，也并不跟文化程度、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挂钩，它是一种体谅和自律，体谅别人的不容易，自律自己的习惯。出来混，还是有教养的好，否则连盗亦有道者都鄙视你！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六期）
稿件来源：《做人与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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