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环境

　　饮茶时除了要有好茶好水之外，占人还十分讲究品茗的环境，唐代诗僧皎然认为品茶伴以花香琴韵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在《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中说：

　　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　　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
　　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
　　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

　　诗中叙述的是几位高人逸士以茶相会的情景，赏花、吟诗、听琴、品茗十分和谐地结合成—体，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了一个清幽高雅的品茗环境。

　　唐代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诗，描写了竹下饮茶的幽美环境：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迷人的紫笋茶，可以洗尽尘心，而不能洗尽雅兴，在蝉声中主客一直饮到夕阳西下。

　　中唐诗人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曰：

　　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臣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青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吕温的这篇序，描绘了一次文人茶宴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唐人对品茶环境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有良好的天气，“三月三日”，正是暮春时节，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里煎茶品饮，自然会使人陶然欲醉。另外，要有志趣相投的茶友。这也是构成饮茶环境的一部分。

　　所谓品茗环境，不仅包括景、物，而且还包括人、事。宋代品茶有一条叫做“三不点”的法则，即是对品茶环境的具体要求。欧阳修《尝新茶》诗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新茶、甘泉、清器，好天气，再有二三佳客，这构成了饮茶环境的最佳组合。如果，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洁，天气不好，茶伴缺乏教养，举止粗俗，在这种种不宜的情况下，是不能点茶品赏的。苏东坡在扬州做官时，曾经到西塔寺品过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写诗记道：“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沽。”外面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眼前有好茶、洁器、甘洌的井水，在这花木幽深的禅房，又有“可人”作伴相陪。这真是一个品茗的好去处。

　　明清时，人们对品茶环境的要求更严格，更细致。如明代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徐渭列举了种种品茶的环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人的更趋高雅的品茗意趣。

　　明末冯可宾的《岕茶笺》谈到“茶宜”，提出了十三宜，即宜于品茶的十三个条件。“一无事”，也就是无俗事缠身，有品茶的工夫；“二佳客”，即有趣味高尚，懂得欣赏茶之“三昧”的茶客；“三幽坐”，心地要安静，环境氛围要幽雅；“四吟诗”，以诗助茶兴，以茶发诗思；“五挥翰”，濡毫染翰，泼墨挥洒，以茶相辅，更益清兴：“六徜徉”，小园香径信步徘徊，时啜香茗，心恬神爽；“七睡起”，酣梦初起，以茶醒脑；“八宿酲”，宿酲未消，以茶破之；“九清供”，用清鲜果品以供佐茶；“十精舍”，茶室要精致典雅；“十一会心”，以全部心神品味茶中三昧；“十二鉴鉴”，细细把玩，慢啜慢品，体会茶之“色”、“香”、“味”；“十三文童”，有文静灵俐的茶童，以供茶役。

　　此外，冯可宾还提出品茶时的“七禁忌”，也就是不利于饮茶的七个方面：“一不如法”，即烹点不得法；“二恶具”，茶具质劣不洁；“三主客不韵”，主人、客人没有修养，毫无情韵；“四冠裳苛礼”，官场往来，不得已的应酬，使人拘束；“五荤肴杂陈”，水陆荤腥，与茶杂陈，夺茶之清；“六忙冗”，忙于俗务，没有时间细细品赏；“七壁间案头多恶趣”，室内布置俗不可耐，难以产生饮茶兴致。可见饮茶环境不仅仅指客观环境，还包括主观心境。

　　此类论述在明清两代的茶书中还有许多。如明代学者、茶人许次忬对饮茶的环境气氛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品茶应该在“心手闲适”、“披咏疲倦”之际，并在“风日清和”、“茂林修竹”、“清幽寺观”、“小桥画舫”等优美的环境中进行。他在自己的茶学专著《茶疏》中，列举丁品茶的最佳氛围：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典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下列情形则不宜饮茶：

　　作字，观剧，发书柬，大雨雪，长筵大席，翻阅卷帙，人事忙迫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

　　他还指出饮茶时“不宜近”下列氛围：

　　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

　　许次忬笔下的饮茶环境，是文人茶的典型代表。文人饮茶重在品，品茶意在得其情趣。明代陈继儒的《岩栖幽事》特别强调“品”。他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明代张源的《茶录》也说：“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他们俩人都认为饮茶者愈众，则离品茶真趣越远。许次忬对此也有论述，但他的观点却与众不同。他认为不同之客当待以不同之茶：“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需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

　　这可以说是对品茶氛围的补充说明。

　　在品茶环境中，人是其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明清茶人又往往爱将茶品与人品并列，认为品茶者的修养是决定品茶趣韵的关键。明代茶人陆树声曾作《茶寮记》，其中提及了人品与茶品的关系：“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麋鹿之俦。”又说饮茶的“茶候”应该是：“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谭把卷。”饮茶的“茶侣”应该是：“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在陆树声看来，茶是清高之物，唯有文人雅士与超凡脱俗的逸士高僧，在松风竹月，僧寮道院之中品茗赏饮，才算是与茶品相融相得，才能品尝到真茶的趣味。

　　明清文人品茶喜欢在幽静的小室，他们往往自筑茶室茶寮，隐于其中细煎慢品。如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说：“坸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一方丈精舍，依山傍水而筑，室内悉备茶具，—童子专主烧火烹茗，端茶侍水，这样，主人便可以在这里“长日清谈，寒夜兀坐”了。可见这种清静幽雅的茶室是文人雅士聚会活动的理想场所。这种清幽的茶室，我们还可以在明代画家文徵明、唐寅等人的茶画中看到。

　　有时，文人们还光顾外面的茶肆(茶馆)。如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

　　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白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也。为之作《斗茶檄》，曰：“水滛茶癖，爰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绝。特以烹煮非法，向来葛灶生尘；更兼赏鉴无人，致使羽《经》积蠹。迩者择有胜地，复举汤盟，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瓜子炒豆，何须瑞草桥边；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内。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予猷什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从这篇题为《露兄》的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茶馆，极其精洁雅致，所以赢得了文人雅士的欣赏与驻足，他们在这里焚香品茗，清淡高论，流连忘返。

　　总之，对品茗环境的讲究，是构成品茗艺术的重要环节，其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是和谐一体的。所谓物我两忘，栖神物外，心心相印其实都是说的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品茶作为—门艺术修养，也以主客体的相合统一作为最高境界。因此，对环境的选择，对人品的挑剔都是圆满完成品茗艺术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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