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儿子带我去了香港。其实，我之前随旅游团去过香港，想看的地方没有看到。因此，这次香港之行便是补课：瞻仰新亚书院，那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大师钱穆和余英时先生起步的地方。
今日的新亚书院坐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内，已然现代化建筑；但漫步校园之内，对着叫做“水天一色”的地方眺望，依然能感受到钱穆先生和唐君毅等几位“新儒派”青年创业之艰难，更增加了对这位文化守夜人的敬仰。
01
钱穆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一开始读书的目的并不是成为大师，而仅仅是为了谋生。
他12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失去顶梁柱，钱穆的学习生涯蒙上了经济匮乏的阴影。13岁，他和长兄钱挚一起考入新开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兄弟二人希望能够进入师范班，学成之后可以去教书谋生，养家糊口。
钱穆读书刻苦，因此成绩一直很好，然而却在18岁那年，还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回家。不得已，他在乡下的一所小学里成为了一名老师——比学生还大不了多少的青年老师。
他边教书边自学，一直教了18年的中小学。从小学教师到国学大师，钱穆靠的就是苦读和善思。
钱穆读书善于思考和怀疑，能够从别人没有疑问的地方起疑，从而取得突破。比如，他读《史记》时，就敏锐地发现《史记》的《六国年表》中纪年和诸子书籍有矛盾的地方。他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东吴大学的教授陈天一向钱穆引见了正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的顾颉刚。
顾颉刚一见到钱穆，听其谈吐，看其文章，立刻惊叹道：“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但钱穆只是谦虚地笑笑，并不以为意——读书和思考，他已经乐在其中了。
02
《论语》里，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钱穆最欣赏的：钱穆做学问，不求迎合别人，只要对得起自己。
1930年，《燕京学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署名钱穆，引起北平学界的剧烈轰动。
这篇文章通过考证《汉书》细节，推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说法。——这是当时一等一的大难题，堪比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学者魂牵梦绕想要解决却无力解决。
如果历史学界也有诺贝尔奖，这绝对是诺奖级别的大发现。
一时间，几乎所有学者都在打听作者的来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不是名校教授，只是中学教师，没有出国留过学，甚至没有上过大学。
当时整个北平的史学界，几乎都是相信康氏学说的，连顾颉刚、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都笃信不疑！
也许这就是民国学术伟大不朽的原因吧，众多被钱穆驳倒的学者们，纷纷表示对他文章的赞许，因为钱穆在资历上虽然是“小字辈”，但学术却无懈可击。
顾颉刚把钱穆请到燕京大学来，这名没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终于成为了大学教师。一年之后，钱穆又转去了北大。
这时，钱穆只能算是北大新秀，但他还是保留着“为己不为人”的治学风格：只要坚信自己是对的，再权威的人我也敢怼。钱穆说自己讲课“如登辩论场”——他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
这其中就包括胡适——当时公认的诸子学权威、学术界的领袖。可是就在老子的年代问题上，两人就有矛盾——胡适主张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先于孔子，但钱穆却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
钱穆上课就经常说：“胡先生在这个地方又考证错了”，“胡先生此处恐怕有成见。”惹得胡适在课堂上叹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能有什么成见呢？”
这可真是棋逢对手——留美博士、学界领袖和只有中学学历的小学校长PK上了！
但钱穆可不是为了怼而怼。他只是一心追求学问的真实，追求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良心，而不愿意曲学阿世。
03
好的学者并不一定是好老师。比如学术精湛的顾颉刚，就不怎么会讲课，上课时经常是背对着学生板书，写了满满一黑板，一节课也就上完了。
王国维更有意思，上课就抽烟，等着学生来问问题，没人问的话，就沉默着过了一节课。
但教了18年中小学后才去教大学的钱穆，无疑更懂得如何上课，如何激发学生对学问的兴趣，也更能理解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的真谛。
钱穆渐渐成了“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每次上课都需要在最大的教室，且场场爆满，旁听的人挤得连选了课的学生都没有地方坐。旁听生不一定是学生，也有中小学教师，有在政府机关、报馆、银行工作的人，甚至有些体力劳动者也慕名而来。
钱穆讲课善作比喻。在一次秦汉史课上，他指着教室中的灯泡说：“中国的秦汉文化犹如这屋中许多盏电灯，灭了一盏，屋子还亮；西方罗马文化就好比只有一盏灯，虽然非常亮，但一灭，就一片黑暗。”
钱穆讲课善动感情，容易今年入角色，讲到得意处，满面通红，声调高亢，抑扬顿挫，一口无锡官话像唱歌一样好听，将学生们也带入历史的境界中。
听完课，有的人就会围住钱穆请教问题。钱穆从来不问来者的姓名和职业，不管对方是否自己的学生、问的问题水平如何，都一视同仁，和颜悦色地解惑答疑。
于是学生问他：有些人似乎只是慕名而来，想见见您而已，不像来求学问的，为何您也很认真地赐以答复？
钱穆说：“张载18岁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拿着兵书去请教范仲淹。当时范仲淹已经是高官，却没有怠慢他，反而送给他一部《中庸》，勉励他用心读儒书，而不是沉迷于兵家。张载听后，翻然而悟，遂成一代儒宗。可见有时候话虽然不多，但影响却不小。孔子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不肯失人。”
抗战爆发后，钱穆跟着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开始了四处迁徙的日子。学校在昆明的时候，钱穆住在宜良，离昆明七十多公里，每次上课都需要坐火车赶往昆明，下了火车再赶人力车，才能勉强准时到达课堂。那时候的火车晚点个二三十分钟是常事，所以钱穆常常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
有一次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钱穆迟到了约20分钟。如果在平时，教授迟到几分钟，学生们就自行散去了。但钱穆的课，没有一名学生离开教室，所有人挤在闷热的屋子里，静静等待——这是对钱穆和他的学问的由衷敬畏。
有同学问钱穆：老师在学校不是也有一间宿舍吗？为何不提前一天过来，免得如此辛苦？
钱穆说：“我是为了给你们编写讲义。我的所有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家中，提前一天过来就少了一天备课，不备好课就上讲台，是对你们不负责任。”
钱穆最喜欢和学生一起出游，在山水之中谈学论道。
有一年，钱穆带领几名学生在苏州负责一项点校古籍的工作，除了在工作室中读书、标点，每隔十天半个月，钱穆就会说：“该出去玩玩儿了！”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游览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
在途中，钱穆常和学生一起逛书店，买书送给他们，风趣地说：“读书犹如游山玩水，兴味无穷。你读了章实斋的书，再读颜习斋的书，就如同从这山爬到那山，再看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好比一幅山水画卷，让你对这些山又有了新的体会。”
有一段时间，给钱穆和学生们做饭的厨师请假回家了，学生们本来想自己做饭，但是钱穆说：你们哪懂做饭！于是钱穆自己动手，在屋中生火煮饭、炖肉，被炭火熏得满头大汗。一屋子师生一起吃上了地道的江浙菜。
04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已经安不下一张书桌，西南联大也不得不辗转于长沙、蒙自、昆明等地。
钱穆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许多已经写好的书稿，如《清儒学案》，都在逃难中散失。
但钱穆依然坚持教书育人。他讲的是中国史，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显出了更沉重的分量。
在课上讲到激动处，他似乎就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你们要记住，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只是中国史的逆流！若不是如此，中国历史岂能绵延数千载而不绝！中国，是不会亡的！”
满场一片寂静，几秒后，爆发出久久不息的掌声。
他在联大的讲课吸引来的大量听众中就包括在前线的浴血奋战的士兵。在那段艰苦岁月中，有的有知识的人都对时局悲观失望，这样一位力证中国不会亡的大师，给国人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钱穆的好友陈梦家，当时也在西南联大教书。他常去听钱穆的课，也一样听得热血澎湃。于是，陈梦家劝钱穆，把上课的讲义整理出版，让更多同胞能够看到。
钱穆觉得陈梦家所言确实有道理——写一部通史，让一般有文化的民众都能读懂，在国难之际是激发民族自尊、鼓舞民族精神的强有力的武器！
于是，那部前无古人的《国史大纲》横空出世。
从来没有一部史书采用《国史大纲》的体例，钱穆在书中把中华文明作为整体来写，注重各朝代之间的延续性，写出了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顽强。
“引论”部分被陈寅恪称赞为“一篇大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心潮澎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于是，钱穆在书里呼吁凡是中国人，都必须了解一定程度的中国史，国家才会有希望。
这篇引论在全书出版前先刊登在报刊上，一时洛阳纸贵，许多买不到报纸的人也纷纷辗转传抄。
除了鼓舞精神，钱穆还关注着抗日前线：他研究了日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发现日军很多地方是按照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行事的。钱穆对这部书早已烂熟于胸。他将这一点呈报给国民政府，又教给准备上前线作战的学生，对抗战奉献出了读书人的力量。
中国为什么能在抗日战争中艰苦抗战并最终以弱胜强？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凝聚一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而钱穆正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骨干。
05
1949年，钱穆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堪称白手起家——连校舍都是别人出资捐赠的。
学校草创，几乎一无所有，校园里缺乏可用的图书、仪器，教授的工资也时常发不出去，钱穆自嘲说他们“老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来上堂”。
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是钱穆多年以来的崇拜者，听说钱穆来香港办学校，赶紧去找他。他的目的很明确：请钱穆到香港大学来教书，物质条件一切好说。
但钱穆说：“新亚学院正在艰苦中，我不能离去。”
林仰山不死心，又说：“那先生可否前来兼课？薪酬您是不必担心的。”
钱穆笑着说：“我所在意者并非薪酬。只是新亚学院一切事情正在起步阶段，实在不容许我还在校外分心。”
林仰山仍不放弃，苦苦相求，说港大中文系也是刚起步，需要有大师指导才能走上正轨，盼钱穆不要让港大师生失望。
钱穆说：“好吧，既然师生们如此厚爱，那我答应你，必要时我可以参加港大中文系的会议，但我一不任职，二不授课，三不受薪。”
正是在这种决绝精神的支撑下，钱穆在几年之内把新亚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在人称“文化沙漠”的香港，硬是留住了学问一脉不断，他后来说：“新亚精神，老实说，则是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而已。”
他的学生余英时曾回忆，有一年香港的夏天特别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仍不愿离开学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望他，心里难受，问他：有什么事可以帮他做吗？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余英时就去买了一部送他，“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那块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这种继绝学的卫道者的孤独和苦痛，又有几人能够坚守？
1960年，耶鲁大学特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用中文念出颂词。颂词中说：“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这举重若轻的几个字，又怎么说得尽钱穆“为往圣继绝学”经历过的艰难困苦？
06
晚年的钱穆住在台湾，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而呐喊。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坚守，还有一份无法割舍的亲情。
自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钱穆有整整32年不能和子女相聚。一直到1980年，86岁高龄的钱穆才得以和他的三子一女（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团聚。但32年后的第一次团圆，只有短短七天。
第二年，他又见到了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1988年，钱穆病重，钱易获准进入台湾探望父亲，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台探亲后，第一位获准进入台湾的大陆同胞。
父女相伴一个月，竟然是数十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钱穆说：“我本来没有什么梦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间屋，读书终老，当个穷书生。没想到连这一点都成了奢望。”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寓所中因心力衰竭，安详离世。时年96岁。
钱穆先生96岁的一生，蕴含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智慧，将东方对当代的珍贵价值告诉了世人。甚至，他已经活成了中国文化精神本身。
他的去世，意味着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的一种消失了的宝贵人格。
钱穆梦萦魂牵的是中华文化，去世以后，仍然魂归故里，葬于太湖之滨的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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