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军统大员、《戴笠秘史》的作者沈醉将军偕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
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的头版头条上的这条新闻引起了整个香港乃至台湾的轰动，这跟沈醉长达18年的军统生涯脱不了干系，也跟他杀共产党人士不眨眼的传奇经历有关。
这次回香港探亲，前来探望沈醉的亲友和记者络绎不绝，故旧的好友和学生都劝他留在香港享福。
期间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用各种方式希望沈醉能够回到台湾。
面对种种“热情”，原本可以在香港多待一些时日的沈醉，仅27天后就匆匆逃离了香港。
临走还给一直试图游说他的特务留了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军统特务“四大金刚”
沈醉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高官，在军统地位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
但沈醉长期跻身于国民党高层，却从不沾染吃喝嫖赌等恶习，反而钟情于读书写诗，这在国民党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沈醉母亲对他的教诲和严训。
1914年，沈醉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村，父亲早逝，由母亲一手把他带大。
他的母亲是清末著名诗社的成员，非常擅长写诗词，沈醉的名字就是母亲根据李清照《如梦令》中“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所取。
沈醉从小就受母亲诗书气质的熏陶，对诗词情有独钟，如果不是偶然间结识了戴笠，或许沈醉的人生会是另一种色彩。
说起沈醉与戴笠的初次相识，就不得不说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
1932年，那一年还不到十八岁的沈醉因为与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被校方开除了，于是他只身一人前往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早期曾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曾是叶挺独立团的教导员、中共总支书记，后来还被中共派到苏联学习情报业务。
归国后恰逢“四一二”政变，与党失去联系后加入了军统，成为了军统早期重要骨干，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
沈醉到上海之后，想让姐夫介绍参加“革命”，那时候的沈醉聪明能干，思想单纯，就这样加入了复兴社当联络员。
后来沈醉在回忆中称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时的沈醉确实一腔热血，干劲十足，这也让他和戴笠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对方的好感。
初次见戴笠，戴笠跟沈醉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还塞了100块钱给沈醉，让他多出去转转玩玩，还说：“我儿子跟你同岁，现在在上海上大学，到时候他放假了，你同他一起去南京玩。”
从那之后，凭借着戴笠的栽培再加上沈醉出色的成绩，很快沈醉就成了戴笠的心腹，并且官运亨通。
28岁的时候沈醉就当上了少将处长，这是军统里的最高军衔，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
“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沈醉虽然一直不忘母亲的教诲，但是他的工作却促使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绑架、去杀人......
有一次，沈醉在带领部下执行绑架任务的时候，他所乘坐的汽车撞到了一辆人力车，当他看清人力车上的乘客时愣住了，那正是刚从寺庙拜佛回来的母亲。
沈醉的母亲也看到了坐在轿车里的人，觉得此人像极了自己的儿子，于是试探着喊了一声沈醉的小名。
沈醉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也怕暴露自己的行径，于是硬着心肠对敬爱的母亲用上海话骂了句：“侬瞎了眼！”
当时沈醉的母亲真以为是自己认错了人，便不再吭声。回到家后，还一直跟沈醉说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他。
虽说这件事情得到了戴笠的赞扬，但在沈醉心中却留下了无法泯灭的愧疚。
1949年，沈醉受毛人凤之命暗杀反蒋人士、民革成员杨杰将军，此人是自己家的邻居。
因为家中没有人，所以接到暗杀指令后他召集暗杀特务在自己家客厅商量暗杀计划，但没想到的是他和特务们的暗杀计划被在阳台上看书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
待特务们走后，沈母大怒：“我之前是怎么教育你的？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把杨先生杀了，回头你的孩子们问你是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有脸再跟人家说话？”
面对母亲的教诲，沈醉羞愧交加，后来承受着军统纪律处分的风险，最终也没有执行毛人凤的暗杀命令。
沈醉的传奇婚恋
沈醉的第一个恋人是一个南洋华侨的女儿，名叫白云，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女革命家莫耶。
他们相识在上海，当时沈醉21岁，为了执行任务化名为陈仓，白云则在上海任进步刊物《女子月刊》的主编。
一个才貌双全，一个年轻潇洒，两个人一见倾心，后来感情迅速升温，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双方甚至都还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后来戴笠知道了沈醉和白云的关系，经过调查发现白云思想比较激进，于是不同意沈醉和白云结婚。
思想进步的白云跟身为军统特务的沈醉，注定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白云多次劝沈醉跟自己一同前去延安，不得已沈醉只能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白云离开沈醉去了延安，沈醉在军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段遗憾而美丽的爱情，一直到很多年后，才被众人所熟知。
抗战爆发后，沈醉在湖南临澧军统特训班当教官，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妻子栗燕平。
两人初相识也很浪漫，栗燕萍是特训班的学员，当时栗燕萍学游泳一不小心误入了深水区，挣扎之际是沈醉将她救起。
当时沈醉只是觉得这个姑娘很调皮并没有其他心思，后来沈醉要回长沙看望母亲，栗燕萍刚好也要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于是便乘沈醉的车一同回长沙。
到栗燕萍家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沈醉就陪栗燕萍询问栗父的情况，谁知沈醉竟被栗父当成了女儿的男友。
一直拉着沈醉的手问长问短，并感慨道：“萍儿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
看着病危的栗父，沈醉觉得也不便解释，于是只能点头应付，回家之后沈醉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母亲听，谁知母亲竟严厉教诲：“临终人的嘱托，你既然点了头就等于答应了，这是不能轻易违背。”
这时，沈醉才认真思考起这件事情来。
后来栗燕萍从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长沙工作，但是一直忘不了沈醉，于是独自一人徒步从长沙到临澧去找沈醉。
但她不知道的是沈醉已经调离了临澧。
两人再见也是缘分，那天沈醉在公路上骑马奔驰，马鞭突然掉落在地，碰巧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军服的士兵顺手帮他把鞭子捡起。
当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都愣住了。沈醉惊喜地发现这个女扮男装的士兵竟是前来找自己的栗燕萍。
从那以后两人就结为了夫妻，一起生活了11年，育有五子一女，一直到1949年沈醉把栗燕萍和母亲一起送到台湾。
戴笠飞机失事后，毛人凤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沈醉因之前功劳太大，被毛人凤视为眼中钉。
沈醉意识到自己可能再待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主动申请被“发配”到云南。
在云南，他奉命去调节徐远举和周养浩之间的矛盾（《红岩》中徐鹏飞和沈养斋的原型），在那里目睹了“江姐”被徐远举刑判的全过程。
因此这一“参与”过程，也让沈醉成了《红岩》中严醉的原型。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
当时已经看清了社会形势的沈醉决定主动向共产党投诚，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生活。
也是在这时，沈醉和妻子儿女还有母亲失去了联系。
沈醉被捕后，台湾国民党出于宣传意图，把沈醉列为“烈士”，这给沈醉母亲极大地打击，最后克死台湾。
妻子栗燕萍得知沈醉已经“牺牲”悲痛万分，后来母亲去世后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回到了香港，因生活困难不得已改嫁他人。
晚年沈醉香港行
刚进入战犯管理所的沈醉内心是非常惶恐的，知道陈赓等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先后来监狱看望国民党中的老同学，这才让沈醉看到了一些希望。
他觉得共产党干部似乎与国民党不同，没有那么多的阴奉阳违。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的那几年，沈醉和他的战友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安排参观新中国的新成就，这给了沈醉很大的触动，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监狱中，沈醉拿起了纸笔，想起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再想到这么多年自己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怀着悔恨的心情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后来那些书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很有价值的史料。
1960年底，沈醉成为了唯一被特赦的军统要员，劳动一年后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
特赦后的沈醉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自己的家人，但母亲已逝世，妻子已改嫁，唯一能联系上的就是寄养在外婆家的小女儿沈美娟。
跟小女儿的相认让沈醉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之后他把所有的亲情都寄托在了这个小女儿身上。
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沈醉终于找到了妻子栗燕萍以及五个子女的下落，当栗燕萍得知沈醉还活着的时候，内心很痛苦。
但栗燕萍已经改嫁，沈醉也已另娶，两人逝去的婚姻也只能是彼此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1979年，沈醉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名义，享受副部级待遇，并当选了政协委员，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后来逐渐跟在台湾的儿女取得联系后，随着年龄越大，沈醉对儿女们的思念越浓。
当时栗燕萍也多次写信邀请沈醉前往香港探亲，沈醉有些犹豫，因为他身份特殊，担心政府不会批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和女儿的港澳通行证很快就办妥了，于是怀着激动地心情，沈醉踏上了香港探亲之行。
沈醉与前妻栗燕萍相见的那天，两人几度落泪。
往日的恋情，今日的结局，令他们伤感不已。但如今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氛围也让沈醉开心不已。
但是儿女们劝说沈醉留在香港，不要再回大陆的时候，沈醉却说：“你们的孝心我心领了，但不回去可不行！共产党信任我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团聚，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情来。”
尽管沈醉对这次的探亲之行不愿声张，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想要悄无声息地来是很难办到的。
再加上沈醉后来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所以媒体对沈醉颇为关注。
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沈醉携女抵港小住的消息，在香港炸开了锅。
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探望的故友络绎不绝。
当沈醉表示不久就会返回大陆时，很多人对沈醉的行为表示不可思议。故旧和学生纷纷来劝他留在香港或者去到台湾享享清福。
但是沈醉却耿直地说：“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差了一点，但是我不是为了钱而来的。我母亲多次对我说，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新中国，我才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这期间也有一些“特殊”的人想让沈醉留下来，有一次一位自称是某报社董事长秘书的梁小姐来访。
一见面就拿出一张面额巨大的支票：“这是董事长给的，希望你能出现发表一些文章。”沈醉一听就知道此人打什么心思，于是断然拒绝。
没想到第二天该报社以“一群热爱贵报读者”的名义，开始对沈醉发难。后来国民党方还派出特务来对沈醉进行游说。
那天沈醉正在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一谈。”多年的工作生涯让沈醉意识到来者不善，于是镇定的将自己所住的酒店房间号报给了来人。
沈醉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于是在他们找来之前迅速收拾东西踏上了返回大陆的行程。
临走前，沈醉还给那些特务留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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