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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一女红军到延安,毛主席高兴写信:我让人去接你,见面详谈

15岁就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曾志,成为了共产党一名坚贞的女战士,还和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她曾对毛主席说过:“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而毛主席提到曾志的时候,也总是感慨不已。

和毛主席的深厚情谊

1928年的湘南暴动,让曾志瞬间成为一个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那会的她,头上裹着红头巾,背上还背着一支红缨枪,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红姑娘”。

她的爱情观,也非常符合时代的主旋律。

她革命的领路人是夏明震,当年是湖南特委组织部长,可就是在领导湘南暴动的过程中,夏明震不幸牺牲。

而她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更是红七师的党代表。

两人在井冈山上认识,一起在赣南、闽西、漳州、厦门等地并肩作战,他们是爱人,也是战友。

而曾志和毛主席之间的革命友情,也是从井冈山上开始的,两人的关系也一直都不错。

在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在休息,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声音,是要找蔡协民。

没过一会,蔡协民起身去开门,毛主席进入到内屋之后,看了曾志一眼,对蔡协民说:“呵!金屋藏娇嘛,老蔡,你真是好福气哦。”

曾志久仰毛主席的大名,不过这也是二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第一次碰面。

这第一句话,就让曾志感觉到毛主席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井冈山的日子也是非常艰苦,曾志和毛主席、贺子珍等人都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毛主席也对曾志的过去比较了解,他对曾志的影响一样非常深刻,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曾志是蔡协民的妻子。

不久之后,曾志离开了井冈山去福建工作,也就暂时和毛主席等人分开了。

这一别,就过去了很久很久。

1938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志也以“荆门合作饭店”女老板的身份来掩护自己,实际上,那会的曾志已经是荆门、当阳、远安的县委书记了。

结果,在1929年,国民党在统治区下达了“限制令”,搞起了“排斥异党”的那一套,曾志这里就不太安全了,毕竟她的目标实在是太大了,如果继续留在“荆当远”地区,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此,组织上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将曾志送到延安去学习。

这一路上,曾志也非常不容易,经过了3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最终于1939年深秋期间抵达了延安。

到达延安后,曾志非常想念过去和毛主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于是趴在窑洞的土炕上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接到信后,得知是曾志来了,于是写了一个条子:曾志同志,你来延安,实在是很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的人去接你,明天见面再详谈。

曾志如约来到了杨家岭。

毛主席见到了曾志之后,就紧紧握住了她的手,问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在哪里呀?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我一直都在注意打探着你们的消息,前面潘汉年还从白区到了延安,我还向他打听过,不过潘汉年回答说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么多年时间里,曾志所经历的一切,确实也都非常艰难。

她利用这个机会,跟毛主席诉说了白区的情况,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甚至还和党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联系。

此外,6年前,她的丈夫蔡协民被敌人杀害在漳州,面对毛主席的亲切询问,曾志将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全都吐露了出来。

之后,她和陶铸走到了一起,两人都是从事地下工作,因此彼此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陶铸又被抓捕入狱,5年的时间一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旧和叶飞一起,在闽东一带领导游击战争。

这次和毛主席见面,两人聊了很久很久,原本主席是想让她留在这里休息的,不过看到毛主席的夫人晚饭后孕吐,她就不想再多打扰,于是主动起身告辞。

1940年5月,陶铸也经由重庆来到了延安,曾志和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不久之后又生下了女儿。

女儿落地的时候,由于护士非常慌忙,没能用手接住,因此女儿一下就掉在了产床下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陶斯亮

这一次生孩子,也险些要了曾志的命,因为她出现了产后大出血的情况,血透过的油布、垫子也一直流到了地上。

陶铸留在延安后,他们和毛主席这两家人就距离非常接近了,陶铸的性子比较急,嗓门也比较大,经常不太爱很快回家,总是去李富春、陈云那边聊天,曾志就带着小儿女去主席那边聊天,每次都能聊很久。

1945年,曾志的孩子也仅仅只有4岁,不过,革命斗争的高潮再次到来。

根据中共组织的需要,陶铸要和曾志共同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战争,不巧的是,曾志正好患上了阑尾炎。

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曾志考虑到了以后在敌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考虑到之前生孩子的痛苦经历,便主动向医生提出要做绝育手术。

医生担心她后悔,坚决不愿同意。

可曾志这边其实早已下定了决心,对医生说道:“我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党了,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或不后悔的。”

陶铸也前来,当面用白纸黑字写下了意见:尊重曾志的意见,同意。

因此,曾志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做了绝育手术,术后没恢复多久,夫妻二人就共同奔赴东北战场,临行之前,他们将自己的女儿安置在了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战士负责。

那位名为杨顺卿的战士面对这样的场景同样非常悲伤,曾志也考虑到,由于东北的情况非常复杂,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于是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了。”

在辞行之前,曾志还专门去见了毛主席一面,向他保证:“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毛主席听闻后,也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

在东北工作的日子里,曾志担任了中共辽吉省委委员、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等职务。

建国后的曾志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志离开了东北,并且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又担任了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务,一直都身居高位,这和她在革命过程中的巨大奉献是分不开的。

她从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一路走来,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奉献和工作,内心中也无比期盼着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兴旺发达。

而她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非常亲密。

毛主席还会经常给她安排一些事情,比如在建国之后,曾志去探望毛主席,当时已经是夏天了,毛主席依旧穿着破了很多洞的毛裤。

曾志有些不理解,便询问道:“主席,您怎么在这么热的天还穿着毛裤,是不是腿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毛主席听到这样的问题有点无奈,还笑了笑,对她说:“腿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因为块头有点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

曾志还有些奇怪,觉得为何主席身边的夫人不会关心,而主席也说:“我生活上的事情,她也从来不关心。”

于是,基于多年来的革命友情,曾志主动提出要在广州针织厂为她定上两套,毛主席也十分高兴地说:“好呀,那就麻烦你了,不过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见到了住在南昌的贺子珍。

曾志和贺子珍,也是土地革命期间的好姐妹了,因此,两人见面,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当年,毛主席还和贺子珍在一起的时候,曾志就和贺子珍的关系非常要好。

两人经常睡在一个铺上,还盖着一条棉被,那会曾志的丈夫是蔡协民,蔡协民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经常给曾志写一些浓浓爱意的长信,这些也总会被贺子珍发现。

由于两人的关系非常要好,所以贺子珍发现了信件之后,就要求曾志拿给她看,看完还不算,还要拿去让毛主席看。

贺子珍的性格非常倔强,可她的模样又十分清秀,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毛主席那会非常喜欢贺子珍的性子,因此就会逗着她玩,贺子珍要是发起了脾气,哭得也抽抽咽咽的。

有一次,曾志经过了毛主席的房门口,听见他们畅怀大笑,毛主席看到了曾志晃过去,连忙让曾志进来,曾志走到他们面前,毛主席就用手指着贺子珍对曾志说:“她还总争风吃醋!”

不过,后来的曾志就再也没见到贺子珍,心里虽挂念,可也不好提及,一直到1959年。

她考虑再三,还是将贺子珍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对曾志说:“我还是想见见她,毕竟是10年的夫妻了,你跟汪东兴说一下,让他接贺子珍上来。”

这种绝对个人的私事,毛主席在当年只和曾志说了,再加上后面的汪东兴,这件事一共也就4个人知道。

之后,曾志夫妻二人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恳工作。

1966年,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临行前,陶铸欲言又止地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当中宣部长。”

曾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上面的决定,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陶铸独自离开后,曾志也在广州养病,她转念一想,在广州养病还不如去北京养病,两人在一起,还能互相照顾。

因此,9月10日,在省委的同意下,曾志也飞往北京,那一天,陶铸早早就守在机场迎接,这也是夫妻二人结婚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因此,曾志也非常感动。

不过,陶铸在1967年被检查出了癌症,11月30日,他在合肥悄然病逝,从和曾志分别到病逝,只有短短43天。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家人帮他整理遗物的时候,翻出来了87个信封。

这里面,是她从每个月的工资中省下来的钱。

在信中,她请求家人将这笔钱转交给国家,再由组织上交给需要照顾的孩子。

其中,有一个信封上,写着这样的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

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简短: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更不要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遗体送到医院去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就火化。

对于骨灰问题,曾志也有着自己的要求。

她想要将一半的骨灰留在井冈山的树下当肥料,另一半则埋葬在白云山的石头下面。

她和丈夫都曾走上过很高的职务,不过,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们还是要求他们在贫困地区工作和奉献。

曾志与蔡协民所生的儿子蔡石红,在她去世的时候,依旧还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

曾志的一生光明磊落,国家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也分得很开,从不混淆,这也成为了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而她的后事,也是完全按照她个人的要求去办理的,火化遗体的那一天,即使亲属们没有去通知任何人,可还有300多人知道消息后从四面八方前来送行,向老人家作着最后的告别。

参考

论毛泽东与延安知识女性的成长 谭亮亮; 杨尚勤 毛泽东思想研究

曾志:毕生忘怀一己的巾帼英杰 沈黎明 世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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