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步于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决意过农村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为我们留下很多掷地有声又发人深省的话：“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左边为梁漱溟
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该文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五、六、七三期连载。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勾画了梁漱溟此后的人生轮廓，即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虽偏颇，却有独到见解，遂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北大文科哲学门第二届毕业生留影。前排右二为梁漱溟
在北大期间， 他先是开设了印度哲学课程，借此弘扬佛法。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 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并不觉苦，脸上常有笑容。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渐渐通晓佛理。
他的发现佛教和当年的悉达多太子如出一辙。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人艰难前行。坐车的催他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下巴渗出的血染红了胡子。梁漱溟后来写道：“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据说从此后他一生不坐人力车。 佛法似乎解决了一个少年对生命意义的第一次质问， 也为他指出了一条不同凡俗的人生道路。1987 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阐述自己的轮回观：“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家笑失话。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他信佛，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工夫。
在北大教了一年印度哲学后，梁漱溟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选择了孔子，一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已经过气的先贤。后来，梁漱溟就不讲印度哲学了，开始讲孔子。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梁漱溟对儒家的看法。梁漱溟在北大讲授的“孔家思想史”颇受学生欢迎，据说：“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在200人左右。”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流行“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实证原则代替一切信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梁漱溟批判“唯科学主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梁漱溟发表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过分西化倾向。他认为，照搬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基石。
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各有所长。他反对“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盲目排斥人类文化的经典，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
梁漱溟
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都是纠结的：在梁漱溟那里，它们却是统一的。
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划入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
文章来源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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