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在汉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前人的研究也已很多。不过对于《白虎通义》的教育思想则少有涉及，故本文试图对《白虎通》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观进行一番简单的梳理。
一、东汉前期的教育发展以及白虎观会议的召开。
儒家本就十分重视教育，随着其独尊地位的取得，教育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西汉后期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基本建立起来，《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学校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不过在随后的战乱中，整个学校体系也遭受到严重冲击。
东汉建立后不久，刘秀为标榜其正统性就开始恢复学校教育体系。“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歩者委它乎其中。”时距统一天下尚有七年，显示了刘秀对于教育的重视。在刘秀去世前，也开始大规模兴建太学建筑。汉明帝即位后，为新建的国家最高学府举行了隆重的启用仪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在最高统治者重视下，地方学校也先后恢复并有所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循吏”们的重要政绩。甚至许多类似九真郡这样边远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得到发展。随着政治的稳定，民间教育活动也逐渐活跃。出现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大师，私学规模也不断扩大。到汉章帝即位后，东汉学校教育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白虎观会议的召开本是为了解决章句烦琐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教育领域内的事——为太学整理教材。会议的经过是：皇帝首先发出诏书要求对太学章句进行整理，“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可见参加会议人员范围的广泛，数量想必也不会太少。从会议的过程看，皇帝的意志得到了贯彻。会议的成果形成《白虎议奏》一书。关于此书前人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已亡佚，另一种则认为《白虎议奏》即由班固执笔整理的《白虎通义》。不管《白虎议奏》是否就是《白虎通义》，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白虎通义》体现了汉章帝的意志，是一部钦定经学总论。很有可能《白虎议奏》是如同《石渠阁奏议》一样的著作，记载了会议的过程，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最后皇帝的裁决。应该属于档案性质的原始记录。而《白虎通义》则是由班固根据皇帝的意志，将白虎观会议的最后结论整理成书。
《白虎通义》内容驳杂，涉及到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时人称为“国宪”。教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白虎通义》对国家教育理论进行了总结，并且试图对今后的教育措施提出一些指导意见。
二、《白虎通义》的“冶性”、“变情”教育思想
《白虎通义》教育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白虎通义》并没有简单地对人性进行善恶的定性，它认为人由阴阳二气所生，阳气构成了性，性为理为善；阴气构成了情，情为欲为恶。阳气表现为仁，阴气表现为贪。它说：“情性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懐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不仅说明了现实社会中恶的来源，而且也强调了对人进行教育改造的必要。学习的目的就是“学以治性，虑以变情”。它说：“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这里的觉悟并非对客观未知世界的探索，而是要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出德行的潜力，使人摆脱了情的羁绊而向着善的性回归。而这样的学习不能仅靠自己自觉努力完成，“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须有老师的帮助才行。“是以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甚至于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和儒家的圣人也都有老师。“《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传》曰：‘黄帝师力牧，帝颛顼师绿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一般人更需要接受老师的启迪和帮助来完成从情到性的回归。
《白虎通义》接着对教育的功能进行了论述。它从维护统治秩序的高度强调了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于培养有德之民，也就是要培养出符合专制社会要求的合格的顺民。所以教育首要就在于“知人伦”，“其有贤才美质知学者足以开其心。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
相应地，《白虎通义》对教育内容也进行了规定。首先要“明三纲”，其次是“正六纪”。“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谓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些汉代核心伦理观念的确立则要通过经学教育来完成，对学生进行经学传授过程中灌输纲纪的理念。它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懐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徳也。”而且《白虎通》还认为，对学生进行伦理教化还需要发挥乡里长老的作用。它说：“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为右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行义，立五帝之德。朝则坐于里之门，弟子皆出就农而复罢示如之皆入而复罢。其有出入不时，早晏不节，有过故使语之，言心无由生也。”
当然，女子也要接受教育。而女性教育的内容则更多地体现了专制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性禁锢。“妇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由于女人只需要学习如何为人妻就已经足够，所以学期特别短，“妇人学一时，足以成矣”。她们不能到学校里去，只能在各自宗庙里学习。老师也用不着硕学鸿儒，“国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无子者而明于妇道又禄之，使教宗室五属之女”。东汉虽多次出现太后临朝，可是妇女地位已较西汉有所下降，班昭《女诫》在东汉产生并非偶然。当然贵族妇女还有条件接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和帝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
三、《白虎通义》对学校和教师的重视
《白虎通义》十分重视学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主张建立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并认为国家学校体系的建立完全是天意的体现。它提出首先要在中央建立太学，天子的太学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辟雍”。它说：“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徳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圎，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徳也。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残贼。故谓之辟雍也。”相应地各地的诸侯也要建立学校，名曰“泮宫”，“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汉代的诸侯，无论是诸侯王还是列侯，都不是先秦意义上的诸侯。《白虎通》所要论说的，其实是郡一级学校的情况。甚至，乡里一级也要建立学校。“乡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义也。序者，序长幼也。”这样就可以使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无不教民也”。这其实是对东汉以来国家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总结和论证。
《白虎通义》还特别强调师道尊严。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人有三尊：君、父、师”。甚至天子亦不能臣其师，“不臣受授之师者，尊师重道，欲使极陈天人之意也。故《礼学记》曰：‘当其为师则不臣也’”。汉代皇帝尊师史不绝书。汉明帝就非常尊重其师桓荣，不仅在当太子时严执弟子仪，而且当皇帝以后在老师面前依然把自己当学生，而非皇帝。老师病危时，汉明帝亲自前往探视，而且“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桓荣去世后，“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冡茔于首山之阳。”
《白虎通义》认为父亲不能亲自教育儿子，因为有关阴阳夫妇等问题作为父亲不好讲出口。所以所有的人，无论身份尊卑，从皇太子到平民子弟，都要接受老师的教诲。而且是必须到学校里接受教育，而非请老师到家里来，这也是师道尊严的体现。“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尊师重先生之道也。《礼》曰：‘有来学者，无往教者也。’”师生关系也是所有人伦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含有尊尊和亲亲两方面，同时具有君臣、父子、朋友关系的性质。从君臣关系上说，首先这是教师教学的重点内容，要以君臣之道来教育子弟。而且要求弟子要以事君的态度来事师，并严格忠于师说，即守“师法”。从父子关系上说，当年孔子与颜回就是师徒亲如父子的明证。它说：“弟子为师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则尊敬而亲之，死则哀痛之，恩深义重，故为之隆服。入则绖，出则否。《檀弓》曰：‘昔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也。”汉代为师服丧的例子比比皆是。师生的关系也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师生关系中也含有朋友的成分。
四、《白虎通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白虎通义》是皇帝钦定的指导思想，对东汉中后期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太学的建设不断受到重视。太学的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到汉顺帝时“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张，最多达到了三万多人。在中央的倡导下，地方重视教育的官员也越来越多。比如许荆、仇览等人。这些“循吏”都把教育看成维持一个地方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官方教育发展的同时，民间教育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党锢之祸后更是如此。出现了一些大师级的教育家。
《白虎通义》不仅对东汉的教育时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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