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北京京剧团编剧，长期与著名京剧艺术家合作。下面是汪老回忆与裘盛戎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段。
京剧真也好像有一种“气运”。和盛戎同时，中国出现了好些好演员，如：李少春、叶盛兰……他们岁数差不多，天赋、功夫、修养都是上乘。他们都很有创造性。他们是戏曲界的一些才子，京剧界的一代才人。但都因为身心爱到长期摧残，过早地凋谢了。
裘盛戎与马连良
我和盛戎最初认识就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
演员们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铆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词，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向人家学习来了。
回到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子摊鸡蛋，大家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子的样子，表现了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我一下子对这个京剧大演员产生了好感。一个搞艺术的人，没有一点童心是不行的。
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唉，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瘦啦！'搞《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
《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的老人的事。我们去访问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的老人。这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哪，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
这一家房子很仄逼，但是裱糊得四白落地，墙上贴了好些字条，都是打电话来的人留下的话和各种各样备忘性质的资料，如火车的时刻表、医院地址、二十四节气……。
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看了五年电话机。传呼一千八百日，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我们搞过两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
1969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时期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太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他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
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他在心里又是很感激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影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趟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难爱。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还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这种天气我还是头一次见哩。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盛戎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我记得他那读剧本的神气。他读着，微微地接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下面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晤。”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晤！”戏曲界有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说法，把演员“入了戏”，“进入了角色”，叫作“附了体”。盛戎真是“附了体”。他对剧作者的尊重完全不是出于礼貌；他是真爱上了这个剧，也爱作者。
我和盛戎从未深谈，我们的素养、身世、经历都很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我和盛戎在艺术上是“莫逆”。我没有为任何戏曲演员哭过，但是想起盛戎，泪不能止。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
“哎呀，花脸唱闭口字……”
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
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
盛戎十三道辙都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响，是很难得的。
《杜鹃山》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豪绅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
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
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你来来！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登、登、登…”，到“再加新伤痕”再归到原来的“尺寸”，而且唱得很强烈。 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
1969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出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簧火堆里烤着，番薯糊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了番薯，唱道：“手握番薯浑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到眼前”他想起：6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届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遇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下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
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
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虚”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
盛戎的这两句唱到现在还是绕梁三日，使我一想就激动。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台上不“用”裘盛戎了。但他也并不闲着。有人上他家学戏，他总是很认真地说。而且是有教无类，即使那个青年演员条件差，他也还是把着手教。
他不上台了，还整天琢磨唱腔。不单花脸，老生、旦角都研究。他跟我说过：《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最好的一句是“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心--长！”“搁”在那儿了，真好！
李勇奇唱的“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是一段沉思的唱，盛戎说这要用点“程”的唱法。有一长句，当中有几处演员没有唱出，“交”给胡琴了。
他说：“要我唱，我全给它唱出来。”他给我一字一板地唱了一段“程派花脸”。
他晚年特别精研气口安排，说：“唱花脸，得用多少气呀！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傻小子睡凉炕，得在气口上下功夫。”
《威虎山》李勇奇唱“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一般气口处理都是“一马当先！”他说：“我不这样唱。我把‘当’字唱到‘头里’：一马当--先--！‘当’头唱在后面，‘先’字就没有多少气了，‘当’字先出，换一口大气，再唱‘先’这才有力!”
盛戎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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