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籍勤学刻苦，又天赋秉异，八岁便能写文章，会弹琴长啸。 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哲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东汉哲学家仲长统评价阮籍，“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葆性命之期。”而曹雪芹直接把阮籍当作心灵的知己和行为的楷模，甚至把自己的字取为“梦阮”。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阮籍又怎么和行为艺术扯上了关系呢？
行为艺术是在1961年，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完成了作品《自由坠落》开始的，后来又有观念艺术，偶发艺术，情境艺术等。
行为艺术注重的是结果留存，强调的是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典型特征就是表演。而行为艺术家留给观众的直接映像就是“怪”。他们的人怪异，想法怪异，行为怪异。他们创作的作品，不但透着怪异，还附庸着一股张狂。千年之前的阮籍行事为人就如此这般。
当时有一个兵家女孩，正值妙龄，未聘未嫁，却不幸亡故了。女孩父亲和哥哥为女孩置办丧礼，不料有一个男子，白衣素麻，进门大哭，声甚悲切，惊天动地。女孩父亲与哥哥正纳闷，这谁啊？只见白衣男子，哭声停止，不说一言，转身离去。
此人正是阮籍。这一怪异的举止，惹的众人对他议论纷纷，感觉不可理喻。 还有狂的。当时礼法，不允许叔嫂说话，但是阮籍得知嫂子要回娘家时，故意去路上送别，旁人说他不可这样，阮籍直接怼过去“礼法岂是为我辈设的吗？张狂的小王子。
但是张狂怪异的背后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就如行为艺术家一样，他们的作品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不是无目的的随意而为。
阮籍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抗当时的礼法。我觉的这也正是阮籍的高明之处，有什么比看起来怪异的行为，更能引起大众的好奇呢？有什么比用怪异的方式更能引起大众的反思而发问呢？又有什么能比怪异的故事，在大众之间传播的更快，更广呢？
阮籍是大才，他用这种前无古人的行为艺术，像世人传递他对当世文化、伦理、礼法的看法。但是阮籍与现在的行为艺术家又是不同的，现在的行为艺术家是在表演，而阮籍是真的活在的他的人生观念里。
01
当时魏晋易代之际，政局混乱，诸多文人志士没有出路。阮籍心中也常常心头苦闷，难以抒怀。
他就准备一辆车，车上装满酒，坐车出行。人问也不语，倒一碗浊酒，和着悲伤，一饮而尽，也不驾车，任凭老牛把他送去何方。
老牛拉着阮籍，走着走着就走到到了路的尽头。阮籍低头饮酒，心中悲伤，就放声而哭，哭声孤寂。阮籍寻不到归处只能折返另寻他路，可是还是走到了尽头，阮籍又哭，再返······
于是，一只老牛，拉着一辆车，走到了路尽头，因为无路可走，车上的阮籍放声大哭。这一情镜，穿越历史，进到历世历代文人墨客的面前，与他们的遭遇混合发酵，然后在他们心中感同身受，继而发出“穷途而哭”这一观念一样的悲情。
李白如此，苏轼亦如此。
唐朝开元末年，玄宗已经从一个开明的君主，成为一个耽于声色的昏君。李白应诏入京，曾渴望有所作为，但受到权臣贵戚的谗毁和玄宗的疏远，最后只得离开长安。
面对江河日下的世风，李白深感没有出路，就想到了当年“穷途而哭”的阮籍，“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古风五十九首》。
在阮籍的时代他也有这般无奈苦闷，世风颓废了，没有出路，阮籍哭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去过纵情杯酒的生活吧。
李白出走一生，潇洒自由，而且嗜酒如命，诗作无数，被后世称为”诗仙”。
宋元丰五年，也是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他身处黄州，处境艰难，生活凄凉，心情孤郁，感觉回京无望，前路渺茫。
在三月寒食节写下“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首《寒食帖》。苏轼在悲伤中回望京都，但看到的是君王的宫门太深远了，他被弃在这里，故去亲人也不能去吊祭。只好仿效阮籍作穷途而哭，心中如死灰一般无望。
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在他们失意失落悲痛时，凭古遥望，都看见“穷途而哭”的阮籍，看到阮籍似乎在等他们，等他们的遭遇来到，好带着一样的际遇来安慰他们。
“穷途而哭”这一观念就直击他们的心口，成为他们发泄悲伤情愫的窗口，而阮籍就成为最懂他们的人。
观念艺术就是直接传达观念，把一些生活场面，在观众的心灵和精神中突现出来。观念艺术的美学追求记录艺术形象由构思转化成因的过程，让观众把握艺术家的思维轨迹。
这也就是阮籍“穷途而哭”所达到的。
不要说文人墨客，就是普通人，遭遇困境，感觉无路可走时，也会对这一观念感同身受。这时候，虽孤独却又有人作伴，虽悲伤却又得安慰，虽处绝境却又有亮光。“穷途而哭“的观念真不可不谓登峰造极。
02
魏晋时期葬埋以薄葬为主，但丧礼礼仪却很严苛。到司马昭时以“孝”治天下。父母去世需要儿女三年服丧，三年素食，甚至三年守墓。而这些行为都会得到当权者奖励，民众也会十分拥戴。
有一天，阮籍正和棋友下围棋，不料有人告诉他，他母亲去世了。棋友一听，便要起身停止下棋。但是，阮籍不答应，非要和对方分个输赢不可。阮籍原地不动，脸色铁青，一直和对方下完。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阮籍狂饮酒三斗，大声哭号，吐血数升。当母亲要下葬时，阮籍杀了一头肥猪，蒸煮好了，一边吃肉，一边饮酒二斗。之后到母亲遗体前告别，哭号一声，又吐了血。
阮籍得到母亲的死讯时，不但没有立刻回家，反而要求棋友将棋下完，还喝酒吃肉。依我看，阮籍这种不按当时礼法而行的行为，就是对母丧这个偶发事件做了一次极具个人特性的处理。这个处理无法事先设计和提前训练，只能临场发挥，他甚至还邀请他人（观众）配合他。
这就具备了偶发行为艺术的特征：偶发性和组合性。偶发艺术注重活动的随机性，艺术创作活动在于即兴发挥，以自发的无具体情节和戏剧性事件为表现方式。
当然阮籍不是丧心病狂之辈，故意拿他老妈的死来做噱头。在《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性至孝”。阮籍三岁亡父，由母亲一手带大，对母亲的感情是至深的。从他两次的哭号吐血就可以看出，母亲的去世他几乎悲恸欲绝。
阮籍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有人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就搞一些丧礼的虚假形式，背离了孝道的实意。即使在父母生前不孝顺，只要遵循礼法，就可以被认可。而那些在父母生前虽然尽孝的人，又走入极端，拼命苦待自己，有的甚至致病致残。就如余秋雨说的，“这已经与儿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阮籍突破礼法来真正行孝，在真实和自由中表达对母亲至深至情的爱。以此告诉世人，孝，不在乎外在的仪式，痛，不需要耍花样。
阮籍这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在安葬母亲后不久，阮籍在司马昭的宴会上又喝酒又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却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即使在现在，阮籍的行为仍具有实际意义，在尽孝这件事上，是真正表达对父母的至真至情的感恩还是仅仅走形式以博得名声？
03
山川吟啸—— 与艺术大师的心灵交流
阮籍有一个技能“啸”，类似于今天的吹口哨。阮籍长啸时，声音能传一两里远。
当时在苏门山住着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阮籍去拜访他，在他的面前评论古今，又拿一些历史和哲学问题向他请教，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不吭一声，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下。
阮籍满脸疑惑的盯着孙登，心中郁闷难消，便长啸一声，以解心中郁结。啸完孙登竟然笑眯眯地对他说，“再来一次。”阮籍便对着山川林海尽情的长啸起来，这时阮籍感觉似乎抓住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抓住；似乎什么都在这啸声里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
啸完再看孙登，他已平静入定。阮籍也不再说话，起身下山。此时的阮籍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但同时又感觉有点茫然。
走到半山腰，忽然一种美妙的音乐响彻整个山川林海，阮籍马上意识到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这”啸“竟然如此纯粹圣洁，高亢辉煌，使他兴奋的心境归于宁静又至高远；心中的茫然消散即刻变为清明又达深邃。
阮籍回头遥望，虽不见其人，但其声处处可闻；虽不见声出何处，但又处处皆响。自己身在这啸声里，啸声又在山林里，山林又在啸声里，啸声也在他里面。人与声，声与山，山与林，不辨其形，互为一体。
阮籍陶醉忘我，直到啸声止息。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虽然孙登没有对阮籍说一句话，但在啸声里回答了阮籍所有的疑问。但是啸声是不承担切实内容的，也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一种情怀，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 这是一场行为艺术交流，也是心灵的交流。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
阮籍顿悟，并奉此为人生信仰。率真洒脱，自由无束，不拘尘世，逍遥一生。
04
长平之治----极简主义风靡一时
这是一次出游随手而为的。
阮籍想再去山东的东平找找创作灵感。就去找司马昭，“我曾到过山东的东平游玩，很喜欢那里，你派我去那里做官吧。”司马昭说好，就允了他官职。阮籍随即骑着毛驴优哉游哉的去了。去到之后看到衙门的办公效率太低下。于是就随手搞了一场极简运动。把原来封闭的各房间全部打通，把阻隔的墙推倒，把多余的窗户拆掉，把无用的桌椅清理掉，整修出来一个大客厅，大家以后都在一起办公，严禁在一个小房间里。
阮籍改变了长平的办公模式后，他又大刀阔斧的精简法令，使法令明确清晰简洁直接。从此长平的办公场所宽敞明亮，简洁大方，办公效率也是直线上升。大家对阮籍佩服五体投地，想着以后就跟着阮太守干了，没想到阮籍才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
阮籍此时用的就是极简主义。他把原来府衙打造成一个简约的大厅，出去一切多余物件，而且还精简法令，这些就是极简主义在生活中艺术的运用。极简主义的本意就在于极力追求简约。有人说，极简也是一种生活智慧，是人生的加减法，加上对我们有用的，适当减去无用的。这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就开始了。
而阮籍这次的极简运动，使办公更加透明化，还可以互相监督，办事效率提高，人也轻松很多。就算放在现在，也未必有人做的比阮籍更好。
05
竹林七贤——艺术家集体行为艺术
我们对魏晋时期最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竹林七贤”了。
当时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这群文士常聚集在古山阳县的一处竹林里，弹弹琴，唱唱歌，喝喝酒，聊聊儒家，谈谈道家。就这样遗落世事，过着诗与远方的生活。
他们这种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竹林七贤”。
他们这样有名是因为他们的群体行为把他们的人生观念最大化的展示给了世人，这种观念与当时主流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别看他们整天在竹林逍遥自在，其实他们是在传达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的观念展示。做什么不是目的，传达的观念才是目的。
而观念艺术强调的就是观念，观念比作品重要。
竹林七贤把他们的人生观念展现的非常成功，只要一提及魏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他们，想起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想起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
风流千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他们任情率性的故事，世代被人惊羡。他们人格的精神，处世的方式，文学的创作，都给后人有一种虽不能至却又心生向往的感觉。他们不可能像老庄、李杜那样令人高山仰止，但他们却凭借脱俗之举和非凡之作，仍然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传统文人。文人羡慕他们的才华，墨客羡慕他们的洒脱，骚客羡慕他们有知己，有知己的人羡慕他们知己很多。
而“竹林七贤”的排名常以阮籍开头。
有人说阮籍最后还是妥协了。司马昭登帝，阮籍还是写了《劝进表》。这的确是驳不到的事实。但是于我而言，这样的阮籍才更真实，让我能靠的更近。也才让我觉得，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至圣伟人，也不再是一个如梦如幻遥远的古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刚强有软弱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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