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梁思成曾经将宋代的《营造法式》与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这两本有关建筑技术的古籍誉为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其中又以《营造法式》更为完善、丰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中，梁先生等一众前辈学人就以《营造法式》作为钥匙，破解了许多中国古建筑的谜团，从而在研究中超越外国学者，后发制人。
由此可见，《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有着武林秘籍一样的地位。但如果你对古建筑不甚了解，直接翻开《营造法式》，可能会一头雾水：书上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就完全看不懂了。放心，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当年梁思成他们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同样如此。因此《营造法式》在当时也被梁先生戏称为「天书」。
这样一本天书，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头，它又为何成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关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它成书的时代背景。
「营造」在古代就是建筑营建的意思，而「法式」在宋代指政府制订的法令与成规。从这个角度来看，《营造法式》并不是一本设计或者施工的指导规范，而是政府在建筑工程中制订的一部法规，实际上是用于建筑工程的预算定额，用来节制工程所涉及的财政开支。
在北宋中晚期，官方的建筑工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许多主持营造的官员常常虚报所需工料，然后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到了神宗朝推行王安石的变法，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打击建筑业中的这种腐败行为。当时宋神宗就敕令主管官方营建的部门将作监编一套营造法式来管控建筑工程的预算。
这一套营造法式拖拖拉拉到了哲宗朝的元祐六年（公元 1091 年）才完成，而且编写质量不咋地，实用性不强。于是哲宗又敕令将作监重编法式，这事交给了任将作监丞的李诫。李诫当时在将作监已工作八年，建筑业的经验非常丰富。他吸取之前营造法式的教训，勤恳认真地整理编写，终于完成了新版的《营造法式》，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解读中国古建筑的重要参考书。
李诫（? - 1110 年）
李诫有着丰富的工程经验，知道怎么去详细计算工料。工料的测量一般分两部分：《营造法式》中称之为「功限」和「料例」，前者是用工定额，后者是用料定额。这也是书中的重点，李诫根据过往主持营建的经验，综合考虑工艺要求、材料运输、时间长短等各种因素，制订了详细的估工方法。
具体怎么做呢？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把定额按工种分类，细化分解到单个部件。因此只要在建筑设计阶段定好各部件的种类、数量、尺寸，就能参照营造法式估算出较为准确的用料。建立这套方法一共分为三个步骤：制度、定额、比类。
首先明确制度，也就是列出不同工种下各种部件的规格，作为估算工料的样板。对于某个部件，一般只举一两种尺寸规格，其他的可据此推算。
然后规定单个部件的工料定额。针对某一制度，定出用工和用料的具体数额，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功限」和「料例」。
最后是比类增减。也就是针对施工中的具体情况，将实际用到的部件规格与样板的规格进行比较，将样板所用的工料进行增减，得到实际工程中的用料。虽然比类增减仍留有人为操作的空间，但比起之前虚报好几倍的情况，还是严谨了不少。
了解了《营造法式》的编写体例就能知道，这并不是一本讲建筑设计、造型和功能的书。用李诫的话说，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关防功料」，提供科学的用工用料估算方法，使得建筑工程预算有法可依。
因此，《营造法式》并不能为我们揭示中国古建筑的全部谜底，但书中总归也记录下了许多当时建筑的部件与做法。我们可以看制度部分的标题：大木作、小木作、石作、瓦作、泥作、砖作、彩画作等，可谓应有尽有，相当全面。
而且李诫的记录也非常细致、可靠，书中几乎所有材料都来自匠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些资料，对于偏重师徒传承，轻于文字记载的中国技术传统来说，十分宝贵。因此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古建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李诫的这版《营造法式》完成于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最开始在京师地区试行，效果非常好。到了崇宁二年（公元 1103 年），宋徽宗敕令刊印《营造法式》，正式推行到全国。李诫也因此升官，成了将作监的主管。他在将作监一共工作了十三年，从主薄做起，主持营建了许多大型建筑，包括五王邸、太庙、尚书省、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钦慈太后佛寺等，称得上是一个极为勤恳的实干家。
李诫除了在建筑方面很在行外，书画水平也不错，尤其擅长画马。他对音乐、历史地理、甚至赌博游戏也都有涉猎，写下了不少相关著作，可以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博学之士。宋徽宗也因此很赏识李诫，听闻他去世的消息时还颇为惋惜，下诏封李诫的儿子为官。
作为一枚古建筑爱好者，我也很感激李诫。得亏了他的智慧与勤奋，编写出这部极为实用的《营造法式》，得以流传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古代匠人和中国传统建筑的一手资料。
《营造法式》在南宋绍兴十五年重刊过一次，即所谓的「绍兴本」，后世的许多钞本与刻本都由此本所传。但在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营造法式》并没有得到重视，它曾经的重要地位也逐渐被世人遗忘。
直到 1918 年，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朱启钤作为南北和谈中的北方总代表，南下上海，在途径南京时发现了江南图书馆里的《营造法式》丁氏钞本。对建筑极有兴趣的他如同发现了珍宝，赶紧将其交由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影印，于 1919 年正式刊行，被称作「丁本」。
丁本《营造法式》的影印版
由于此本为手抄流传，难免有错漏，朱启钤又拜托当时的藏书大家陶湘进行校勘。陶湘联合罗振玉等诸多顶级名家，将丁本与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四库全书各本进行合校，同时也结合了内阁大库散出的宋本残叶和其他民间钞本，最终于 1925 年刊行了「陶本」《营造法式》。
此本一出，《营造法式》终于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刚一出版，朱启钤就送了一套给梁启超。梁启超收到后又转送给了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由此开启了后者一段跨越几十年的学术之旅。
梁启超送给梁思成、林徽因的那本《营造法式》
1932 年，在故宫殿本书库里又发现了新的钞本，与绍兴本的许多钞本相同，被称为「故宫本」。当时朱启钤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将「故宫本」与其他版本互相校勘，又有所补充，尤其是「造栱之制」的第五条，之前在其他版本中都没有见到。
营造学社的一个目标，就是深入研读《营造法式》，力图破解这部天书。梁思成在 1931 年加入学社后，主要精力便集中于此。他先从清工部的《工程做法》入手，实地考察故宫等各处建筑，又请教了许多老匠人，逐渐搞懂了清代的这一套建筑做法。
然而宋代的东西就难研究得多了，没有老师傅，只能一座一座地实地去看当时的建筑。于是中国营造学社从 1932 年开始，在华北与中原地带组织了一系列的古建筑考察。
其中第一站就是蓟县的独乐寺，梁思成带着社员们在独乐寺细细观察了辽代所建的山门与观音阁。虽然它们比《营造法式》的成书早了一百多年，但许多做法仍有相似之处。梁先生他们就拿《营造法式》里的字句与眼前的建筑结构、部件一一比对，终于搞明白了「偷心」是何意、「替木」是什么构件、「角柱生起」又是什么做法……
独乐寺观音阁
回去后梁思成写下论文《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将《法式》里的术语与实物结合，并把斗栱的地位与西方建筑中的 Order（柱式）相提并论，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新方向。这在当时的学界可谓石破天惊，作为先行者的西方、日本学者也不敢再小瞧中国营造学社的这帮年轻人。
在之后的多考察中，这些前辈们见了不少唐宋辽金时期的建筑，他们眼里的《营造法式》也逐渐从完全看不懂的天书，成了揭秘中国古建筑的妙书。
1940 年，梁思成结合实地考察的资料，开始和莫宗江等人系统地整理研究《营造法式》。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一直到六十年代，终于完成了一大部分，成果就是《营造法式注释》的上卷，内容以大木作制度为主。这本书主要是将《营造法式》中的部分内容「翻译」成白话，先让人能看明白，同时对术语、词句进行注解，用现代工程图的形式完善原书的图样，为后续的研究打好了基础。
梁思成主持编著的《营造法式注释》
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如同接力赛，在梁先生的「翻译」基础上，陈明达、傅熹年、潘谷西等新一辈学者通过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开始进一步探寻中国古建筑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历程，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即便如此，这一研究当前仍在起步阶段，未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也很期待更多的新发现。
总而言之，当你了解了一些古建筑的基础知识、初窥门径之后，不妨也来读一读作为诸多学者研究原点的《营造法式》，走上古建爱好者的进阶之路吧。
参考资料：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梁思成
《营造法式注释》 梁思成
《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 陈明达
《<营造法式>解读》 潘谷西、何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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