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昌起义

　　如果要讲述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得把时间再提前到1907年。当时，由于西部和南部边陲的革命起义屡遭失败，一些同盟会员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尝试起义的意见又不受重视，于是在当年8月，湖北人刘公、彭汉遗、孙武，湖南人焦达峰，江西人邓文翚，四川人张伯祥等近百人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推举张伯祥为总理，但其亦自称同盟会中的“行动队”，仍以孙中山为最高领袖。第二年，共进会会员孙武、焦达峰等各自回老家发展分会，并拉拢当地会党，计划在长江流域伺机起事。他们做得最正确的，是大量渗透到了晚清的新军当中。
　　新军是清朝在甲午战后编练的新式陆军，全部用西式练兵方法训练，纪律性强，战斗力也高。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后，新军更吸收了大量的读书人，这些人文化程度高，觉悟也比较高，革命党因此得以大量渗透。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赵声，就是新军军官，所率起义队伍也基本由其新军部下组成。当时湖北新军中由同盟会员蒋翊武、刘复基、张廷辅、萧良才、谢鸣岐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社（最初为蒋翊武等人组建的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复更名为文学社），实际上与文学无关，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到三千多社员，遍及各标各营；共进会则发展到一千多人。革命党人加上亲革命党的普通士兵，占到了一万七千多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
　　1910年冬天，资政院提出剪辫的动议（百日维新时光绪帝亦曾听从康有为建议而下令剪辫易服），早就想剪辫的青年学生乘机哄传剪辫令已获批准，一时剪辫风潮波及全国，清政府禁都禁不了，只好听之任之。在湖北新军中，大多数人都在此时剪去了辫子。
　　1911年5月，出身富裕的刘公从家里骗出5000两银票奔赴武汉，用作革命起事的经费。
　　7月，宋教仁和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并迅速在苏、皖、湘、鄂、川各省发展了分会。
　　由于四川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7月20日，清廷命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其它新军也准备调防武汉三镇各处。同时，湖广总督瑞澄下令，自7月26日起，武汉的刀店开业必须有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所卖刀具要刻明牌号。凡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必须实名制！——上海市政府是不是就跟瑞澄学的？
　　9月14日，由于曾任共进会会长的孙武就是文学社最早的前身日知会的成员，所以在他的联络下，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正式联合，伺机发动起义。他们积极联络士兵，但有些士兵又害怕了，不敢承诺到时参加革命。孙武等人多次秘密开会，最后竟然决定去吓唬士兵，若不参加起义，到时就连他们一起炸死。
　　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再度联合开会，制订起义方案，并推举刘公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起义后由刘公出任大都督。
　　然而不知是谁说漏了出去，一时间在武昌城里，“中秋节杀鞑子”的流言到处风传，一份小报还煞有介事地报导了起来。恰在当天，南湖的炮兵里有几个十兵退伍，战友们为之置酒饯行，值守的刘排长知道后过来干涉，结果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兵变，弄得武昌城更加人心惶惶。
　　湖广总督瑞澄很早就知道，革命党在湖北新军中渗透得极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于是将自己觉得可能有问题的新军部队调防，又规定各兵营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提前庆祝，中秋节当晚士兵不得离开营地，子弹一律入库。
　　但在10月6日，这个让全武汉人民都提心吊胆的中秋节却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原来在9月28日，焦达峰自湖南来电，称湖南准备不足，延缓十日起义。孙武等人也认为新军再次调防后，起义的指挥系统需要重新准备，因此又约定在10月16日再发动起义。
　　10月9日上午，被调防到岳州的蒋翊武回到了武汉，原来他派去香港的人回来了，并得到了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不料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在汉口俄租界宝善堂22号（也有说是14号的），革命党人秘密租下的房子里，孙武在楼上配置炸药，一不小心，炸药爆炸，轰然一声巨响，连墙壁都炸毁了。孙武的脸被烧得稀烂，被同志们盖上一条毛巾送往同仁医院，幸而大难不死。但随后赶来的租界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机关，逮捕了刘公的妻子李淑卿和弟弟刘同等三人，还搜走了革命党起义的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孙武认为，名册一定会被巡捕交给总督府，上面约有二百多人，政府很可能会按图索骥一一搜捕，这下糟糕了！于是大家商议妥当后，决定豁出去！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约定在午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共举大事！
　　孰料当晚又是一夜平静，原来在下午爆炸后，武昌城开始实行戒严并关闭城门，等送信的革命党人辗转赶到南湖炮队时，炮兵们已经睡觉了……
　　但是从这天下午起，武汉又有一个谣言开始流传了。谣言说戒严是因为清政府将要捕杀革命党人，依据不是被搜捕的花名册，而是没有辫子的人，就是革命党，就一定要杀头！大多数新军士兵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几乎都没有辫子啊！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革命党人的名册的确到了瑞澄的手里，但他仅下令搜查了武汉的革命社团的秘密集会地点，且关闭城门，士兵不得请假离营，最后只抓到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十来个运气不好的革命党人。总督府开会商议，巡防营统领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而其它新军军官则主张毁掉花名册，因为现在四川已经乱了，要避免在湖北又激发更大的冲突。瑞澄最后决定：低调，低调。当晚即连夜审讯刘复基等人。10月10日，天还没亮，便将刘、彭、杨三人处决。早晨又抓了三十标排长张廷辅，因为武昌机关部便设在他家，不是乱党是谁？
　　处决的事连新闻界都没有记者到现场采访，却仍然很快就流传了出去。士兵们见这处决的三人和被抓的一人都没辫子，更加害怕了。瑞澄还在搜查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又有一些人被抓捕，当然都是没有辫子的。新的更可怕的谣言随之产生，说政府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并电告朝廷，只等援军一到，便将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并处决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军营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
　　瑞澄也知道有谣言在流传，因为连当时的报纸上都在呼吁政府出面平息谣言。但瑞澄觉得不用怕，此事已经了结，革命党不敢动了，于是他电奏朝廷，武昌拿获“革匪”三十二人，自己则运筹帷幄，不动声色地将一场大规模的祸乱消弭于无形之中。中央回电，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瑞澄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了。
　　然而士兵们当晚却注定无眠，他们惶恐不安，想要寻求革命党领导人的帮助，却发现领导们都不在了。原来此时孙武在医院养伤，刘同躲在汉口租界，蒋翊武则在四处逃窜……
　　终于一些士兵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决心当夜自己发动起义！
　　10日黄昏，天要黑了，工程第八营的排长陶启胜查哨时，发现士兵金兆白臂缠白巾，手持武器，神情紧张，仿佛就要去打仗了似的。陶说：“你小子在干什么？想造反啊？给我把枪拿来！”金兆白两眼紧盯着他，却不动。陶启胜自行上前去缴，两人打了起来，情急之中金兆白大喊：“同志动手！”
　　同营的士兵程定国闻声赶来，就势向着陶启胜放了一枪，打在陶的腰上！这就是武昌起义所放的第一枪，它连一个小小的排长陶启胜都没有打死，却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最终击溃了整个大清王朝！
　　跟着，在工程第八营的原起义召集人、共进会员熊秉坤赶来率领起义士兵，他们打跑了前来阻止他们的军官们，但熊氏军衔太低（副班长），没多少人理他，哗变的士兵们乱哄哄到处跑，眼看起义就要沦为一场普通的兵变时，他却碰到了队官吴兆麟（曾参加过日知会），吴兆麟立刻答应出面率领起义队伍，起义的乱兵们再次得到整合。他们迅速攻占了楚望台军械所，这时却发现，在武昌城外的塘角，混成协辎重营的士兵点燃了大火，原来他们也起义了！
　　多米诺骨牌就此开始连续地倒下，当夜不断有士兵冲出营房，狂呼着加入起义。凌晨，起义军攻入了督署，瑞澄和卫兵从后墙挖洞逃走，一路狂奔，最后逃到停在江边的楚豫号军舰上，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则率残部逃到汉口刘家庙。其它大小清廷官员也纷纷逃走。11日上午十一点，起义士兵将一面红底十八星旗插上蛇山之巅，宣布武昌光复！
　　起义士兵自感威望不够，又寻不到原先的革命党领导人，加上士兵们多不是革命党，只是脑子一热加入起义的，所以他们觉得不妨找个老领导出来当头儿。先找到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并推举议长汤化龙做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以自己不懂军事为由，坚辞不就。最后吴化麟提名新军协统黎元洪任都督，因为据可靠消息，这是目前还在城内的军衔最高的军官了；吴还提名汤化龙任民政总长，均得到大家的首肯。后来，他们从参谋刘文吉家的床底下搜出了黎元洪。黎元洪曾经在新军中镇压革命党人，此时亦死活不愿出任都督，革命士兵大怒，李翊东干脆自己拿笔替黎元洪在安民告示上签下大名。
　　晚上，革命军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告示，定新的国号为中华民国，采用黄帝纪年，并改宣统三年为黄帝历4609年（年头多长啊，真够吉利的，太有创意了！）。第二天，武汉三镇全部光复，黎元洪突然意识到：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剪掉辫子，声称“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10月17日，军政府举行“祭天大典”，随后公布官员名单，革命党仅孙武一人出任军务部长，其余皆为黎元洪和汤化龙的亲信。
　　而此时，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多米诺骨牌，还远远没有倒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