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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华洗尽亦风流——张梦实忆情报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疯狂镇压我东北的抗日力量,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在日本白色恐怖统治下,却有一个七十多人的情报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工作到解放战争胜利。该情报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子弟,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毅然决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为我党提供了日伪重要的战略情报。张梦实,是情报组织中“出身最高贵”的,其父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记者有幸走进张老的家:这是一户普通的旧式二居室,书柜占据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使得房间显得有些局促,迎面走来的张老更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书生。张老解释道:“单位组织了几次分房我们都没换,够住就行了,这儿很好。”

 

“豪门逆子”

    张梦实的童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是东北思想最活跃的城市,到处弥漫着共产主义、反封建、反剥削、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一位比他大6岁的堂兄当时正在上中学,回家后经常给年幼的张梦实讲民主、讲自由。此外,由于苏联文化和俄语家庭教师的影响,张梦实还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萌芽。

    身为伪满总理大臣的张景惠为什么竟为小儿子请了一名俄语教师?张梦实告诉记者:这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哈尔滨的富家子弟都把学俄语视为“时尚”。张梦实不但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还知道了毗邻的苏联是一个消灭了剥削与压迫的国家,是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

    由于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张梦实坚决不同意父母介绍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是喜欢上了侍候母亲的女佣徐明。1940年,张家为了切断二人的关系,将张梦实送到日本留学,并把徐明赶出张府。但二人的爱情在逆境中更加成熟,到了日本后,张梦实将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寄给徐明。1942年,张梦实不顾父母的反对,回国与心爱的徐明结了婚。

    张梦实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救亡会”),领导人是张为先、何松亭、侯洛等。

    “救亡会”的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子弟,基本上都是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通过学习交流,张梦实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转变到共产主义思想。

    1940年起,经党组织批准,“救亡会”成员陆续撤回东北。由于“救亡会”组织成员独特的优越条件,回东北后,很多人打入伪军、警、政、经济等部门,并担任了重要职务。1943年,张梦实回国后被分配在长春情报小组,暂时没有掩护职业,但他的“少爷”身份是一个最好的掩护。组织分配给他的任务是“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分子的人物关系,并协助为同志安排合法身份”。

    作为妻子的徐明,是到解放后才完全明了张梦实真实身份的。但当时她也曾“夫唱妇随”,帮着张梦实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比如帮张梦实密写情报,或在张家召开秘密会议时负责望风。较有风险的一次行动,是“偷”公公的名片。由于张梦实的任务除了刺探情报,还要“协助同志安排合法身份”。自己还没有工作,怎么替同志“安排”?他只好打起了父亲的主意。

    这天,张景惠下班回到家,徐明照例在客厅迎接。她接过公公的皮包和外衣,然后不动声色地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名片。张梦实随即转交给一名同志,让他拿着到银行求职。名片来头太大了,这名同志不但在银行找到了工作,还得到了那一职位最高的薪水。

刺探日本关东军情报

  情报工作是一个高度危险的职业,尤其是在日本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东北,随时都有可能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乃至被杀。张梦实告诉记者:在加入“救亡会”之时,他与其他同志一样,都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但是,他没有必要冒险,因为父亲的公文一般都拿回家来做。他翻翻皮包就能找到情报,而且有惊无险。

    此外,张梦实主要凭借“少爷”身份四处结交达官贵人,通过对零碎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情报。他获取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日本关东军统治东北的神秘组织内幕。

    从表面上看,伪满的执政形式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制订政策法令的草案,提交给伪满皇帝溥仪批准后,再由总务厅交由下设的职能部门执行。这一套执政形式是公开的也只是名义上的,其实另有一个神秘组织在幕后操纵。党组织命令张梦实将幕后黑手查清楚。接受任务后,张梦实在伪满上层四处活动打探消息,但毫无进展。

    正在为难之际,竟有人上门“送”情报来了。

    一天,国务院总务厅一名叫谷次亨的次官和张梦实聊天。当时在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中,名义上担任长官的都是中国人,但掌握实权的却是担任副职即“次长”或“次官”的日本人。谷次亨是总务厅次官里唯一的中国人,此人出生于大连,从小就会说日语,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张梦实从心里瞧不起这个汉奸,但对他不得不表示“欢迎”。在漫无边际的闲聊中,谷次亨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东北有一个“火曜会”,是日本对伪满政权实行统治的最高决策组织。该组织以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主持人,总务厅次长、各部的日籍次长都是该组织的成员。“火曜会”每次召开会议,关东军都会派第四课即满洲课课长列席参加。伪满国务院一切提交溥仪的草案,都由“火曜会”开会讨论形成。“火曜会”成员中只有一个中国人,那就是他谷次亨。

    谷次亨给张梦实讲这些,无非是在炫耀自己在主子面前如何得宠。再者,他认为自己虽然是汉奸,但张的父亲是头号汉奸,张梦实当然是“自己人”。

    既然有人如此大方地奉送情报,张梦实也不客气,照单全收,逐渐把“火曜会”组织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

    此后,张梦实与谷次亨的来往更密切了,他获取了更重要的情报,如日本关于南进北进的战略争议。在1941年后,日本当时有两个战略选择:一是北进与苏联开战,占领西伯利亚;二是南进,向英、美、荷宣战,占领南洋地区。这两种意见当时在日本高层的争论很激烈,一时无法定夺。张梦实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小组领导田琛汇报,后来通过其他同志获取的情报分析,断定日本将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

出售纸张

 为组织筹措经费

 

    1945年初,张梦实利用 “少爷”身份,为党组织筹集到了一大批活动经费。

    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败相已露,在东北的日本人纷纷打算逃跑回国。日本丸山造纸株式会社急于低价出手,另一民族纸厂的经理有意收购。由于伪满当局对造纸业控制得很严,规定必须持有伪满财政部的批文才能办厂。搞到这一批文并非易事,这名经理托人求张梦实帮忙。张梦实便向组织汇报,经研究,组织让张答复:帮忙可以,但社长由我来当,另外再给两个部门负责人的空缺。那人无奈只得答应。

    两个负责人的职务当然要由自己的同志来担任,其中一个职务是负责管理仓库。仨人找机会从仓库中搬出些纸来,运到黑市高价出售,所得钱款统统上交了组织。张梦实当社长的薪水是每月1500元,跟他父亲挣得差不多,这些钱也大部分上交组织。

    其实不仅仅是张梦实,“救亡会”的其他同志们的生活也比较简朴,他们节省大部分开支,将其上交组织。张梦实之前没有正式工作,只靠家里给的一些零用钱生活,但他还是尽量省出一些,上交组织做活动经费。

父子之情与民族大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进驻长春。党组织决定让张梦实以个人名义去与苏军接触,协助他们作好城防工作。

    当时,有些国民党特务组织阴谋破坏城市,党组织通过张梦实向苏军提供情报,将其悉数抓获。张梦实还向苏军提供情报,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臣及汉奸一网擒获。接着,他又随着溥仪、张景惠等要犯在苏军的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和读报工作达6年之久。

    张梦实告诉记者,父亲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在1950年。当时,苏联除向中国政府移交了近千名日本战犯外,还移交了六十多名伪满战犯,其中包括张景惠。张梦实参与了移交战犯的翻译工作,回到祖国后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做了一名普通的管教干部。

    父子二人再度相见时,身份迥异,相对无言。由于张梦实主要负责日本战犯的管理工作,与父亲甚少相见。张景惠有时也想儿子:“绍纪(张梦实的原名)还在吗?”

    张梦实积极投身到秘密情报工作时,注定了是与父亲作对,但父子情深乃人之天性,民族大义与父子之情肯定是纠缠在张梦实心中永远的痛,因此记者小心翼翼,极力避免触及父子关系。最终,还是张梦实打破了这一禁区:“父亲是非常喜欢我的,他使我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得以留学日本,加入了抗日组织。但是,从民族大义上来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如此没有气节,竟然卖国求荣当汉奸呢?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记者问张梦实:“您所在的‘救亡会’共有多少人?可否透露一些他们的故事?”

张梦实答:“抱歉,我只与小组领导人田琛联系,从他那里接受任务,向他汇报工作。其他人的工作,侯洛可能知道,因为他是总领导人之一。很不幸,他已于去年去世了。”

    几经周折,记者仅找到了侯洛一篇简短的回忆文章,得知:“救亡会”的前身是193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帝大同盟”,1940年后受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正式成员有七十多人,其中党员占1/4。情报组织的同志们表面上老老实实,做好掩护职业,并表现出一副不问政治的超然模样。暗地里,同志们积极投身到搜集情报的工作中。

    这一时期“救亡会”送给党组织的重要情报有:日本是南进对美,还是北进对苏战略,最后确定为南进;关东军对苏、美、华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在伪满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和东北人民反满抗日思想动态;伪满以及关东军陆、空编制兵员、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军事部署、伪满军官的思想动态;伪满大城市、要塞、港口设施、机场基地详细地图;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等等。这些情报给我党掌握伪满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和伪满战略思想,积累了全面而有价值的资料,为以后收复东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毛泽东看到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关于“救亡会”的报告时,曾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为了保存组织,分局社会部指示“救亡会”严守秘密工作纪律:若非工作需要,严禁成员之间私下联络,不得互相打听情况,更不许与地方党的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正是有了这条铁的纪律,在日本白色恐怖统治下,“救亡会”一枝独秀,其成员除2名同志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被日伪逮捕外,再没有遭到其他损失;正是有了这条铁的纪律,“救亡会”不但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而且有许多同志坚持到全东北解放;正是有了这条铁的纪律,张梦实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使我们无从得知其他同志具体的情报贡献。

    让我们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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