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

    新城公主，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最小的幼女。

   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新城公主出生。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八月二十日，初封为衡山郡公主。《唐六典》中有记载：“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可见唐代名山大川不得作为封号。然而，衡山所在的衡山郡却成了公主的封号，可知太宗对女儿的喜爱之心可见一斑。不久，封为衡山郡公主又増赋。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重即将离世，唐太宗命中郎将住在魏征家，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药物膳食赏赐无数，宦官使者接连不停的在路上往来，唐太宗还亲去探望。十六日，唐太宗与皇太子再次亲临魏征府，流着眼泪问他有没有未尽心愿，魏征道：“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唐太宗决定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并指着跟随而来的衡山公主对魏征说：“魏公，勉强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吧！”可惜此时病重的魏征，面对如此厚重的恩赐已无法谢恩。第二天，魏征病逝。在魏征去世不久，有人奏报其荐人失当邀名卖直之罪，太宗对此十分不悦，气怒之下便写诏书停办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至此，这段姻缘也就不了了之。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二月六日，唐太宗又为女儿敲定婚事，将衡山公主许配给了长孙操之子长孙诠。长孙操乃衡山公主母亲长孙皇后的叔父，唐初长孙家族备受太宗宠遇，算上长孙诠，长孙家一门已是四尚公主。因为长孙诠尚主之故，太宗特将其父长孙操升为岐州刺使。岐州即原扶风郡，后为唐代西京。不久，唐太宗可能预感到大限将至，遂开始筹备衡山的出嫁事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公主的婚礼过程太过复杂，直到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去世，婚礼也没能全部完成，筹备工作也因此而中断。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与衡山公主一母同胞，对这个妹妹也是疼爱有加。为了不耽误公主的青春，早在永徽元年正月除丧服后，唐高宗便下令继续准备先前未完成的婚礼，打算到秋天公主守孝满一年后就让她成婚，此举却遭到大臣于志宁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身为子女必须为父守孝满三年方合礼仪。高宗只得听从但心中一直记挂此事。这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公主守孝满三年整的前三天，唐高宗便将妹妹由衡山长公主改封为新城长公主，并增邑5000户，以庆贺妹妹出嫁。尽管婚事几经波折，但成婚之后公主与驸马感情和睦，琴瑟相谐，为此墓志写道：“调谐琴瑟，韵偃笙簧。标海内之嫔风，为天下之妇则者矣。”可以想见，新城公主有一段幸福的婚后时光。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家族遭难，长孙诠受牵连流放巂州并被地方官所杀，当时新城公主的反应十分激烈。其墓志便记载：“虽外尊大义，不登叛人之党。而内怀专一，无亏字（阙）之（阙）。兰泽靡加，尘弥（阙二字）之镜；铅（阙）罢饰，网缀回鸾之机。贯秋柏以居贞，掩寒松而立劲。”新城虽没有直接对哥哥表示愤怒，但心中却非常不满，于是从此不再梳妆打扮，以沉默消极的态度表达愤懑。高宗不忍见妹妹如此消沉，又为她重新安排了一桩婚事，将她嫁给了出自京兆韦氏的韦正矩。韦正矩由于尚主，短时间内由奉冕大夫升为正三品的殿中监，连升八级，一时平步青云。但因公主与前夫的感情太过深厚无法忘怀，这段婚姻始终不如前一段婚姻那般和谐，以至有了韦正矩失礼于公主的传闻。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新城公主遇疾，高宗知晓后，为她兴建福寺祈福。然而，天不假年，同年三月，新城公主病逝于长安通轨坊南园，终年三十岁。她的离世令唐高宗悲痛不已。命有司审问调查，韦正矩不能辩，高宗盛怒之下，认为是他导致了公主死亡，便杀了韦正矩。但纵观史书记载，事实却截然相反。前面所述，新城公主一直很得父亲和哥哥宠爱，并不是无依靠的受气包，她更是丈夫前途的一大助力，韦正矩与公主闹翻对自己实无益处。新城应当是和前夫关系很好，造成和后夫相处出现困难，加上身体不好，病中难免脾气暴躁，与驸马有过争吵，被外人传为驸马‘遇主不以礼’。而新城病逝的突然，让高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本来高宗为妹妹建庙祈福便是希冀妹妹尽快康复，死讯传来希望骤然落空，令高宗完全接受不了，立刻组织审查，而韦正矩又无法为自己辩解，于是被迁怒成为替罪羊，才会杀了他，并流放其一族。以致后来唐人对于娶公主忌惮颇深，甚至有谚语‘娶妇得公主，平地买官府’，认为‘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对于驸马十分同情。

   《新唐书·宰相世袭表》及《册府元龟·总录部·智智识》也证明这是冤案。根据史料所载：唐高宗后来又将韦正矩与新城公主合葬，而且驸马碑至宋朝还存在。由此可见，驸马并未杀害公主，若非如此，以皇家威严怎可能允许凶手与公主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