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4年九月的一天，皇子赵竑听说宁宗晏驾，一心等待宣召，但等到天晚，不见有一人过府。远看府门之外，皇宫的快足匆匆经过，并不进入自己府门。过了不久，就见人们簇拥着一人从这里经过，暮色苍茫中看不清是谁，心中却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担扰： 难道宫中又发生了意外?其实从这里经过的不是别人，而是新皇子赵昀。
当天晚上，宫中就传出消息，皇子赵昀被册立为新皇帝，原皇子赵竑被废，封为济阳郡王。新皇帝就是宋理宗。
扶上皇位
嘉定十七年 (1224) 闰八月，统治南宋达三十年之久的宁宗赵扩突然一病不起，围绕着由谁嗣位的问题，宫廷内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宁宗一生无子。庆元四年间，丞相京镗见宁宗六宫都没有生育，就请遵照高宗旧例，挑选宗室作为养子。宁宗考虑了他的建议，即挑选燕王德昭的一个九世孙入宫扶养，就是后来的荣王。嘉定元年， 荣王被立为皇太子。不料，嘉定十三年， 29岁的皇太子竟得病早逝，宁宗只好另行择立储君。这时，宁宗已53岁，太子未立，忧虑不已。他下诏在宗室子弟中择优选拔。结果选中了贵和为皇嗣，把他养育宫中，更名竑(hong红)。贵和是宗室赵希瞿的儿子，因宁宗弟弟沂靖惠王赵柄身后无子，早先宁宗已下诏将贵和过继给他。现在既将贵和立为皇储，沂靖惠王一支自然又须另外择人了。沂靖惠王生性宽慈，在世时与宁宗感情很好。宁宗不忍让他绝后，就让近臣为他选拔个继嗣人。无奈近支人丁不旺，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人。宁宗便命令宰臣留心物色太祖十世孙，年龄超过十五的，选一个储养在宫中。宰相史弥远劝宁宗说，陛下既为沂王置后，何妨多物色几个人，观察贤愚，决定取舍。宁宗于是委托史弥远留意挑选。其实，史弥远为沂王觅嗣是假，阴谋废立是真。因为他与皇子竑关系不好，便假借为沂王觅嗣，在宗室中寻找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以备将来顶替皇子竑。可巧他儿子的老师庆元 (今浙江宁波)人余天锡，因参加秋试还乡。史弥远嘱咐他回乡之后多加留意，若发现贤惠的宗室子弟便将他一起带回京城，余天锡点头答应了。
返乡途中，走到越州西门，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小船无法行驶，便舍舟登岸，找到一处人家躲避风雨。主人姓全名保长，得知余天锡是丞相府的宾客，便殷勤款待。酒席之间，有两位少年侍立左右，谈吐文雅，仪表不俗。一问之下，才知竟是太祖的十世孙赵与莒、赵与芮。他们的父亲名叫赵希，母亲是全氏。赵希原也是宗室富贵子弟，只因战乱，流落民间，全保长招他为婿。不久，全氏生下与莒。对着余天锡，全保长大肆吹嘘，说与莒生时室内五彩灿烂，红光烛天，就象日头正中一样。诞生三天后，家人听到户外有车马声，出去看看却又一无所有。长到三、五岁时，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身上隐隐现出龙鳞，邻居们都感到惊奇。平时让算命先生算命，也说与莒后当大贵，与芮也不是寻常人物。余天锡听了与莒的种种异闻，认定与莒能符合史弥远的心意，夸奖一番之后，起身告辞。
余天锡返回临安，把这件事告诉了史弥远。史弥远命他把这两个少年找来。保长得此奇遇，不啻喜从天降，连忙变卖田产，为外孙整治衣冠，并邀请亲朋好友，为两个外孙送行，认为此去必为大贵。到了临安，史弥远见与莒确实秀外慧中，心中十分满意。本来想把他两人留在府中，又怕走露风声，吩咐保长暂且带二人回乡。保长兴冲冲而来，却白受此奚落，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致于一年之后，史弥远再派余天锡召回与莒时，他坚决不肯答应。余天锡再三劝说，保长才允许把与莒带到临安。宁宗见后，非常喜欢，当即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后嗣。贵诚年方17，凝重寡言，入宫以后，格外洁修自重，好学不倦。每次等待上朝的时候，别人都互相谈笑，他却整肃衣冠，静默以待。所以，很得朝野赞许。史弥远多次在同僚面前称他为大器，宁宗也对他另眼相看。皇子竑看到史弥远扬彼抑此，不禁心中愤愤不平。
皇子竑对史弥远的不满由来已久。史弥远本是奸佞小人，靠着杨皇后的门路，竟然扶摇直上，越级升迁，开禧三年之后，韩侂胄被杀，杨皇后公开干预朝政，史弥远一跃而为丞相，权势显赫，朝野畏惧，很多大臣都出于史弥远门下。皇子赵竑对杨皇后和史弥远深恶痛绝。史弥远为了侦知皇子赵竑的动静，打听到他喜欢鼓琴，便买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送给他，并厚待美女的父母。这个美人既艳若桃李，又聪慧知书，很受皇子赵竑的宠爱。然而，她早已被史弥远买通，皇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史弥远的掌握。有一次，皇子把杨皇后和史弥远的劣迹写在书桌上，对美人说：“史弥远应当发配到八千里外。”皇子宫内墙上有地图，皇子指着琼州(今海南岛琼山)和崖州(今海南岛崖县)说：“一旦我即位，便流放史弥远此地。”有时皇子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说将来史弥远的贬谪去处，不是新州 (今广东海南岛新兴)，便是恩州 (今山东平原)。这些地方当时号称瘴疠之乡，把史弥远流放此地无疑是判了他的死刑。史弥远在七月七日乞巧节那天，给皇子送去许多珍宝，可是皇子竑乘着酒醉，把这些珍宝统统摔在地上。听到这些情况，史弥远大为恐惧，决心废掉赵竑而改立贵诚。
为培植贵诚，一天，史弥远特意邀请国子学教习郑清之密谈，说： “皇子昏愦，不能担当大任，听说沂王嗣子贵诚很贤慧，如今想挑选一位讲官，你最合适，请你循循诱导。事成之后，我的丞相交椅非你莫属。但此言出于我口，入于你耳，务须保密，倘有泄露，你我都得诛灭九族。”郑清之欣然应允，史弥远便上奏宁宗，让郑清之兼任沂王府学教授。贵诚每天在郑清之的辅导下读书习文，诵读专门买来的高宗御书。郑清之每逢拜见史弥远，便拿出贵诚的诗文翰墨，赞不绝口。史弥远曾经问郑清之贵诚究竟怎样，郑清之要言不繁地用 “不凡”二字概括。史弥远要立贵诚的念头更加坚决，天天在宁宗面前说皇子竑的坏话，称道贵诚的优点，希望宁宗下诏废皇子竑改立贵诚，但宁宗不肯表态。而皇子竑行动还是一如既往，根本没有感觉到日益迫近的危险。
嘉定十七年 (1224) 闰八月，57岁的宁宗溘然长逝。在他弥留之际，史弥远假诏命将贵诚召入宫中，让郑清之告诉他，准备立他为太子。贵诚明白自己没有合法的继承权，不敢冒然答应，故此默不作声。郑清之着急地说：“史丞相认为我与殿下交游甚久，因此才将心腹话相告。现在你一言不发，我拿什么去回复丞相?”贵诚拱手答道： “家母现在绍兴，请您与她商量吧!”史弥远也不管贵诚同意不同意，当即宣布立贵诚为皇子，并改名为昀(yun云)，封为成国公。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不但皇子竑毫不知情，就连杨皇后也没有获得消息，五天以后，宁宗刚刚崩逝，史弥远便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把废立的事告诉了她。杨皇后虽然对皇子竑没有多少好感，但事出仓卒，没有思想准备，况且废立是件大事，不便擅作主张，便摇摇头说： “皇子竑是先帝所立，现在他尸骨未寒，岂能立刻变易他的主张!”杨谷兄弟一夜往返于史弥远和杨皇后之间七次，直说得舌焦唇敝，杨皇后始终不作承诺。杨谷使出浑身解数，向姑姑哭诉说：“天下军民都已归心沂王府，如果不答应立昀为皇太子，必生祸患。到那时，杨家定要受刀兵之苦。”杨皇后沉默良久，才问道： “赵昀在哪里?”史弥远见杨皇后态度变软，立即派人火速宣召赵昀。临行前，史弥远嘱咐内侍们说： “今天宣召的是沂靖惠王府皇子，倘有差错，定斩不饶。”
赵昀受召，匆匆进入宫内，杨皇后抚着他的背说： “如今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史弥远领着赵昀在宁宗灵前行礼完毕，然后才宣召赵竑。这位已经被废的储君还不自知，正在家中等得焦急，听说召唤，连忙进宫。经过几道宫门后，随从已经全部被拒之门外，赵竑还以为宫中的规矩就是如此，并不介意。到了宫内，史弥远领着他到宁宗的灵柩前行礼后，把他带出帷帐，命殿帅夏震严密监视，然后宣召百官入朝听旨。夏震领着赵竑，仍站在他原来上朝站的位置，赵竑愕然：“今天是新天子即位之日，我岂能仍旧站在臣僚的位置上?”夏震哄骗他说： “未读遗制之前，仍应站在这里，宣读遗制之后，就该让你登位了。”赵竑仔细想来，觉得不无道理，也就不再坚持。过了片刻，遥遥望见烛影中有人登上御座，原来赵昀已经即位了。宣读遗制毕，仪礼官高声呼喊，百官拜贺。赵竑知道他已被人出卖，愤愤不平，不肯下拜。夏震按着他的头强迫他下拜。接着宣读遗诏，以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 尊杨皇后为皇太后，垂帘与新君一起听政。
史弥远擅行废立，理宗稳稳当当做了皇帝，当时就有湖州人潘壬、潘甫、潘丙等人意气难平，派人与潍州 (今山东潍坊) 农民起义领袖李全联络，想共同反对理宗，重新拥立赵竑。但事情准备不充分，旋即失败。史弥远借机逼死了赵竑，理宗也觉得赵竑死有余辜，不再理睬部分大臣的鸣冤，心安理得地做起皇帝来了。
理学皇帝
理宗即位，史弥远还担任他的宰相，并且一气又独掌朝政九年。理宗对史弥远既感激又害怕。因此，已经20岁的人了，还是小心翼翼地当傀儡，并不想从国家社稷方面考虑，限制他的专权。上台伊始，就拜这位右丞相兼枢密使为太师，并进封为魏国公，感恩戴德之情不言自明。只是史弥远考虑到树大招风，才反复推辞了六次，没有受命。
史弥远逼死济王赵竑，又劝理宗追夺了他的王爵，降封为县公。名士魏了翁、真德秀纷纷上书为济王鸣冤。史弥远极为恼火，便唆使梁成大、李知孝、莫泽弹劾真、魏二人。梁、李、莫三人号称“三凶”，个个凶狠无比，尤以梁成大为最。连三凶之一的李知孝都说，世间不能容忍的就是与梁成大青史同传。宝庆元年 (1225) 夏天，杨太后撤帘归政，国家大事移交理宗处理。三凶便接连上书，弹劾真德秀、魏了翁，说他二人与济王有私，朋比为奸，危害国家。理宗明白事为史弥远主使，只好将两人罢官。史弥远任用三凶，凡是意见与他相悖的大臣，纷纷被攻击去职，他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
这时，大臣郑清之劝理宗深居宫中研习道学。理宗即位以前，就向郑清之学习过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请理学家讲授过《尚书》，还阅读了朱熹注释的 《四书》。宝庆三年(1227) 正月，他下诏褒扬朱熹的 《四书》，说它能够阐发古圣先贤的深刻哲理，对如何治理国家，很有裨益。为了表示对理学的尊崇，特地赠给朱熹太师的官衔，追封为信国公。同年，朱熹的儿子工部侍郎朱在进宫应对，鼓吹理学是人君最重要的学问。理宗对此深表赞同，他说： “这一点，你父亲的《中庸序》中说得极为详细，朕读起来，也是爱不释手，遗憾的是他不与我同时”。理宗认为，汉以后的君主很少能够善始善终，原因就是他们不懂理学。也许就是为了能够善始善终，他开始偏爱理学。在理宗的推崇下，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讲经谈理之外，后宫各院消磨了他的不少时光。理宗年轻时就嗜好酒色。宝庆三年，他想把美貌过人的贾氏立为皇后，杨太后不同意。她认为立妃注重容貌，立后应注重德行，坚持立端庄贤淑的谢氏为皇后。理宗无法违拗太后的意志，同意立谢氏为皇后，贾氏为贵妃。理宗身边的人感到滑稽，都说： “不立真皇后，反立一个假皇后。”谢皇后性情温驯，不好权术，贾贵妃虽然宠冠六宫，她仍能和她融洽相处，杨太后更认为她贤惠，天下人都称赞她。贾贵妃呢，是以美貌受宠的，许多大臣认为她狐媚主上，耽误朝政。其实，根本谈不上耽误朝政，权臣史弥远早已代劳了。朝政既然无需操心，理宗这个傀儡皇帝，不沉湎酒色，还能做些什么呢?
大臣们对理宗迷恋酒色、容忍史弥远专权表示不满，理宗自己也不是毫无烦恼。绍定四年 (1231) 九月， 临安发生了大火， 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榯， 带领禁军专门防护史家相府，其他地方就无人管它了。结果，大火烧掉了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连存放皇帝家谱的玉牒所也陷入火海，丞相府却因救护有力而岿然不动。大火过后，余烬未灭，理宗凭高眺望，残垣断壁之中，相府豪华的宅第显得更加高大，心中泛起丝丝苦水，不禁连连叹息。灾情严重，理宗穿上了素服，减少了每餐所上的饭菜，就餐时的乐队也撤去了。各衙门无处办公，理宗只好下诏临时安置，太庙的祖先牌位暂且安放在景灵宫，三省、枢密院移到都亭驿，六部则搬到传法寺，尚书只好与和尚为伍了。
对这一副景象，当时就有人写诗讽刺说：
殿前将军猛如虎，
救得汾阳令公府。(史弥远时封汾阳公)
九庙神灵飞上天，
可怜九庙成焦土。
理宗认为大火是上天降威，就下诏让臣民直言他的过失。校书郎蒋重珍上书说：“臣希望陛下亲揽大权，不要托付给他人。从前周勃亲手将御玺授给文帝，当天晚上就不再统领南北军; 霍光定策拥立宣帝，第二年就交出政权。现在陛下即位八年，没听说过有什么作为，进用或斥退人才，政事兴废，天下人都知道是丞相的意图。哪有作为天子，万民之主，自朝廷以至天下百姓，只知有丞相而不知有君主的呢?上天要烧掉宗庙、焚毁都城，大概就是为此吧! 九庙是国家重地，关系国家生存，竟不预先防火; 相府是丞相的私宅，偏偏防火于未然，保存下来。可见人心堕落，只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了。倘使发生变故，陛下依仗什么人呢?陛下自视一下，难道不孤单吗?孝宗朝时史浩有功，两次入朝作相，时间都很短，为什么呢?保全功臣的办法，可以厚给富贵，但不能让他长期握权啊!”蒋重珍的上书，字字句句都敲在了理宗的心头，他大为感动，当即罢免了冯榯的职务， 但是对史弥远仅仅依其请求降爵一级， 让其继续执政。
直到绍定六年 (1233) 十月，史弥远病死，宋理宗才开始正式亲政。史弥远专权时期，理宗沉默了九年。史弥远的一些作为，他也看不惯，只是无力纠正而已。现在史弥远一死，这位蜇伏的天子开始苏醒。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就下诏宣布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理宗亲自料理各种政务，独断专行，他的老师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君臣似乎要有一番作为了。
“三凶”之一的莫泽一看形势将变，就在下诏改元的前一天，居然攻击也是“三凶”之一的梁成大，说他“暴狠贪婪，苟贱无耻，”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史弥远爪牙们的自乱阵脚，促使对史弥远不满的官吏，纷纷站出来抨击那些依附史弥远、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的家伙。莫泽攻击梁成大之后不过二十天，就被理宗以 “贪淫忮害”的罪名罢免，李知孝、梁成大也在廷臣的弹劾下一贬再贬。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四人，名字上各有一木，号称“四木”，都是史弥远的死党，也被逐出朝廷。史氏专权的局面结束了。
史弥远专权的时候，理宗曾录用理学大师程氏兄弟和朱熹等人的子孙。可是迫于史弥远的压力，反而将当代名儒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罢免，常常被人讥为叶公好龙。亲政之后，当然忘不了洗刷这种冤枉。
端平元年(1234)冬十月，理宗重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真德秀声望很高，当时人都认为朱熹以后的最大的理学名家非他莫属，朝野的人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执掌朝政，改变不景气的政局。令人失望的是真德秀参政以后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向理宗进呈《大学衍义》，同时劝理宗祈天永命。对内忧外患的政局，没有丝毫革新和建树，表现出无从措置的窘状。他名望虽高，但才能不大，不久病死在参知政事任上。理学救国的梦想从一开始就碰了壁，可是理宗并不醒悟。对他来说，理学仍是治国的灵丹圣药。
淳祐元年 (1241) 正月，理宗驾临太学，听学官讲授《大学篇》，并将他自己写的《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太学生，同时下诏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于孔子庙廷。敌视儒学的王安石被他看成万世罪人，赶出孔庙。上行下效，全国士子埋头《四书》，理学名家们列据要津，朝政日乱。理宗的救国理学，成了亡国之学。
联蒙灭金
在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的蒙古族却蒸蒸日上，原先统治它的金朝，正处在它的猛烈冲击之下。
绍定四年 (1231)，蒙古军在大汗窝阔台的亲自指挥下，分三路攻入河南，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歼灭了金军主力。次年，包围了金朝的都城汴京。金哀宗先逃到归德 (今河南商丘)，后又逃到蔡州 (今河南汝南)。金朝守卫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杀掉其他大臣，向蒙古军队投降。
蒙军包围汴京时，派使臣同南宋商议夹攻金朝，许诺灭金后，将金朝占领的河南之地归还南宋。百年耻辱，一朝可雪，宋理宗和多数朝臣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不免手舞足蹈起来。只有大臣赵范不喜反忧，他说：“徽宗宣和年间，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联金灭辽，起初双方守盟不渝，后来却成为致乱根源，二帝蒙尘，半壁沦陷，血的教训不能忘记。”赵范说得口干舌躁，理宗就是充耳不闻。他通使蒙古，答应夹攻金朝。就这样，宋理宗无视蒙古帝国的潜在威胁，重演宋金结盟的悲剧。
绍定六年 (1233)八月，蒙古又派使者到襄阳，相约攻打蔡州，理宗大为高兴，当即下令出兵。蒙宋联盟已成定局。金朝的哀宗仍冀希望于万一，在九月份派出使者阿古岱南来借粮，临行前反复向阿古岱说明，要他向宋理宗陈述利害：“要知道蒙古起兵以来已经灭掉四十余国。刚刚灭掉西夏，就来攻我金朝;我亡，一定会轮到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宋朝若能和我联合抗蒙，这样既有利于我金朝，宋朝也会大获其利。”金使阿古岱到了临安，转达了金哀宗的意思。理宗断然拒绝了金使的请求，一定要将金朝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考虑得虽然草率，但无论如何，联金抗蒙，在感情上他和他的大臣倒都是难以接受的。
这年十月，按照协议，理宗命孟珙、江海率领两万军队，运米三十万石，前去支援进攻蔡州受阻的蒙军。两军会合，共同围困蔡州，几个月后，城中粮草断绝。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孟珙率领宋军首先攻入蔡州城，蒙宋联军蜂涌而入，金哀宗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金朝灭亡了。
金朝灭亡后，蒙古的诺言并没有全部兑现。它好象预料到这个昔日的 “儿皇帝”之国没有多大的脾气，便将原先许诺的河南地一分为二，只归还了宋朝陈州、蔡州以南的一半。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境内。
四月，史嵩之派人将孟珙获得的金哀宗遗骨和金朝传国玺送到京城。为此，宋理宗在太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告慰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还乘着兴头，给灭金有功的孟珙、江海加官晋爵，其他将士也各各封赏有差。渐渐地，理宗忘乎所以起来。他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 灭亡金朝的是蒙古，宋军不过是落井下石而已。而且由于金朝的灭亡，使宋朝直接面对着一个更不可小觑的强邻。在众人皆醉时，也有一位清醒者，监察御史洪咨夔提醒理宗说：“目前形势是，大敌为邻，真象怀拥猛虎，头枕蛟龙，事变难以逆料。灭亡金朝，不过是因人之功，怎么值得忘形庆祝呢!”理宗哪里听得进去，仍然是其乐陶陶，其言骄骄，其行躁躁。
入洛之祸
理宗的情绪明显地感染了朝臣，一直反对联蒙灭金的大臣赵范和他的弟弟赵葵，可能是因为在灭金过程中无功而感到悔恨，也可能受到举国骄躁气氛的影响而忘乎所以，突然提出乘蒙古兵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 (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占据黄河和潼关。这个建议受到宰相郑清之的大力支持，也打动了理宗的心。“中兴之主”的桂冠刺激着他，立即命令赵范将帅府迁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准备出兵。赵范的参议官丘岳警告说：“蒙古势力正在崛起，又刚刚和我结盟退兵，士气旺盛，兵力强大，到嘴的肥肉怎会再吐出来? 我方军队如果率先出击，敌人定会迅速反攻，那时不仅进不可攻，退不能守，更可怕的是，首先挑起事端，定会给敌人以南侵的借口，那样我们就危险了。”但是赵范一心立功，拒绝向理宗转达丘岳的良言。
大臣乔行简当时告假在家，听说朝廷要北伐，急急上书理宗说：“臣子并不担忧今日师出无功，而是担忧实力不继，有功而不可继，就更让人担忧了。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是先治理国内，后经略国外。现在陛下看一看，今日的内政已达极致了吗? 还是未达极致呢?陛下亲政前，国内的弊端有多少?现在亲政后，又改了多少?国内尚且有令不行，又怎能够威行国外? 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一点。自古以来的帝王要动用他的人民，一定要取得他们的拥护。可是几十年来，百姓不知有所谓效忠国家的大义，再加上州县官吏的盘剥、势家的兼并，民怨沸腾，恐怕会趁陛下在北方用兵之机，在南方骚动。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二点。历来的君主图谋进取，定要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才能进兵。现在陛下将无独挡一面之将，士兵多是新近降附之兵，无将无兵，怎能轻言出征?而且出兵千里之外，粮运难继，那时，就会进退不能。即使孙子、吴起做谋主，韩信、彭越作元帅，恐怕也将一筹莫展。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三点。三点之外，臣不多言，陛下还是早定主意，平息众人的议论吧!”理宗已被展现在面前的收复三京的幻景所迷惑，不愿再与臣下费口舌。六月，他命令庐州知州全子才率兵万人直取汴京，赵葵率兵五万取泗州，由泗州赴汴同全子才会师。这时，汴京的金朝降将李伯渊等人，因对献城降蒙的崔立不满，同全子才联络杀死崔立接应宋兵，全子才不战而获，占领汴京。赵葵随后到达，他不顾粮草未集，一再催促全子才进军洛阳，占据潼关，全子才只好下令分兵向洛阳进发。七月间，南宋先头部队二百人抵达城下，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晚上，有三百多户平民登上城墙宣布投降，宋军占领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是宋代历史上的 “端平入洛”。
蒙古得悉南宋开战，立即出兵南下。“端平入洛”本来就是理宗君臣的军事投机，事先并无认真准备。前锋到达洛阳的第二天，士兵的粮袋就空了，只好采摘野菜和面作饼吃，十分狼狈。后续部队在去洛阳途中，中了蒙军的埋伏，仓卒应战，遭到惨败。八月间，蒙古兵进驻洛阳城下，与守城的宋军打得难分胜负。几天以后，宋军粮食告罄，不得不杀战马充饥，士气低落，主将只好下令撤兵。在汴京，全子才与赵葵占领的州县早已被蒙古兵洗劫一空，军队无粮可食。蒙军又决黄河水灌宋军，宋军淹死无数，迫不得已，只好班师。“端平入洛” 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
战争失败了，理宗收复三京的幻梦成了泡影。直到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十二月，蒙古大汗窝阔台怒气冲冲地派来使者，指责理宗不守信义，率先败盟。面对盛气凌人的蒙古使者，理宗非常狼狈，只好宣称用兵非出己意，随后派出大臣邹伸之前往道歉。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下诏罢免了赵葵、全子才。这些举动，并未挽回已经造成的后果，端平二年 (1235) 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分道进兵，大举侵宋，延续四十年之久的蒙宋战争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端平二年 (1235) 五月，南宋唐州守将之间发生了矛盾，守臣杨侁向驻守襄阳的荆湖制置大使赵范告发本州的将领统制军马郭胜想叛变。六月，赵范准备将郭胜下狱处置，事机不密，被郭胜侦知，郭胜就在唐州杀掉杨侁，发动叛乱，并秘密派人向蒙古求援。窝阔台可汗见有机可乘，就在七月初命令军队挺进唐州，开始了对襄汉地区的大规模入侵。十月，另一路蒙古兵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进入四川。次年，两淮也燃起烽烟。南宋边防一夕数惊，宋蒙边界永无宁日了。
在襄汉一线，窝阔台的三子阔出为统帅，首先攻陷枣阳，接着又在襄阳、邓州、郢州大肆掳掠，满载北撤。蒙古兵撤走后，襄阳的宋军主帅赵范不思缮城治垒，修理军政，而是整天与手下将领饮酒高会。赵范对待将领，厚此薄彼，军中发生内讧。金朝降将李伯渊等人领兵纵火大烧襄阳城郭和仓库，叛降蒙古，城中官民百姓四万七千多人，军械二十四库，财帛无数，全部落入蒙古军手中。襄阳是南宋西北边陲重镇，在宋金战争中沦陷敌手，岳飞亲自把它收复，这时已苦心经营一百三十多年，人口繁盛，城高池深。襄阳失守，使得襄汉一带的整个防线都动摇了。
端平三年四月，由于前方屡败，襄汉、两淮、四川形势危急，理宗对当初联蒙灭金之举感到后悔，于是命令学士吴泳草拟罪已诏，承认了自己在对蒙战争问题上的失策。但事态的发展是追悔莫及的。
蒙古军狂飙突进，先后攻陷随州、郢州、荆门军。八月，又攻陷枣阳军、德安府，并向江陵府进攻。九月，理宗不得已罢免了左丞相郑清之、右丞相乔行简。代理漳州知州王迈应诏反对理宗的作法，他说：“上天与先皇宁宗发怒已经很久了。原因是陛下留恋女色，自初秋以来已经十几天不上朝听政，人心不安，但是陛下不思己过，反而援用汉朝因灾罢免三公的旧例，罢免宰相，朝中无人能够当此重任，便以崔与之遥领。臣子担心崔与之不会及时到来，大权会落在奸人手中。此时易相，不合时宜。”监察御史唐璘虽赞成理宗罢免二相，但也反对以崔与之遥领宰相，但理宗仍然虚位以待，直至崔与之到来。
战事紧急，理宗任命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统一指挥淮西一带的军事。史嵩之命令孟珙火速救援江陵，击败了长驱直入的蒙军，襄汉一线的战局才开始出现转机。嘉熙三年 (1239年)，孟珙被任命为京湖制置大使，连续出兵，三战三捷，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等州郡，宋蒙在襄汉一线一时呈现胶着状态。
在川蜀地区，宋军几乎自始至终处于劣势。蒙军阔端部曾三次攻入四川，阔海二次进入四川，随意掳掠。四川已无边防可言，蒙古军随心所欲地侵入四川各地，每次都饱掠一顿才退去。
两淮一带的形势有所不同，蒙古兵虽然步步南侵，遇着杜杲、孟珙却连战皆输。当时人把南宋的希望寄托在两人身上，看做当年的韩世忠、岳飞。蒙军遇到劲敌，被迫后撤，两淮也暂时转危为安。
窝阔台可汗从端平二年起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主要还是以掳掠财富为目标，还没有消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先将部队撤走，然后又派出使臣，诱说南宋投降。理宗也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派出“蒙古通好使”去蒙军谈判。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的议和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任相风波
从嘉熙三年开始，理宗相继任命乔行简为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史嵩之为右丞相。三位宰相中乔行简年届八十，遇事模棱两可，无好无恶，是位“伴食宰相”，李宗勉清谨守法，还能秉公处理政事。右丞相史嵩之却喜欢专权，恶闻真言。他是史弥远的侄子，受叔父的影响，奉迎皇帝极有手腕，渐渐取得了理宗的信任。乔行简告老，李宗勉去世后，史嵩之独揽大权，正直的大臣象杜范、游侣、刘应起等人都因看不惯他的作法被罢免。
史嵩之独揽朝廷大权后，他的双亲已经年老，但担心双亲突然病故，便预为起复之计。官员马光祖哭丧未毕，史嵩之即起用他为淮东总领，许堪服丧未完，史嵩之起用他镇守镇江。民间作诗讽刺说： “光祖作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
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因奔父丧，不得不去职。丧服未除，理宗即下诏重新任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内外无人敢反对。太学生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四人诣阙上书说：“史嵩之心术不正，行踪诡秘。从前做都督时，力主和议，瓦解将士斗志。以后窃据宰相之位，网罗天下小人作为自己的私党，攘夺天下之利归于私家，处心积虑，其居心阴险叵测。史嵩之在朝廷一天朝廷就受害一天，在朝廷一年就会受害一年，众口一词，恨不能将他立刻赶出朝廷。史嵩之父病死，使他不能不卸任归家，朝内外都以为大快人心，可是陛下重新任用他的诏令又已经发出了。堂堂中国，岂无君子，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恐怕太祖三百年天下会毁在史嵩之手里。希陛下明察，收回成命。”
理宗见了上书，也不做批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等九十四人又接连上书，理宗不满地说： “学生所言，虽是正论，但未免过甚”。将作监徐元杰反复劝谏，理宗才平息怒气。史嵩之见众怒难犯，上疏请求回家守丧，理宗这才下旨，同意史嵩之的请求。另任命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
杜范入相后针对当时形势，劝谏理宗实行五事：“第一正国本，第二整顿后宫，第三挑选人才，第四不可轻易赏官，第五节约财力。”这些建议，理宗也表示赞赏。杜范于是详细规划，逐步实施，朝野对他寄予厚望。然而杜范在位仅八十天便得重病去世。一个多月后，杜范的得力助手徐元杰、刘汉弼相继暴死，朝野哗然，都认为是史嵩之主使。
淳祐六年(1247)，左丞相范钟因涉嫌谋杀杜范等人，被迫辞职。右丞相游侣也多次上书乞归田里。继相乏人，理宗便想重新启用史嵩之。殿中侍御史章琰、右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一起上书，弹劾史嵩之无君无父，罪行恶劣，虽死难赎。三人的上书言辞激烈，违忤了理宗的旨意，一起被罢免。翰林学士李韶抗疏力阻，理宗才改变主意，命史嵩之致仕，以示不复进用。
宰相乏人，理宗只好将故相郑清之请出担任右丞相。郑清之此时已老，放浪湖山，自号“安晚”，无意朝政。理宗派出宫中内侍多次催促，他只好勉力出山。拜相之后，有一个叫郑震的人登门骂他说： “端平败相，怎能让你再来祸害天下!”郑清之也只好由他骂去。年纪大了，力不从心，政事多交给他的侄孙郑平原代理。他的妻、子乘机纳贿，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他是理宗的老师，又有定策之功，理宗虽知他是名符其实的 “老朽”，但仍然对他眷顾不衰。
淳祐十一年(1251)，郑清之去世。理宗还想起用史嵩之为宰相，诏书都已草成，左思右想还是留下来未发。最后，任命了谢方叔和吴潜为左、右宰相。淳祐年间的这场任相风波总算终结。
这场风波的实质，是奸佞小人史嵩之同忠正之臣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忠奸不辨的理宗虽有意偏袒，怎奈众怒难犯，他只好忍痛割爱了
经略四川
四川一带，唐宋以来富甲天下，南宋初年虽屡经金军破坏，仍是重要的经济区，财赋收入在这个疆土日蹙的偏安王朝中举足轻重。理宗统治期间，四川每年上交户部三司赋税五百多万贯，四总领所二千五百余万贯，金银、绫绢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呢!财赋重地，理宗自然不能不特别关注。端平、嘉熙年间的战争中，蒙古军频繁出入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全川各地遍遭蒙军铁蹄蹂躏，所存州县无几，国家财政因此捉襟见肘，十分困窘。为了加强四川的防务，嘉熙四年 (1240) 一月，理宗调遣孟珙经略四川，很有成效。以后京湖一带形势危急，孟珙出镇江陵，继任的主帅多半又不能称职，由何人来经略四川，又成了困扰理宗的一大难题。
淳祐二年 (1242) 五月，主管淮东地区军事的副长官余玠入宫应对; 劝告理宗事无大小，都要务实，还委婉地劝告皇上不可偏爱儒臣，要对文武大臣一视同仁。理宗听了他的话，觉得余玠其人其论非同寻常，大可重用。时过不久，理宗就正式任命他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全面负责四川地区的军政事务。余玠辞行的时候，理宗告诫他要为四川长远打算，不能苟且应付，希望他能在四川建成经久的防御设施。余玠也对理宗慷慨陈词，自许十年内手携全蜀归还朝廷。
余玠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家。端平初年蒙军入侵时，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很得赵葵赏识，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淮东制置副使。这次出镇四川，很想有所作为。
在余玠任前十六年中，理宗先后任命了宣抚使三人，制置使九人，制置副使四人治理四川，这些人或老或贪，或庸或昏，或者刻薄寡恩，或者遥领不至，东西两川民不聊生，各衙门和统兵将领自专号令，局势几近无法收拾。
余玠莅任，下车伊始便大革弊政，在帅府衙门左侧修建了招贤馆，招纳贤才，提出“集众思，广忠益”的口号，宣布士人有什么谋略进献，近者可直接到公府面谈，远者由所在州郡以礼护送到重庆。凡有献策的人，他都不厌其烦地以礼接待，只要所献之策有可用之处，就量才录用，即使所献之策不可用，也厚礼答谢。许多士人纷纷向他献策。
冉琎、冉璞兄弟二人，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听说余玠礼贤下士，特地前来拜谒。余玠厚礼相待，安置在馆中。冉氏兄弟数月没有献策，只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形势图，有时又突然外出，行动令人费解。余玠并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只是耐心等待。几个月后，冉氏兄弟向余玠提出将合州城迁到钓鱼山，屯粮保守的建议。余玠接受了二人的建议，报请理宗批准。破格提拔了二人，全权负责移城事宜。淳祐三年 (1243) 在余玠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钓鱼山的有利地形，筑起了坚固的城垒。以此为契机，青居、大获、云顶、天生等十余城相继修成，所有城堡都依山而建，各州军政衙门都搬到新城之中，在里面屯兵聚粮，作长久守备的打算。这些城堡有险所守，有水所用，每一所都有独立的防御工事，彼此间棋布星分，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不料，好景不长。淳祐十年，朝廷内部政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动。宰相赵葵因为不是科举出身，受到言官的弹劾，说他不宜担任宰相，赵葵忿懑难当，上书力辞。理宗听信了言官的话，罢免了他，另外任命儒臣谢方叔和吴潜担任了宰相。赵葵的去职使得他的老部下余玠失去了有力的支持。
当时，利州 (今四川广元) 都统王夔骄恣残暴，不听余玠指挥，到处掳掠，余玠将他处斩，为民除了一害。戎州(今四川宜宾)的主帅要推举手下部将姚世安继任主帅，余玠想革除这种军中自己举代主帅的弊病，另派将官去担任戎州帅，与姚世安发生冲突。姚世安和朝中宰相谢方叔的子侄一向过从密切，就派人向谢方叔求援。执掌朝政的谢方叔即支持姚世安同余玠对抗，并让姚世安搜集余玠的 “罪状” 向理宗告发，他自己则危言耸听地说，余玠的作为使戎、利两州将士寒心，恐怕会有不测之变。余玠治理四川，理宗亲口许给他便宜从事、先行后奏的特权，时间长了，给理宗的上疏中不免有些措辞不当的地方，做为皇上，他当然不能允许，早就对此耿耿于怀。听了谢方叔的挑拔，就对余玠产生了怀疑，于宝祐元年 (1253) 五月下令将余玠撤职，并召他入朝，仅给他一个资政殿学士的虚衔。余玠知道自己入朝不会有好结果，就在当年七月含恨自杀。
理宗罢免了余玠以后，任命了他认为很有才气的余晦为四川制置使。余晦还没有到任，蒙古将领汪德臣听说余玠已死，立即出兵侵扰四川，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再度危急起来。理宗自毁长城，很快就尝到了他种下的苦果。
宠用奸竖
余玠被迫害致死的时候，宋蒙之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自窝阔台可汗死后，国内多次发生政变，内部互相争斗，无暇外顾。淳祐十一年(1251)，蒙古诸王大臣召开库里尔泰大会，推戴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蒙哥汗是蒙古的英主，他沉断寡言，不喜饮宴，他自己不好奢侈浮华，也不许后妃违犯他规定的标准。前任定宗朝时，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蒙哥即位后，所有诏旨，一律亲自起草，反复修改，方才颁发，于是大权归一，各种政令雷厉风行，境内大治。内部稳固，没有了后顾之忧，便积极准备灭亡宋朝。
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早就奉命在金莲川开建府署，统一经略大漠以南的地区。忽必烈就是后来的元世祖，他志大谋深，辅佐兄长夺得汗位，特别受到蒙哥的重视，开府以后招贤纳士，积极实施灭亡南宋的战略。他先派遣手下将领察罕等人屯兵襄、邓一带及蜀口地区，窥伺淮、蜀，一面又在汴京分兵屯田，俟机南下。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又派兀良哈台率军远征云南，对南宋实施侧翼包围。
蒙军虎视眈眈，理宗照旧醉生梦死。即位已近三十年，年将花甲，朝臣大都不称自己心意，身边缺乏栋梁之材，无人替自己分忧代劳，一些奸佞小人察颜观色，投其所好，渐渐开始窃据政权。
后宫里面，阎贵妃受到极大的宠幸。阎氏原是侍奉宁宗妃嫔的宫人，难沐皇恩，但她认为自己不比贾贵妃长得逊色，脑瓜也很灵透，不甘被长久冷落，看见内侍董宋臣很受理宗信任，便托他荐引。理宗见了阎氏，喜得眉开眼笑，立即封她为婉容，不久便与贾贵妃一起宠冠六宫。贾妃去世，阎氏升为贵妃。投桃报李，常在理宗面前对董宋臣赞不绝口，说他忠心任事，不辞劳苦，理宗爱屋及乌，把董宋臣看作左膀右臂。宝祐三年(1255)，理宗任命他督建佑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力逢迎理宗，修建了梅堂、芙蓉阁、香兰亭，招权纳贿，假公济私，无恶不作，当时人都将董宋臣称为“董阎罗”。他还将一班艺人领进宫中，弄得理宗只知玩乐。
监察御史洪天锡对理宗的做法感到担忧，他上奏说：“宦官、外戚和小人是天下的祸患，陛下信用的人正是这三种人。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恨，唯独贵戚和大宦官安享富贵，难道陛下能和这数十人独撑天下吗?陛下若不赶快除去董、卢二人，也许将来的史书上便要写上 '内司专横，自今而始’ 了”。反复上书多次，一概音讯皆无，洪天锡愤而出走。宗正寺丞赵宗嶓写信给宰相谢方叔，指责他不能救正皇帝的失误，谢方叔对人说：“不是我不想谏阻，实在是因为皇上主意已定，徒言无益啊!”这几句话是对自己的解嘲，确实无意反对董、卢二人。但二人听说后仍大为不满，便指使言官弹劾谢方叔，理宗就罢免了谢的宰相一职。董、卢二人心犹不足，厚赂朝官上书请诛谢方叔、洪天锡二人，好让天下人知道宰相和台谏官员的去职出自圣上的独断，与内侍无关。谢方叔于是再遭贬斥。
董宋臣、卢允升在阎妃的支持下，权势日盛，哪个御史台的官员上书弹劾他们，理宗就下手令把他罢免，时间一长，就有了固定的名目，叫作 “节帖”。他们还内外勾结，外朝的小人逢迎巴结他们，就受到重用。丁大全就因勾结董、卢二人，贿赂阎贵妃，渐渐地成为理宗眼中的红人。
丁大全是镇江人，为人猥琐不堪，善于钻营取巧。他原是贵戚家婢女的女婿，靠着贿赂贵戚得官，又因贿赂阎妃，得到理宗的喜欢，从萧山县尉一跃成为台谏要员右司谏。上任以后，以迫害正人为业，和另外两个姓名中都有一 “大”字的台谏要员一起被称为“三大吠犬”，一贯狂吠乱咬。
谢方叔罢相以后，参知政事董槐做了宰相。董槐是定远人，早年学习过孙武、曹操的兵法，以收复中原为己任。他长期在外在任职，入朝以后，遇事敢于直言。董槐自以为既为理宗重用，就要知无不言。他曾向理宗指出，当今形势关系宋王朝的存亡，应该象勾践那样振作起来。他对理宗说：“外有强大的敌国，那么就应考虑自强之计。能够自强，敌人就会怕我，我不必惧怕敌人。”拜相以后，他想更新一下当时的腐败政局，恳求理宗对皇亲国戚、不法权臣的行为进行制裁，但这立刻遭到了他们的反对。理宗也无意更新政局，对董槐的劝告只是听听而已。丁大全听到消息，心不自安。暗地里派心腹与董槐结交，遭到拒绝，对董槐由怒生怨，发誓与他誓不两立。董槐认定丁大全依靠阎贵妃的支持，窃弄戚权，理宗是被暂时蒙蔽，作为臣子，应该向君主进忠言。他多次对理宗说丁大全是一个邪佞小人，不可亲近。理宗对丁大全刻意袒护，对他说：“大全并未说过你的坏话，你不要疑心。”一个道地的奸人，理宗却始终当作忠臣。董槐无法说服理宗，便向理宗表示不能和自己眼里的奸臣并立朝廷，惹恼了理宗。丁大全趁机上章弹劾，奏章尚未批答，丁大会半夜就调集兵士一百多人包围了董槐的住宅，将他逼进刑部大理寺。到了那里，罢相的诏书方才下达。董槐是当时的良相，这样罢免他，顿时朝野内外议论哗然。很多人上书为他鸣不平，理宗才补授为观文殿大学士。
丁大全驱逐董槐以后，更加骄横恣肆。太学生陈宜中等六人上书攻击他，反被他打击报复，开除学籍。左司郎中陈宗礼苦苦哀求理宗注意争取四海民心，信用忠良，招纳正人君子，不要只以亲近之人为耳目，把他们当作心腹。理宗拒绝了陈宗礼的忠言直谏，不久又升任丁大全为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当时有人在朝门上写了“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字，暗示宋朝将亡。
理宗宠任董宋臣、丁大全，大权旁落，朝政大乱。就在此时，蒙古已准备就绪，再次发动了对宋战争。
宝祐六年(1258)二月，蒙哥可汗派王子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亲率大军攻蜀，派皇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在云南的兀良哈台也奉命赶赴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军大举进攻，理宗身边的丁大全却在积极谋夺相位。四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理宗任命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边防危急，理宗也有时耳闻，但问起军情，丁大全却哄骗说三边有备，不必担心，不让理宗知道真情。战事不断恶化，南线兀良哈台一路，所向克捷，开庆元年 (1259) 正月进抵湖南潭州(今长沙)。在四川，虽有名将余玠治蜀的老本可吃，但由于朝廷督战不力，蒙军也步步推进，川西、川北和川东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战事屡屡失利，大臣们对此极为不满，国子监官员徐宗仁伏阙上书说：“现在天下就象欲倾之器即将坠地，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可是陛下不能严明赏罚。丁大全之徒仍在为恶，却罚不及身; 董宋臣是奸人，还时有赏赐。这些人作恶多端，独独陛下偏爱不已，难道陛下真要爱此数人而失去天下万民之心吗?”说得痛彻肺腑，理宗照样置之不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南宋的心脏已腐败不堪，但在边防将士的艰苦奋战下，南宋也偶或取得一些胜利。将士们的头颅阻止了蒙古的铁蹄的南下，使本该成为亡国之君的理宗得以逃脱。
开庆元年 (1259) 二月，蒙古军队抵达合州，合州的守将王坚原是余玠的部属，蒙哥派遣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练兵场，斩首示众。劝降不成，蒙哥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钓鱼城，两军展开大战。二、三月间，蒙军连续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堡，都被宋军击退。四月，蒙军曾一度攻至外城，但王坚率军死守，又派兵出击蒙军营寨，再次粉碎了蒙军的进攻。进入夏季以后，四川一带气候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顿兵坚城之下，久战无功，士气消沉。蒙古军前锋汪德臣动用云梯攻城，被王坚击退，汪德臣也被王坚用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蒙哥闻讯大怒，亲自督战，在七月份向钓鱼城发动猛攻，但钓鱼城依旧岿然不动，蒙哥汗反而被炮石击中，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军丧失了主帅，无法再战，军中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蒙哥的尸体离开了四川。历时半年的合州保卫战取得了大捷。蒙哥汗死后，蒙古内部忙于争夺汗位，对宋战争无法再打下去了。
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军，本来负有直趋杭州的使命，蒙哥大汗的死讯传来时，忽必烈还没有攻下鄂州。部下劝他早日北归，他说： “我奉命南来，怎能无功而返!”下令继续进军。开庆元年(1259)九月，他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当时临安人人皆知蒙军逼近，理宗却被蒙在鼓中。鄂州被围以后，丁大全看到无法遮掩，只得向理宗申明军情，并请求退休。理宗得知真情，也不多加怪罪，只将他罢相，改任为观文殿大学士兼知镇江府。言官们相继上书弹劾丁大全，揭露他堵塞言路，迫害人才，穷竭民力，贻误边防等四条罪状，请求追夺他的官爵，远远流放。理宗再也无法袒护他了。只好将他再次罢官。以后，丁大全的命运也不算好。景定三年 (1262) 十一月，理宗又将他流放到新州。押送途中，当权的大奸臣贾似道为了笼络人心，派人把他杀死了。这个误国惑君的权奸，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丁大全解职以后，忽必烈攻势仍然很猛，理宗惊慌失措。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躲避元军锋芒，军器监何子举对宰相吴潜说：“如果皇上移驾，京师百万生灵，还有什么依靠呢?”吴潜于是向理宗痛陈利害，御使朱貔孙也对理宗说： “銮驾一动，三边的将士就会瓦解，四方盗贼就会蜂起，万万不可!”谢皇后也劝理宗留驾，安定民心，理宗方才回转心意。
董宋臣请求迁都的时候，宁海节度判官文天祥上书请求杀掉董宋臣统一民心，理宗不同意，他甚至不舍得将董宋臣赶出宫去。直到景定元年(1260)，迫于朝野舆论，理宗才很不情愿地将董宋臣迁出宫中。董宋臣出宫后，卢允升单枪匹马，权势大不如前。阎贵妃去世后，宦官无人撑腰，无法再干预朝政，群小干政的局面结束了。但是理宗并不觉醒，景定年间，他宠任的贾似道当权，为祸更烈，朝政越发腐烂不堪。
似道无道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 (今浙江临海) 人。他的父亲贾涉当过淮东制置使，他从小不务正业，浪荡不羁。他的姐姐被选为理宗的贵妃后，他攀龙附凤，以“国舅”的身价跻身政治舞台，但公子哥的脾性却始终未改。有一次理宗登高赏夜，远远看见西湖中灯火辉煌，就对随从说： “肯定是似道在狎游呢。”第二天，派人一问，果然不假，理宗就让临安府尹史岩之告诫贾似道。史岩之为了巴结贾贵妃，竭力替贾似道袒护和吹捧，回答说： “似道落拓不羁，有少年习气，但他才能非凡，可作大用，陛下不应拘泥于小节。”理宗听了，反觉自己不该错怪贾似道，从此有了重用贾似道的想法。
淳祐六年(1246)，负责京湖地区边防事务的名将孟珙去世，继任乏人，由于贾贵妃的推荐，理宗把如此重担托付给了贾似道。以后几年，不断加官晋爵，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权势显赫的镇守两淮的军政大员了。宋蒙战争再度爆发前又升为负责全国军事的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隐瞒战报的事发生后，理宗把仍在前线的贾似道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指挥前线抗战。
贾似道身为宰相，又是江淮一带宋军最高统帅，全面指挥前线军务，但却胆小如鼠，畏敌如虎。
开庆元年十一月，蒙军围攻鄂州已持续两个月，战斗十分激烈，守城的宋军已有一万三千多人壮烈殉国，其余的宋军还在英勇战斗。蒙军急切之间攻不下鄂州，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部蒙军又在潭州受阻。与此同时，蒙古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忽必烈的妃子弘吉剌只得派人乘快马赶到鄂州两军阵前，要他火速赶回。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马上北撤，临走时却扬言要奔袭临安，贾似道立刻惊慌失措。这时蜀将王坚已经派人送来了蒙哥汗死于钓鱼山下的消息，按照常理，宋军应当坚守，谁也不会料到他会瞒着理宗和宰相吴潜等一班大臣，派遣使臣前往求和。贾似道的使者到达的时候，忽必烈正要启程，他也跟着派出使臣前往鄂州，并嘱咐使者，看见蒙军营中旗动就迅速返回，随军北撤。忽必烈的使者登上鄂州城墙与宋方谈判，初步达成了下列条件：蒙古军撤走，宋方愿意割长江以北地区给蒙古，南宋向蒙古称臣，每年交纳银、绢二十万两、匹。双方谈判还未结束，蒙军营中大旗摇动，使者见到暗号，匆匆返回了。在潭州的兀良哈台也接到忽必烈的命令，随即班师，潭州之围也解除了。
蒙军撤退以后，贾似道隐瞒了他私自求降的事实，谎报宋军诸路大捷。理宗兴奋异常，回想当年抗蒙名将孟珙去世，后继乏人，自己对似道悉心培养，今日国家赖他而安，贾似道也算不负君望了。于是亲自下诏，进封他为少师，卫国公，褒扬贾似道抵御外敌，奋不顾身，甚至有 “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的话。靠着谎报军功，一个无赖变成了国之英雄，回京执掌了朝政。
贾似道执政以后，即大力揽权。宦官董宋臣干政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他虽被逐，但外朝还有许多同党，贾似道入相以后，立即将他们全部赶走。他还勒令外戚不得担任监司长官和郡守。号令一出，任凭是皇亲贵戚，也无人敢于不从，子弟门客都循规蹈矩，不敢再有非分之举。宦官、外戚无力与他争权，于是内外权柄，悉归贾似道之手。他再也无所顾忌，便为所欲为起来。
贾似道派人奏报大捷的时候，理宗便想乘着喜庆册立忠王禥(qi其)为太子。忠王禥不是理宗的亲子，而是皇弟与芮的儿子。理宗原有一子名缉，幼年夭亡，以后多年，虽然妃嫔众多，却再也不曾生子。到宝祐元年(1253)，年过半百的理宗仍然没有后嗣，他只好把弟弟的儿子过继为皇子，赐名禥，不久把他封为忠王。左相吴潜秘密上书反对册立忠王，说：“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吴潜说话不慎，触动了理宗的痛处，他很不高兴。
贾似道揣知理宗心意，屡次上书请立太子，暗地里又指使言官上书弹劾吴潜，说立忠王为太子是人心所属，只有吴潜持有异议，此人奸谋叵测。理宗借机罢免吴潜，在景定元年 (1260) 正式册立忠王禥为太子。罢免吴潜以后，理宗不再任命左相，把大权全部交付贾似道，让他专政。
贾似道出兵抗蒙时，很多武将看不起他，大将高达曾对人说过：“贾似道不过是一介儒生，能峨冠博带而已，怎能指挥军事?”贾似道对此素怀不满，先令谄附自己的将领吕文德罗织罪名杀掉了曹世雄，罢免了高达。又在各路推行打算法，借会计边费的名义迫害不依附自己的将官。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心不自安，担心贾似道报复。他的新上任上司俞兴与他有仇，到任以后托贾似道的名义会计边费迫害刘整，刘整上表理宗，请求从缓，贾似道从中阻挠不让理宗得知。刘整申怨无门，气急败坏，以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叛降蒙古。泸州是南宋要地，刘整是南宋骁将，他的叛降，使南宋损失重大。贾似道一意孤行，继续推行打算法，那些对他不敬的将领在抗蒙过程中支取的官物，都被说成是“脏私”，诬蔑他们侵盗官钱，暗示御史弹劾。结果名将向士壁罢官，最后被迫害致死。合州抗战的名将王坚被撤职，置之闲地，最后悒郁而终。老将赵葵也被说成侵盗官物，再度离任。南宋已经朝中无相，边防无将，似乎里里外外只有贾似道一人高举擎天巨手，护持着大宋江山。有人写诗讽刺贾似道：
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
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观。
误国之君
大权既交付贾似道，理宗于是安心享乐。
景定以来，年龄渐不饶人，但后宫侍寝的妃嫔却不见减少。宫内需要应酬，朝政便难得过问。但是，教育太子他却事必躬亲，而且家教极严。他规定： 太子鸡初鸣，向他问安; 再鸣，回宫;三鸣，前往商讨朝政的会议所参决政务; 退，入讲堂讲习经史; 将近天明，再次到御榻前问候起居，理宗询问今日所学经典，太子能圆满回答，则赐座赐茶; 否则就亲自剖析，再三不止。如果还搞不通，就会大发脾气，第二天要重讲。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望子成龙之心，贯穿终始，俨然英明皇帝。不过史书记载他本人行状是“经筵性命之讲 (指程朱理学)，徒资虚谈。” 自己是条假龙，却想育出真龙，怎能办得到呢?后来太子即位，比他这位严父走的更远，把贾似道倚做靠山，自己日夕和妃嫔厮混，有时一夕侍寝的妃嫔竟达三十多人。
理宗撒手朝政，大奸臣贾似道却在一步步把国家推向灭亡。
对蒙战争使得理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战争的失利，四川大部地区已经沦陷，政府三分之一的财政税收和军粮没有着落，尚在南宋手中的东川，军粮还要靠京湖一带供应。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在皇室、贵族、外戚、大官僚和统兵大员手中，这些人有权有势，素与赋税无缘。敛财新招，理宗也拿不出多少，只能沿用祖宗妙计，把“和籴法”推行得一浪高过一浪，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身受其害的地主富户叫苦连天。政府买粮无钱，打肿脸充胖子，大量印刷纸币解决危机。纸币滥发，物价翔贵，军队寅吃卯粮，理宗治下的南宋政府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当权的贾似道也被这种“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的状况困扰，萌生了设法聚敛钱财的念头，只是苦于无门。景定四年 (1263) 二月，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趁机献媚，劝贾似道实行“买公田之法。”贾似道大为高兴，立即指使御史台的官员上疏理宗，说： “边防将士，无食不饱，诸路推行和籴，无楮不行。两者都是难题，若要筹办军粮，提高楮价，只有实行限田。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超过限额的土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果买田一千万亩，每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充作军粮，绰绰有余。这样，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停造楮币，可以平抑物价，可以安定富户，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看着这些天花乱坠的说词和美妙的数字，心花怒放，当即下诏设立官田所，由刘良贵负责买田。许多大臣对此表示反对，理宗不予理睬，只是因为春耕正忙，下令秋后具体施行。此令一出，贾似道大为光火，皇帝竟然不顺从他的意志，他感到丢脸，愤然辞职，暗地里却又指使同党抗章相留，劝理宗下诏慰勉贾似道。奏章传到宫中，理宗感到不安。近几年来，由于患了足疾，他轻易不大走动，此时心中焦躁，冲动地踱起步来，急急派出使者前往贾宅督促贾丞相出门理事，明令他可以在浙西诸路立刻试行屯田，然后推广到其它诸路。
“公田法”最初规定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以后百亩之家也不能幸免。田价的规定也很粗暴，浙西的良田每亩可达一千贯，贾似道却不论好坏，每亩一律四十贯，田价都用纸币支付。到后来纸币也不给了，只折价发给一些可以出家为僧的度牒和官吏的空头委任状。当时纸币已贱如粪土，度牒和空头委任状更是分文不值，这样买田，实际上是强抢豪夺。个人的田地夺归官府，换来的却是不值一文的臭钱，于是“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比比皆是。理宗信用刘良贵督促买田，地方官执行稍微不力，便被弹劾，贬回家去，永不叙用。因此，官吏只好昧着良心以多买为功。在平江，知府甚至用肉刑逼迫富户卖田。当年六月，浙西就买公田三百多万亩，负责买田的刘良贵官升两级。
景定五年，贾似道奏请理宗设立专门机关管理公田。此后，各乡设立了“官庄”，委派富裕的地主担任庄官，每年直接向租种公田的佃客收租，输纳官仓，以充军饷。当初买田的时候，有些地主以次充优，凡是年收入六七斗的都说成一石。官府据此规定地租，强迫佃客补足，使他们深受其害。理宗实行公田法，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抢到官府手里，原先佃客交给地主的田租直接交到官府，大大损害了地主的利益，江浙大小地主对此怨入骨髓。许多大臣都向理宗指出买公田的错误，理宗痴迷不悟，自认为买公田解决了军饷供应，鼓励贾似道再接再励。这一来使得理宗的政府大失人心，南宋的统治根基因此动摇了。
罢和籴，买公田，解决军饷供应，实际也是解决钱贱物贵的老大难问题。由于财政不足，理宗和他的祖先们一样，不断发行纸币，搜罗钱财。理宗即位初期，纸币发行三亿多贯，到淳祐六年(1246)，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贾似道当权，变本加厉，景定四年 (1263) 每天印十五万贯，令人咋舌。买公田没有停造纸币，反而越来越多了。纸币大量发行，没有铜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飞涨。贾似道认为物贵由于楮贱，楮贱由于楮多。于是另造金银关子，仍然以票代银，每张票面上，有各种印章组成的“贾”字图样。印行关子，只是改头换面，毫无实益，物价更贵，楮价更贱。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使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整个经济走向崩溃。大臣高斯得对此忧心忡忡，他赋诗说：
“苍天苍天此何人，遘此大疾谁能医?”
更可怕的是，楮轻物贵，直接威胁到了士兵的生活。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费用。边防士兵甚至吃不上饭，穿着破衣烂衫，非常可怜。“饥寒乏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士卒如此困苦，不加抚恤，谁还想为赵官家卖命呢?南宋的处境，正象人们评论的那样，是：“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这样的症状，即使汤武再世，也只能徒唤奈何，更无庸说昏聩老迈的理宗和贾似道了。
“公田法”已使官民百姓困扰不堪。景定五年九月，贾似道奏请实行“经界推排法”，大力敛财。理宗早已成为“诺诺皇上，”贾似道听请，无不允准。各地重新清丈土地，结果江南地区尺寸土地都有税，民力更加衰竭。有人作诗讽刺说：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江山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理宗君臣埋头丈量江山的时候，蒙古新汗忽必烈已经平定内乱。他把都城迁到燕京，秣马厉兵，准备挺进江南，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景定五年 (1264) 十月，理宗因嗜欲过度，得了重病，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官厚禄悬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名医。几天后，理宗的病情恶化，还是无人应召。当月，理宗就驾崩了。
理宗从1225年即位直到1264年去世，在位40年，先后八次改变年号。遗憾的是，只见改元，不见更化，一直到他魂归西天，朝政也不见有一丝更新的气象。在位期间，怠于政事，权柄下移，奸相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与相终始，朝政日非。兵连祸结，疆土日蹙，王朝岌岌可危。他死后十年多，国家就灭亡了。理宗虽不是亡国之君，但南宋王朝却因他而亡，称他“误国之君”是名符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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