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田澍
嘉靖及其以后诸朝在明代历史上是相对独立的单元，此期由明世宗朱厚熜开启。众所周知，因为武宗朱厚照的绝嗣和藩工朱厚熜以独特的身份继位，引发了“大礼议”，最终世宗击败主张继统又继嗣的杨廷和一派，取得了继统不继嗣的胜利，维护了自己固有的父子关系。在这一重大争论之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全力支持世宗且与杨廷和一派及武宗朝弊政毫无任何瓜葛的新科进士张璁崭露头角，成为“大礼议”中新生的政治明星，代表着全新的力量，开启了“嘉隆万改革”的新时代。
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近代以来谈论明代改革，学界只关注万历初年张居正的行政行为。不论对他的褒与贬，由于没有恰当的参照，认识难免偏颇。事实上，早在明代，沈德符就注意到了张居正与张璁两人的相同性，认为张居正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极推许永嘉(张璁为明代浙江永嘉县人)，盖其才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并说两人“皆绝世异才”匡。张璁和张居正的溢号皆为“文忠”，两人相同点较多，明人李维祯认为继张璁之后，“阁臣有江陵，与公姓同，溢文忠同，相少主同，锐意任事同，公得君诚专，为众所侧目，机阻不安，身后七十余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称忠，与江陵又同。”匡李维祯序清人梁章矩论道:“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又似胜江陵一筹。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突破近代以来的狭隘之见，将张璁与张居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以上评论对我们在皇权视域中认识张璁和张居正具有重要的启发。
张璁与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有为于各自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敢于担当，各自与当朝皇帝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明代改革史上起到了开创作用，具有更为独特的历史地位。现以皇权为视野对张璁和张居正做一比较研究，以期理性地认识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历史作用，更好地理解嘉隆万改革的趋势乃至明代历史的最终走向。
一、张璁和张居正与皇帝相知途径不一
作为明代阁臣特别是首辅，与皇帝的关系是否融洽，是判断其是否有所作为的首要条件。张璁和张居正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名相”或“权相”，皆与当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密不可分。
尽管年长张居正五十岁的张璁初涉官场，没有依靠，没有圈子，但在“大礼议”中不惧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围堵、谩骂和暗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挺身而出，支持势单力薄的世宗，显示出士人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当时，一些对杨廷和主张有微词的大臣如杨一清等人只在私下反对或抵触，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张璁敢为人先，没有过多的心里负担，没有自保的顾虑，不怕杨廷和集团的打击报复，能够公开向杨廷和的观点挑战。按照一般人的处境和心思，经过八次会试磨练而在47岁中第的张璁此时应该踯躅观望，不要招惹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否则，轻则丢掉见习的职位，被赶回老家，瞬间葬送大半生艰辛考取的功名;重则白白送死，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刀下之鬼。正如张璁所言:自己当时“初为进士，未尝受皇帝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尝识臣为何如人，臣只因见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大下之怒，幸赖圣明在上裁决，不然臣万死无益也。”尽管当时的政情极为特殊，形势不明，但大多数人明白杨廷和暂时占据主动，人多势众，为此不敢站出来与其论战。而从湖北前来继位的朱厚熜年仅14岁，既是一个未见世而和未经风雨的乡下少年，又是一个不懂权谋的新君;既没有后宫的支持，又没有心腹宦官的襄助;既没有东宫僚属，又没有顾命之臣。总之，处于孤立无助的少年大子世宗，到北京来继承皇位，犹如只身进入虎穴。虽然世宗年少，但懂得孝情，亦能读懂武宗遗诏的内容，故不怕杨廷和等前朝旧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职的臣子极少有人敢于突破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封锁来声援自己。就在新皇帝而对如此严
峻的情势之际，刚刚中第的观政进士张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世宗，就显得格外瞩目，使杨廷和及其追随者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世宗看到张璁的第一份奏疏即言:“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事实证明，世宗的这一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正是张璁的出现，才使世宗而对的礼仪问题和法律解释进入了正常的讨论轨道。尽管他们依仗绝对优势对暂处劣势的张璁展开了围攻，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大礼议”的彻底失败者。自
张璁出现之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应依靠的全新力量，重用张璁等人便是世宗的不二选择，无人能够阻挡。张瀚说道:张璁“成进士，任南部郎，以议献庙礼称上意。乃召入，不次耀用。六年之间，晋险宰辅。这是当时人事大变动的缩影。从当时权力更替的角度而言，“大礼议”其实就是武宗皇权向世宗转移的过程，世宗藉此迅速摆脱了杨廷和集团的束缚，顺利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移，使嘉靖政治很快进入世宗自主控制下的新时代。双方议礼观的冲突只是表象，其木质在于世宗从杨廷和等前朝旧势力手中收回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力。所以，彻底打败杨廷和集团是世宗担负的政治使命和而临的严峻考验，最后的成功充分说明他年纪尚轻但具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和超强的政治手段。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张璁才能迅速崛起和“骤相”。张璁表而上因议礼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但这绝不是他个人命运的简单改变，而是标志着新生力量的出现和时代的剧变。
“大礼议”绝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形式的论争那样混乱和不可把握，参与争论的双方人数的多少都不是判断“大礼议”走向的主要依据。张璁能够充分利用杨廷和的巨大失误而展示了自己的全而素质，并赢得了胜利。对杨廷和提出的世宗必须更换父母的主张是完全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这一讨论中绝不能把自我之见完全强加于皇帝，并将不同意见斥之为“邪说”。但是杨廷和一派以毫不妥协的誓死决心要天真般地击败皇帝，自不量力地要剥夺皇帝与其父母的固有关系。作为暂时占据主动地位的杨廷和集团需要的不是对世宗和张璁的强硬态度，而是要改变照搬照抄的态度和削足适履的做法，调整思路，放弃不近人情、违背武宗遗诏和无视事实的主张，找到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当然，他们根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为张璁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张璁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和封杀中无所畏惧，孤军奋战，真正表现出了士大夫所应有的骨气和不屈精神，成就了其“正大光明之业”。在明代阁臣中，张璁的表现是独特的，他与世宗的关系当然是牢固的。但即使这样，张璁深感“君臣相保”的艰难，清醒地认识到:“君臣相遇，自占为难，君臣相保，自占一尤难。相遇为难者，难以正也。不正则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为难者，难以诚也。不诚则为苟容，非相保之道也。对于自己与世宗的相知相遇，张璁极为珍惜，能够严守为臣的进退之道，以廉洁、守正、奉法、勤勉、爱民来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能留则留，该退则退，以确保君臣关系不受损伤。
相比于张璁，后来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则是老臣与幼主的关系。明穆宗临终前，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朱诩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大臣。穆宗去世之后，高拱很快被冯保赶走。高仪不久亦卒，张居正便为首辅，以唯一一位“顾命大臣”的身份来管教神宗，这是张居正严厉约束神宗权力的合法性之所在。从此便真正开始了万历初年由张居正独自一人主导的、全新的顾命之政。每当张居正遇到言论攻击而而临进退之时，他都要拿顾命大臣的独特身份为自己辩护，以确保自己职位的稳固。“顾命大臣”是张居正公开的、合法的护身符，包括神宗在内的任何人一时难以撼动。与张璁相比，张居正与神宗关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是有问题的。对此，张居正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万历四年(1576年)说道:“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神宗对张居正的依赖是被动的，是其父临终前的安排，而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神宗年幼时尚能与张居正较好相处，一旦成长到一定年龄且感受到皇权独享的必要时，张居正自然成为多余，矛盾必然凸显。当张居正以侵犯皇权的名义受到清算时，自然成为明代付出惨重代价的阁臣。万历十二年(1584年)，神宗根据三法司的调查和结论，发布了张居正的罪行，公开指责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工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权乱政，周上负恩，谋国不忠。”在朱元璋废相之后，将这样的罪名强加在明代大臣一人身上者极为罕见，足以看出摆脱“顾命大臣”管束之后的神宗对张居正的极端厌恶乃至仇恨。这与世宗一直竭力保护张璁的做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充分说明张居正并未得到神宗诚心的敬重。
二、皇权在两张文忠政治命运中的作用不同
张璁和张居正分别在嘉靖初年和万历初年与当朝皇帝结缘，但两人有明显的差别，即张璁是新朝的新臣，双方在“大礼议”中相知;张居正是新朝的旧臣，是前任皇帝的安排。一般而言，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在新朝不可能任职较长，新君一般都要尽快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新内阁。当然，正统前期老臣“内阁三杨”辅佐小皇帝英宗是个特例，张居正的情况与此相似。但随着“三杨”的老去，正统后期便出现了乱局，酿成了震惊大下且深刻影响政局走向的“土木之变”。张居正能否走出这一怪圈，是检验其为政能力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无法开创新的政治局而。但张璁与张居正完全不同，在张璁去世后，其身后的嘉靖政治没有出现突变，张璁也一直得到朝廷的高度肯定，其根木原因就在于他与世宗之间有着真诚的情谊。
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嘉靖初年所面对的人事关系史为复杂，向对的反对力量史为强大。世宗要清除杨廷和集团，要让自己倚信的张璁等新兴势力完全取代旧势力，需要过渡，甚至还需要激烈的斗争。在世宗与张璁等人取代杨廷和集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启用与杨廷和“大礼”观保持距离或私下认同张璁观点的一些老臣，如谢迁、杨一清、费宏等人，其中谢迁将近八十岁。这些老臣完全是过渡性人物，世宗不可能依靠他们组建自己真正的新内阁，更不可能依靠他们从事真正的革新。一些旧史家不明白这一道理，一味地渲染他们与张璁等新进者的矛盾。事实上，这些老臣与张璁等新进之臣间守旧与革新的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明史·费宏传》的作者论道:“承璁、(桂)兽操切之后，(费宏)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杨一清也与费宏一样，反对张璁等人“多所更建”的改革，主张四平八稳和安于现状，他明确指出与“咸好更张”的张璁等人冲突的原因是:“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核，臣独主宽平。”张璁等人
主张“纷更”，而杨一清则主张“安静”;张璁等人主张“刻核”，而杨一清则主张“宽平”，这就是嘉靖前期“刚明果敢，不避嫌怨”的张璁等人与所有安于现状的老臣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木原因。
朝中不断出现的反对张璁的阴谋和掀起的驭赶浪潮，对世宗也是莫大的考验。总体而言，世宗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张璁抱以信任并继续予以重用。但终因无法招架言路的攻击而不得不多次让张璁离开内阁。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十四年(1536年)的七年之间，张璁三次被世宗罢免，但不久又被召复，这在明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嘉靖前期出现“张璁最宠，罢相者屡矣”《方献人传》的特例，表明当时推进革新异常艰难。但对这一现象，不可简单地解读为君臣关系的恶化，更不能片而地认为是张璁因“失宠”而“尊严尽丧’。
针对朝臣的攻击，张璁除了一般性的辩解之外，便坦然地离职回家，轻装上道，来去正大光明不会像张居正那样采取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职位的稳定，更不会像张居正那样借口皇帝离不开自己而设法留任。正如张璁所言:“夫皇上所以数进臣者以礼，而臣所以获罪当退者亦以义。被命而去，闻命而来，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于大下后世者也。”张璁用这一行为向世人表明自己并非贪恋权势之辈，使各种贪图权位的流台一不攻自破，对自己，对世宗，对嘉靖政治，都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世宗每次起复张璁时都是加官进爵，给予重用。特别是通过张璁从容的来去，解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人格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情谊。世宗从张璁反复罢免和起复中“察其诚”，对张璁更加“重信”，“常以少师罗山而不名”，进一步密切了君臣关系，“眷顾之厚，始终不替”少二，彼此“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不与闻者。”世宗的旷世知遇之恩使张璁只有全力尽职担责方能报答。他对世宗说:“夫负荷之际，诚人所当自量，仰惟圣明在上，励精图治，百度贞明，臣儿庸莫能裨助万一，位重弗胜，日怀忧畏，诚不敢以自用也。”从中不难看出，张璁与世宗的关系不仅没有因其多次离阁而疏远，反而愈加密切。
世宗在张璁多次进退的反复考验中增加了对张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使张璁因生前的磨练而避免了身后的不幸。至少世宗不会像后来的神宗那样亲自下令清算自己曾经依赖和肯定的重臣。相对于张居正，张璁得罪的人更多，招致的怨恨也更多，想加害张璁者也大有人在。在嘉靖前期政治风浪中如何对待张璁的荣辱，如何确保张璁的人身安全，世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他的特殊贡献给予足够的尊重，并采取万全的手段使张璁免遭不测。这既是嘉靖政治之幸，也是张璁之幸。与张璁正好相反，张居正只进不退，过于看重自己的权位，难与张璁相提并论。正如梁章矩所言，张璁屡次罢复，“终遂首丘之愿，获全身后之名，其进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
与张璁相比，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而对的政治风险要小得多。在赶走高拱之后，张居正迅速而又全而地控制了朝政，借助于幼主、太后和太监三种特殊力量，张居正暂时真正实现了“宫府一体”的治理愿望，也真正成就了所谓明代“第一权相”的气势。事实上，张居正行政的阻力远远小于张璁，一些公开批评张居正的人被予以杖责、贬滴或除名，比嘉靖朝世宗处置反对张璁者要严厉。年幼的神宗被迫用这种高压手段保护着张居正。但是，就明代的政治特点而言，这种做法只能是暂时的，难以持续。如果处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之中，有无张居正都无关紧要，张居正可以像张璁那样坦然地离开内阁，又可以随时进入内阁。但由于神宗年幼，暂时依从张居正也在情理之中。关键的问题是神宗和张居正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可能得到朝臣的真心认同，对他“专擅”的攻击接踵而至，甚至有人把他比作曹操或贾似道。对于攻击者，神宗能够顺从张居正之意而予以打压。这与世宗巧妙保护张璁的做法正好相反。世宗之所以屡次让张璁离开内阁，一方而是减轻舆论压力，另一方而是保护张璁。而“顾命大臣”的身份，既束缚了神宗，又限制了张居正，使张居正只能留任，不能退出，没有回旋的任何余地。于是，积怨愈来愈多，在张居正死后终于爆发，不可收拾。正如夏燮所述:“初，台一路为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山二在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朝中重臣无人为张居正誓死抗辩，成为明朝乃至中国占代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
从皇权的视角来看，张居正悲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一方而他对张璁与世宗关系的演变以及张璁屡次罢复的行为反思不够深刻，始终认为“顾命大臣”的身份可以确保自己权位的安全;另一方而，张居正对自己幕后赶走高拱的行为是否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足够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更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弹，无力结束长期以来内阁“混斗”的局而。作为顾命首臣的高拱被神宗轻易革职，马扭除京城，使其成为明代历史上新君以最快速度和最阴险方式赶走的第一位首辅。这一闹剧充分暴露了神宗藐视老臣、羞辱老臣和不遵父命的阴险性格。而李太后、冯保和张居正教唆神宗赶走高拱，使神宗称帝后上了第一堂极为生动而影响深刻的权谋课，为整治比高拱“侵犯”皇权更为严重的张居正做了一次漂亮的预演。换言之，高拱“侵犯”皇权在前，张居正“侵犯”皇权在后，但张居正身居其中而浑然不觉，还沉浸在因顺利赶走高拱而产生的兴奋之中，根木没有想到神宗会用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所以说，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对皇权的不可靠性认识不清，暂时的、表而的君臣亲密关系和因此所拥有的权势不可能给张居正带来永久的安全，独享“顾命大臣”的身份也根木无法给张居正带来持续的荣光。正如张瀚所言:高拱“开隙华亭，罢归。复起柄国，乃欲恃权修怨于华亭。不知窥伺之江陵，已阴挤而力排之，祸且不测矣……盖权势所在，当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睹记，如分宜、贵溪至相倾危以死不悟。后来者复蹈覆辙，何迷之甚也。”
三、张璁与张居正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各异
在明代皇权运行中，尽管君臣之间有一些矛盾或认识上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影响君臣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彼此之间的基木信任。一旦双方因政见不合而发生对抗且不可调和，或内阁完败，或引发朝政混乱。“大礼议”中的杨廷和就是内阁完败的典型代表。在明代，阁臣可以在决策环节就某一具体问题暂时不同意皇帝的意见，需要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但不能以频频否定帝意为荣，这绝不是阁权有效行使的正当形式。特别是与皇帝意见不一致时，阁臣更应主动与皇帝沟通，相互交流，在彼此让步或说服皇帝后形成决定。如果处于弱势的阁臣咄咄逼人，试图压制皇帝，并以毫不妥协的不合作姿态张扬于外，那只能引发皇帝的怀疑和厌恶，皇帝会想方设法将其赶出内阁。相比于让世宗“常忽忽有所恨”的杨廷和，张璁和张居正在与皇帝的交往中就更加顺畅，沟通更有成效。与张璁相比，杨廷和的致命缺陷就是与世宗难以相处，无法沟通。他以“万世公议”自诩，公开向世宗叫板，以人多势众连连向世宗施压。为了解决这一势力对皇权的威胁，世宗施政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使其永无出头之日，难以东山再起。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璁是世宗切割旧势力所依靠的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嘉靖六年(1527年)，张璁刚入内阁，便向世宗进言，直指内阁弊端:“我太祖高皇帝惩前代压相专权，不复设立，而今之内阁，犹其职也。皇上责以调元赞化，可谓得任辅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为人也。今之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令，是部院乃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直公行，称为常例，薰篡不饰，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抚字心劳，指为拙政，善事上官，率与荐名，是郡县又为监司之府库矣。”进而提出对策，认为:“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内阁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尝借才于异代者也。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九卿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监司;监司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守令。守令，亲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妇莫不被其泽矣。自内阁设置以来，张璁第一次向皇帝明确要求授予内阁选用九卿的权力，这是朱元璋废相和朱棣设置内阁以来阁臣首次直接提出赋予内阁如此重要的用人权。对于张璁的“恳诚”之见，世宗给予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对他说:“风励百僚，咸稗感化，以成嘉靖之治，与其他阁臣相比，张璁与世宗之间具有更畅通的交流渠道，既有密疏言事的保障，又有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关切，使张璁拥有了协助世宗革新的、可靠的皇权资源。在世宗的支持下，张璁便开始了强化阁权的改革，使阁权开启了真正的扩张趋势，从此进入“鼎盛期”。在张璁之后，这一扩张之势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停顿，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时代。正如史家所言:“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询阁臣指。
与张璁相较，张居正如何在张璁强化阁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阁权的改革，确保内阁权力运行的稳定和不断完善内阁权力的保障机制，是真正检验张居正为政能力特别是改革能力的关键性指标。学界一味描绘张居正个人的权力和放大“第一权相”的暂时作用，则是偏颇的。如在对待阁权的问题上，张居正始终保持低调，刻意掩饰，既不敢正视张璁以来的阁权扩张，更不敢进一步公开强化阁权。他在隆万之际就小心地说道:“窃照阁臣之职，专一视草代言，故其官谓之知制浩。若制词失体，以致轻裹工言，则阁臣为不职矣。”万历三年(1575年)，他仍沿袭此说，认为:“顾今阁臣之职，不但参与密勿，票拟章奏，且又办理制救文字，总裁纂修事务，改定经书讲章，日侍内殿进字，其责至重，其事至繁。”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他还在说:“照得阁臣列在禁近，以备顾问，代工言，其职务最为繁重。”从这些平淡而又老调的言辞中根木看不出“第一权相”张居正的实际权力，也根木无法理解批评者所谓“追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遗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的实情。张居正不敢像张璁那样直截了当地表明内阁选择九卿甚至领导九卿的权力，而是拿一百多年来的翰林身份为内阁定位，为自己辩护，不敢表露自己的权力真相，避免反对者抓住把柄来反击自己。这种自我掩饰只对张居正个人眼前的权位有利，而对进一步强化阁权却是极为有害的。由于张居正在阁权的问题上不像张璁那样态度明确，故攻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后张居正时代的阁臣特别是首辅没有足够的理由发起有效的反击。阁臣特别是首辅渴望继续拥有较大行政权的要求，既不会得到神宗的真心支持，也不会得到舆论的普遍响应，“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内阁在多方质疑中失去重心，走向没落便成为必然之势。
张璁为了确保阁权的有效扩张，防止反对者攻击自己图谋专权，不得不屡次离开内阁，以表明自己不会贪图权位。如此既消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的信赖，又堵塞了反对者的无端攻击，确保了阁权在嘉靖时期的有序扩张。而张居正以种种借口不愿也不敢离开内阁，更不敢公开宣称自己主导的内阁已事实上拥有人事权和行政决策权，故不仅没有打消神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神宗对他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真正从制度上推动阁权的持续加强，反而公开宣传违背张璁强化阁权的主张，授人以柄，为反对者提供了否定阁权的口实，葬送了几十年来阁权扩张的成效。
除了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还有太监冯保的襄助。与宦官的勾连，既是张居正暂时有所作为的主因之一，也是张居正厄运的根源之一。而张璁不仅与宦官隔绝，而且还在严厉惩治宦官，成功革除镇守中官，有效限制宦官权力，使嘉靖朝的宦官干政程度处于明代中后期的最低位。在嘉靖以来限制和整肃宦官权力的大背景下，张居正为了自己的权位，与宦官冯保打得火热，使宦官势力再次抬头，使其对政治的侵害进一步加重，这为神宗清算张居正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先处理冯保，后清算张居正，便成了神宗最佳的路径选择。
张璁所遇到的世宗在位45年，张居正所遇到的神宗在位48年。世宗利用自己长期执政确保了张璁对内阁权力扩张的改革成果，使内阁首辅权力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同时世宗也真心保
护着张璁，使他在生前死后能够免遭一些居心不良者的攻击和诬陷。而张居正恰恰相反，具有“小世宗”之称的神宗长期执政对死后的张居正来说是灾难性的。神宗对张居正生前的极度尊重和死后的无情鞭挞，使其判若两人。他的长期执政使清算张居正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因此彻底扭转了嘉隆万改革的走向，完全断送了嘉隆万改革的成果。
四、结语
就张璁和张居正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言，差别是明显的。张璁的时代是新旧力量交替中最具活力的时期。出于打击杨廷和势力以及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需要，世宗必须依靠张璁等新兴势力，也必须趁机进行改革。世宗和张璁与前朝势力和弊政都没有关联，各自也就没有顾虑和负担，故使张璁的时代具有极为难得的革新机遇和较大的改革空间。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得君最专”，真正得到了皇帝的倾心委任，也真正得到了皇帝的真心尊崇和爱护。他和世宗“君臣道合”，对政治的革新能够达成一致，故变革是君臣的共识，而不是张璁一人的自编自导和自言自语。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真正变革的条件，只是嘉靖和隆庆改革的余续和享受嘉隆改革成果的时期。尽管明代新皇帝即位后都要推行所谓的“新政”，但作为前朝遗留的辅政旧臣，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位而不被新君抛弃。张居正合法担任首辅的理由就是因为皇帝年幼而受先帝嘱托的“顾命大臣”。对神宗来说，张居正是父皇安排的老臣，只能被动接受，谈不上真心依靠，更谈不上真正的尊重。与张璁和世宗在反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相知相依相比，张居正在嘉隆万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摸爬滚打，极为圆滑、智谋和老练。对神宗来说，张居正何时离开和怎样离开万历政坛，他时有闪念。但由于母后的时时干预和冯保的上下其手，君臣双方碍于情面而无法一时分手。最后是张居正的突然去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真正结束了单一“顾命大臣”的时代。在神宗看来，张居正的死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故试图要在张居正之后“励精图治”，大展身手，“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要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万历时代。但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对张居正施政得失的理性分析，清算过于冒失，加之没有可依靠的干才和能臣，神宗要在全而反对张居正浪潮之中开创新局而是根木不可能的。
正是两人所依靠的皇权不同，故他们身后的历史走向也就大不一样。张璁身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政治活力未减，世宗的政治态度没有发生根木性变化，革新局而依旧，继任首辅皆能延续内阁的强势权力，支撑着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但在张居正身后，内阁首辅成了张居正专权的代名词，反对“专擅”的张居正其实就是反对内阁扩张的权力。在无视张居正之功而一味放大其过的反对声中，阁臣特别是首辅个个灰头土脸，相互推读，不敢继续扩大阁权，不愿做第二个张居正，使张璁开创的内阁强势化趋势快速发生逆转。反对者只是指责张居正的专权和阁权的扩张，而无人能够理性思考阁权真要弱化之后的体制变革和应对策略，以确保行政的良性转轨和平稳过渡。在后张居正时代，内阁改革迷失了方向，行政中枢疲软，使真正失去强势内阁支撑的神宗皇权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政局，“留中”现象日益严重，决策能力迅速下降，君臣怠政废事成为常态，万历政治很快走向歧途而不可收拾。
离开皇权的参照，就无法理解他们两人的命运、行为、事功及其影响。就张璁与世宗而言，世宗皇权的行使是主动的，是一种常态;就张居正与神宗而言，神宗皇权的行使是被动的，是一种变态。正因为如此，两张的命运各不相同，对明代政治正而影响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
来源：《新华文摘》2016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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