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出现的最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其存在的77年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与发展，还是促进区域合作，解决人道主义性的问题，都有它忙碌的身影。
曾几何时，在国际新闻中联合国秘书长的出现率很高，似乎国际上的大事小事都需要经过联合国的探讨，由秘书长来最终拍板。
不少人在年少时，甚至把这个职位和“球长”挂钩。
但是慢慢的，很多人总结出一个看似吊诡的事实:联合国秘书长似乎都来自中小国家，无论是强大的美国、俄罗斯，还是后来居上的中国，都没人竞选过这个职位。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些事实看似违背常理，其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清晰的逻辑。搞清楚联合国的运行机制，自然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用一句话来概括，联合国是后二战秩序的衍生物。在经过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后，每个国家都对战争产生了厌倦。
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成为了所有战胜国的诉求。
1945年10月24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协同二战的其他胜利国在旧金山正式成立了联合国。
在二战结束后的77年里，区域战争和摩擦一直从未间断，但是世界级的战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联合国的功劳，正是有了它的居中协调，很多区域矛盾才在扩大之前就被平息。
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差点搞乱整个中东局势。而它之所以没有波及别的国家，就是因为有联合国的调停控制。
而战争的结束也是因为伊拉克接受了安理会598号决议，选择停火。
对于一些无法调停的战争，联合国会派出维和部队去保护平民的生命。仅仅在1989-1993的4年里，它就实施了15次维和行动。
其中在纳米比亚、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等地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除了维护和平，联合国在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推进环境保护、妇女运动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仅仅在2019年一年，它就筹集了超过250亿美元的资金，为9360万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在成立后的77年里，联合国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51个成员国发展到如今一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伴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它需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国际纠纷也纷至沓来，机构的运营被这些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更加高效和健康的运转，在获得安理会成员国同意后，联合国决定增加秘书长这个职位。
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有9位联合国秘书长上任，他们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相信有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疑问，中国明明有着大量优秀的外交人才，为何从来没有竞选过秘书长这个职位呢？
其实只要了解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就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中国，美国也从没有人参与竞争过这个职位。
事实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存在感不强的小国，至少相对五常来说，国家实力有很大差距。
联合国秘书长来自中小国家其实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这个职位刚开始诞生的时候，五常国家就约定好不参与它的竞选。甚至区域大国的外交官，都不会成为这个职位的候选人。
会有这样的决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保证公平。因为一票否决权的存在，五常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已经拥有了极大的存在感。
如果把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解决日常事务的职位也交到他们手里，那中小国家的话语权就彻底丧失了。
虽然五常国家有着极其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能威慑中小国家。但是如果联合国的公平彻底失去。
中小国家参与组织事务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对于联合国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因此在提出设置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的时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就心照不宣地做了约定，和这个职位彻底说再见。
当然，这是明面上的原因，五常国家之所以不参加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可能去获得这个职位。既然如此，不如大方点直接放弃。
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很多人的疑问里，五常在联合国中都拥有强大的权力，这就决定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在所有成员国的投票中获得超过2/3的人同意才能当选。
然而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也不可能获得超过这个比例的支持。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对抗激烈，自然不会允许自己的对头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格局。
但是美国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而且即便在投票中获胜也没用，只要秘书长的人选不符合任何一个五常国家的心意，他们都可以使用一票否决的权利。
由此可见，即便没有一开始的约定，联合国秘书长也不可能从五常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甚至不能是和他们过分亲近的国家。所以，这个职位必然会落在相对中立的小国。
最近几十年诞生的联合国秘书长全部都来自于小国家，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开始就约定好的，但真相其实并非如此。
在联合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小国家的利益是被一些强国忽视的，他们的诉求少有人关心。
这个时候，能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基本都来自于有一定实力的国家。
比如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其实是挪威人，而他的下一任来自瑞典，第四任秘书长则是奥地利的著名外交官。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职位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把控。
然而在联合国这个机构里，发展中国家才是大多数。正常来说，秘书长这个职位应该从这些国家的外交官中选择才更适合。
放任这个局面一直持续下去，对联合国的公平公正将会是不小的打击。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当时五常之一的中国挺身而出，代表发展中国家投出了关键性的反对票。
而被中国反对的秘书长候选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在此之前，这位奥地利外交部长已经担任了10年联合国秘书长。
他在任期内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很多人看来，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继续连任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他的强大声望足以战胜任何一个对手。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连续投出了16张反对票，最终阻止了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连任。
我国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官是充满钦佩的，之所以表示反对，完全是出于公心。
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已经被发达国家占据太久，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发声的渠道。
因此，我国提名了来自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希望加强非洲在联合国的存在感。
很多国家对此也表示欢迎，唯独美国不太认同，在萨利姆参选的时候它选择投出多张反对票。
就这样，两位候选人都被一票否决，秘书长的选举陷入了停滞。
无奈之下，这两人选择了联合退出，安理会提名了一位新的候选人，他就是来自于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对于这个人选，中国和美国都表示支持，因此哈维尔顺利当选，为之后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开了个好头。
至此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登上了这个位置。
由此可见，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能够落在中小国家的头上，是颇为不易的，是无数人努力争取的结果。
在联合国的事务中，秘书长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过他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五常在设立这个职位的时候，就已经对它的权力做出了一定限制。
首先联合国秘书长在遴选机制上就有着很大的限制，所有的候选人必须在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获得超过9票的支持，而且必须获得五常所有国家的认可。
这意味着，联合国秘书长的诞生最终决定权都握在五常国家的手中，但凡其中一个表示反对就只能重新提名新的人选。
而且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大。
在《联合国宪章》中对秘书长的职能有一个清晰的描述：“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
联合国秘书长其实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任何重大事件最终还是由安理会决议。
因此这个职位和它字面的描述一样，是一个类似“秘书”的工作，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长官”。
而且即便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建议，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安理会的通过，它是否能执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很多地区矛盾背后往往会涉及到五常国家，安理会并不能直接命令后者。
比如在2003年的时候，安理会做出决议：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伊拉克问题，这个决议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但是美国最终选择了绕开安理会，一意孤行地发动了战争。
并不是所有的联合国秘书长都能发挥作用，赢得各国认可，还要看他们的个人能力以及背后的国家支持。
比如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秘书长安南就具备极强的斡旋能力和个人魅力，所以在这个职位上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比如1998年伊拉克核危机爆发后，联合国的多次调停均告失败。
最终是安南亲自到巴格达和阿萨姆会面，在一番长谈之后，成功劝说萨达姆接受了安理会决议。
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联合国化解了伊拉克核危机，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他的继任者潘基文在叙利亚危机中并没有亮眼表现，只能坐视问题扩大，最后不得不请安南出山来解决问题。
可以这么说，五常国家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是必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联合国的公平与公正，才能让更多中小国家的声音被世界听到，让大国了解他们的诉求。
虽然我国的外交人员从来没有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但始终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有了中国的支持与帮助，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赢得光明的未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