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其父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民乱、新疆阿古柏之乱等战事。后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当时军队供给是极微薄的，冯玉祥的父亲在淮军中（后改为练军）仅仅是个低级军官，家里的孩子又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
冯玉祥入保定练军当兵时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但是，冯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有限，因而他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而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由于当时的练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20镇的营管带。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潜伏在第20镇（驻扎滦州）的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当时他们也暗中搞了一个名为“武学研究会”的准革命小团体，其中的骨干便有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事实上，就连镇统制张绍曾也是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发了后来的“滦州兵谏”，并迫使清廷公布了“十九信条”。
可惜的是，由于张绍曾举棋不定，自请辞职，20镇后来只好由王金铭、施从云等低级军官组织发难，而此时清廷已有准备并派出通州镇守使王怀庆前来镇压，滦州起义最终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14名革命党被杀，而冯玉祥等参与者被解除军职并押送回籍。
无巧不成书的是，军法处的人押送冯玉祥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曾经的老上级陆建章。原来，袁世凯复出后，他对之前编练的北洋军已无绝对掌控之能力，因而急于要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军，这就是之后的五路备补军。当时陆建章被袁世凯从广东潮州镇守使调回来担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他对当年冯玉祥带兵的印象不错，而他这里又急缺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当即决定让冯玉祥留下来帮忙。
由此，冯玉祥便留在陆建章的左路备补军中担任营长，随后又升为团长。在民国初年“剿白狼”中，冯玉祥被提升为旅长，并随陆建章入陕。袁世凯称帝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开进四川与护国军作战，但未及半年，袁世凯便因病去世。
而在这时，忠于袁世凯的陕西督军陆建章也被皖系军阀陈树藩驱逐，冯玉祥失去了靠山，第十六混成旅也险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后来张勋闹复辟，第十六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场，这才被复任总理的段祺瑞给保留了下来。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段祺瑞的皖系，也不是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因而经常受排挤，有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好在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不容小视。
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后，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位置上，两人矛盾由此激发。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而张作霖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他当即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共组反吴联盟。
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第二次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鹿钟麟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作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得多，出得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早已结成反吴同盟的孙岳所部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令部下耿仁贵营长打开城门，拂晓以前，即将与冯相约所做的内镶白月标志之黑旗，转送给城内部队，开城时即互相以此为识。由此，鹿钟麟部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
政变后，冯玉祥与孙岳的代表到总统府请曹锟退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锟最后不得不认栽，而吴佩孚在前线的军队也由此大溃，其所代表的直系军阀势力一败涂地并最终一蹶不振。曹锟政权结束后，冯玉祥把另一位革命党、蒋介石的把兄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不过，这个临时内阁是过渡性的，除了将清逊帝溥仪赶出皇宫外，基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便被段祺瑞组织的执政府取代了。当时的北方政局，不是冯玉祥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合谋打垮吴佩孚的奉军也已同时南下，张作霖说的话更有分量。按冯玉祥的本意，是希望孙中山来出任元首，但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四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出来并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鉴于总统与总理经常打架闹矛盾，这次干脆不设了）。
在“北京政变”后，北方各省的军阀势力重新洗牌，原直系、皖系的地盘渐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奉系所瓜分，双方旗鼓相当，各得四五省的地盘，冯玉祥也由此取代吴佩孚的地位，成为当时政局中一等一的角色。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随即爆发，冯玉祥还暗中支持张作霖的部属郭松龄反奉，这更是激化了国民军与奉系的冲突。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华北争地盘，张作霖为了确保对国民军的胜利，于是决定化敌为友，联合在湖北收拾余部的吴佩孚对国民军南北夹击。
冯玉祥在得知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后，便派人去游说吴佩孚：“我之前曾开罪于公，现在后悔莫及，我决定即刻下野，国民军全听您的指挥。直系的大敌本是奉军，如果我们能及时地携手团结，敌忾同仇，则胜算可操，届时全国都唯公命是听，岂不更好！”
吴佩孚自然不会再相信冯玉祥，仍旧与张作霖联手对付国民军，并最终在南口大败之。可惜的是，这已经是北伐战争的前夕，随着北伐军的北上，吴佩孚的势力也随着土崩瓦解，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原谅过冯玉祥。
据说，名相士彭涵锋曾给冯玉祥相过面，他后来对人说，冯玉祥这个人是“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作为基层士兵出身的冯玉祥，既没有雄厚的背景和靠山，也没有北洋系这样的渊源及组织，就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杂牌队伍能发展成二三十万人的国民军，这在残酷的军阀时期已经是奇迹了。毕竟，在混战不止的军阀年代，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道义”二字，不复问亦不可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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