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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荔:大唐长安城的108坊

盛唐时期,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常住人口185万,流动人口51万,面积高达87平方公里。当时的长安,不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中心。外国来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等总数超出3万,长安接待过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小只有唐长安城的七分之一,就连西方历史上知名的古罗马城,也只有唐长安城的五分之一大小。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唐长安城都是比较罕见的大都市,用“世界第一城”来形容这座大城,是不为过的。

要将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唐代的统治者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以大化小,将长安城(从前的大兴城)建成棋盘样式。庞大的城市,被分为108个方格状的坊。坊如同一个个独立的小城由土墙围起,围墙四面有坊门,通常日出时开启,日落时关门。从城市整体规划看,唐长安城由三座宫(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108坊、25条大街(南北14条、东西11条)和东西两市组成。

这座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由内到外分为三个部分:宫城、皇城、外城(郭城、罗城)。其中,外城大致呈“凹”形,主要以“坊”为单位组成,里坊街区以朱雀街为中轴,呈对称布局。坊,先秦开始称“里”“闾”“闾里”,是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区组织的基本单位,南北朝开始出现“坊”的称呼,隋朝开始正式改称“坊”,唐代里、坊称呼互相使用。长安城以坊为基本单位的格局称为“里坊制”。唐长安城是一座以严格的里坊制运营着的城市。

长安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从选址建设到最终的完工,隋唐长安城,经历了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跨越70多年的接力,这座壮丽的国都,方始建成。

唐长安城为什么是108坊

长安城的前身是隋大兴城。公元582年隋朝建立,距汉长安故城已历时近八百年,破败凌乱加之水源污染,隋文帝杨坚决定在其东南侧以周易乾卦理论为指导创建新都——隋大兴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仍以大兴城为都,并改回长安之名。在隋大兴城平面图上,中轴线以西有55坊,以东有54坊,共109坊。唐朝前期,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唐玄宗上台后,将自己原来居住的兴庆坊(隋称隆庆坊),改建为兴庆宫。于是,在宫城之外出现了这么一处宫殿区。少了这么一坊后,长安城东北区域格局有了调整:隋代原翊善、永昌2坊,扩展为4坊——翊善、永昌、光宅、永昌,这么一来,总量又比原来多出1坊——唐长安城的坊数变成了110。但曲江池以北,长安城东南角的这一坊,在各种长安城平面图中,有的予以呈现,标注“佚名”或不标注,有的干脆不予呈现,统一划入曲江池区域,其原因极可能是这里居民稀疏,甚至无人常住。长安城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所以上水口在东南,下水口在西北。出于风水考量或景观设计,长安城东南角被修造成了曲江池园林。这一带水系纵横,常有池水漫灌或地下水渗漏,应该不宜居住,毕竟古代民居都是土木结构。从这些里坊的分合调整可见,长安城从109、110到108坊,都在正常误差范围。

宋代《太平寰宇记》中还有一种长安城120坊的提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是在人口统计中,宫城、皇城区也以坊为单位进行划分。120坊说法,应该是统计了皇城、宫城区域。但是,一般说的长安城坊数,并不包括这些区域。现实中长安城的实际坊数(按规划编制数)为109、110个,但为什么108坊说法最为普遍呢?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108是一个很被人们喜闻乐见的数字。史学家们对于它的用意和代表的意思至今众说纷纭。北京的天坛的最下层栏板有108。祈年殿每层有石栏108根。道教认为108是天罡地煞数的总和。佛教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称为百八烦恼。念佛时用的佛珠通常是108颗,表示断除一百零八种烦恼。古代钟楼、寺庙的钟声,常常要敲108下。明代人朗瑛在《七修类稿》中这样解释:“扣一百零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正得此数。”传统历法中有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其相加为108。《易经》中把“九”列到第一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108是“9”的倍数。36取象于《周易》,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72是《周易》根据立数原则“三天两地”而衍生一天九、地八乃最大的天地数,72为两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意义。108为三十六和七十二之和,代表着“至高”“大吉”“完美”。总而言之,中国文化中认为108代表圆满,长安城的108坊其实是一种寓意吉祥的泛指。

唐长安城108坊的功能划分

长安城虽有108坊,但发展得并不平衡。东边属于官员区,居住者多为权贵。西边属于商人区,居住者多为富商。城东北地区,因靠近皇宫大内,所以官僚宅第密集。城东北的入苑坊和胜业坊更是王府云集,入苑坊有玄宗的十六位王子居住,号称十六王宅;而胜业坊有薛王业宅,宁王宪山池院等;公主第宅集中在崇仁坊,如太宗女东阳公主宅,中宗女长宁公主宅等;而安仁坊则多云集的是亲王外家,如薛王业舅父王昕宅,宁王宪外祖父刘延景宅等;翊善坊和来庭坊“多为阉人居之”,如高力士等。而城西则因有西市,加之西市的贸易又极为繁盛,所以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都在西市附近的里坊居住,所以有人戏称是“富人云集之地”,由此形成了“东贵西富”的局面。还有一个南北分布不均衡的现象,由于皇宫位于城北,所以王公贵族也大致住在宫城皇城周边的坊,南部的坊则多为百姓居住的地方。北部人口密集,而兴善寺以南的城南四列里坊,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都人口稀疏,居住者寥寥。

东市和西市,这两个市都是长安城内贸易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市场,面积很大,约占两个坊的面积。东西二市在划分之时,人们经常提到购买货物以“买东”或“买西”来指代,但随着时间推移,不论是名门望族或是平民百姓,都因为需要购买不同的事物而往来于东西二市之中,因此购买货物便统一说成“买东西”了。东市据载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聚集”。东市名流气息重,因靠近三大内,周围又尽居住着皇亲贵胄,买卖以奢侈品为主,交易对象多为权贵人家,出入者皆为社会上流人士,要买上档次的商品就要到东市。如果说东市属于尊贵模式,那么西市就属于亲民模式。西市烟火气息重,主要面对平民老百姓和外国商人,商品较为丰富,走大众化、平民化路线,固定商铺有4万多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又被称为“金市”。

西市因为有大量外商入驻,还有不少胡姬。李白的诗《少年行》中有对西市的描写:“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首诗描写的是长安少年的豪侠情怀,代表了唐代全盛时期的气概。西市是长安富豪公子、少年游侠纵情游乐的场所,他们在春风激荡中骑着银鞍白马,春风得意,雄姿英发,当他们笑入胡姬酒肆,充满异国风韵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往夜光杯里倒着葡萄酒,再来上一曲奔放的“胡腾舞”“胡旋舞”或“柘枝舞”,以她们与“平康二曲”歌伎不同的风情,令长安少年与文人墨客神魂颠倒、流连忘返。杜甫《饮中八仙歌》形容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的“长安市上”应该就是长安西市,即《少年行》中的“金市”。

城东位于皇城与东市间的平康坊,是长安最知名的坊之一。此处是唐朝举人和进京人员的集散地,也是著名的青楼聚集地。东邻两市之一的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道相邻,南邻高官显贵居住的宣阳坊,利用这样天然的地理优势,达官显贵,风流才子,京都侠少,都萃集于此,这个坊也被戏称为“风流薮泽”。因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于是附近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当时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叫做“进奏院”,崇仁坊内有进奏院25个,而平康坊内有15个。由于平康坊处于长安城北的黄金地带,所以这个坊内居住的主要还是高官显贵,比如申国公李穆宅、兰陵公主宅、太平公主宅等都设在该坊内。青楼聚集之地只有“北门之东”这一个区,又被称为“三曲之地”,即平康里入北门,向东的三曲,为大唐伎女所居之地。从北到南分别为北曲、中曲、南曲。其中北曲是较为低下的女子所居,中曲和南曲居住的都是较为高雅的青楼女子。当时的名伎杨妙儿、王团儿、王苏苏等就住在南曲之中。平康伎女们隶籍教坊,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歌舞、诗词、乐器等训练,供奉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喜好吟诗弄文的皇室官僚贵族士大夫,经常要应召供奉和侍宴,因此,对于唐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准精英阶层来说,平康坊是一处极佳的社交聚集地。贺知章、李白、白居易、岑参、高适、王昌龄……那些诗酒风流的大唐诗人们都曾频繁出入于此,平康坊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许多传奇故事。

在平康坊的传奇故事中,白居易就创造出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琵琶行》。“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原本就住在平康坊,而白居易入京后也在此居住,多年之后,远在天涯,他听到了来自京都的伤心琵琶,泪洒青衫的江州司马,为琵琶女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传奇《李娃传》,描写的就是一位进京赴考的举子,与平康坊名伎李娃演绎出的旷世艳情。而《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新科进士尚未得官,属于留京待选,寓居在伎女霍小玉家中,其所居地点,亦在平康坊。

长安城不同里坊各有其特色。比如,颁政坊内寺观云集,寺观是当时科举考生学习的清净之地,常有不少士人、学子来这里读书、讨论学术;通化坊内有朝廷最大的驿站——都亭驿,驿站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兼管接送官员,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安仁坊内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寺院荐福寺所在地,荐福寺已毁于唐末战乱,现在仅存小雁塔;靖善坊内有大兴善寺,“开元三大士”善元畏、金刚智、不空到此寺传授密宗,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义宁坊内建有唐朝景教第一所教堂,叫大秦景寺,当时人们称为波斯寺;靖恭坊有一块长安城最大的马球场,长安贵族皆爱来此地打马球;延寿坊内有金银珠玉店,宣阳坊内有丝织品店;崇仁坊内是修造乐器者的集中之地;丰邑坊内有丧葬铺等;道政坊的虾蟆酒名动长安,成为爱酒者的必去之处……长安各坊各有特色,共同组成了盛世长安的宏大景象。

坊市制度的优缺点和历史影响

坊是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坊市制度主要表现为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并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有利于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的配套措施。

直到宋代才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宋代之所以突破了坊市制度,首先,在唐朝衰落、宋朝政权建立的这段期间,即五代十国这段大分裂时期,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不安,在整个过程当中,城市百姓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早已突破了坊市制度,到了宋初想要重新恢复坊市制,已然很难实行了。其次,赵宋肇始,百废待兴,国家的运转需要大量的金钱,而金钱的主要来源便是皇城脚下的百姓。如果百姓不能处于安居乐业的状态当中,那国家也不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宋代的统治者终于让坊市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西周到隋唐,坊市制度续存长达千年之久,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坊市制度最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春秋战国之时,就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坊市制度。在各个诸侯王长期的斗争过程当中,最后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作为最终的节点。在秦汉两代之时,坊市制度继续向前发展,城市规划成为朝廷考虑的重中之重,开始有了固有的居民区的划分。历史不断推移之下,在魏晋南北朝之时,坊市制度就逐渐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随后,隋文帝时期大兴城的营造,将长安带向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顶端。随后虽然又经历了长期动乱,但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政权之后,却仍旧延续了隋大兴城的城市规划制度。唐朝都城长安,拥有着大规模的整齐划一布局,而且在长安生活的百姓需要严格遵守坊市制度的各项规矩。唐朝坊市制度的最大特征,便是在诸多细节上都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这也是与其他几个朝代相比所做出的最大进步之一。在唐代城市管理中,坊市制度深入渗入到了商品生产以及流通的每一个过程,比如除了严格规定集市交易时间,还规定了集市上每一种物品的价格,换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与商家比拼的只有商品的质量。坊市制度为唐朝的百姓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不便,但在统一的市场管理中亦可以得到有力的监督与保障。坊市制度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达千年之久,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坊市制度的实质是将百姓以及市场相互分离,形成一种互不干扰的局面。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坊市制度方便了统治者管理百姓,但也为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坊市制度有利于国家主义的大一统管理,但不利于民间力量的勃兴,不利于城市商业的发展。不过,这种制度设计,应该是唐朝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在唐朝存在的289年当中,唐朝的统治者一直在大力推行农业的发展,抑制商业的发展。唐朝出现的两次盛世繁华的基点全部是高度发达的农业产物,并非是商业文明带来的繁华景象。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唐朝的治国理念,一个国家的治国理念与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坊市制基本上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对于唐前期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唐代前期,长安城中主要居住者是封建官僚、军队及其家属以及一些服务人员。在均田制的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下,这些人所需的农副产品大都通过俸禄直接获得,而不用经过商品交换。

坊市制度的历史性嬗变,开始于唐代后期。曾经,唐代政府严格规定了“市”的交易时间,据《唐六典》卷二十:“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但到了唐代后期,坊市制度被打破了,政府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当时在长安城中,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集市贸易都相当发达。随着民间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品贸易的市场不断扩大,单靠白天进行商品交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夜市悄然出现了,传统的坊市制度逐渐松动。唐朝诗人王建的诗作《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虽然写的是扬州的夜市,但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长安城夜市的喧闹风貌。当时夜市多在如扬州、广州、汴州、杭州等南方的繁华都市集中,长安城夜间营业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到了宋朝初期,坊市制度最终崩溃,在长期的动荡状态之下,百姓们为了自己的生活,突破了长期固守的坊市制度,推翻了围墙,在自家门口建立起了相应的摊位。宋朝的统治者所下发的一系列开明性政策,促进了百姓投身于商业的积极性,千千万万的商人解除了最大的政策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水陆交通的便捷,也为商业贸易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城市商业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坊市制度终成了一段历史。

宵禁制度下坊内真实情况

唐代长安城的里坊,每个坊都是封闭式的建筑。每个里坊的四周,都环筑有坊墙,从而使长安城在外观上宛如大城之中又套了很多小城。坊门上都装有门扉,由专职门吏掌管,负责按时开关。宵禁制度为什么能够实行?一方面古代没有电力,到了夜晚人们只能用价格高昂的蜡烛照明,而不太富裕的普通人家则只能选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绝大多数长安城居民长期遵循“明而动,晦而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朝廷将宵禁政策写进国家法律,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管理,长安作为国家都城,是国家政治中心,安全问题格外重要,宵禁制度的实行,当然是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长安城各街道设置街鼓,目的是夜禁与晨昏报时。每天傍晚“暮鼓”响起后,宵禁便正式开始,不仅要关闭坊市大门,还规定坊间居民没有出入证禁止外出,违者杖二十笞棒。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诸街鼓顺序敲动,坊门开启,坊内居民始可出行。唐代里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门吏负责坊门的启闭。巡使和街使彻夜巡逻,对犯夜之人处以严重的惩罚。这种强制性的作息制度将长安居民的起居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内。街鼓直接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起居与出行,比如何时起床、出门、出城、入城以及入坊,成为唐朝生活节奏的节拍器。

在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下,难道唐朝人就没有夜生活了吗?

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唐朝的宵禁制度,重点严防的是在大街上走动,但坊内活动有一定自由空间。除了东市西市的大型商业CBD,每个坊内也有基础配套的食肆和商铺,不然曾经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运转?虽说坊内也有“片警”巡逻,但远没有坊外那么严格。唐长安的108坊,除了北部的太极宫、大明宫,城东的兴庆宫,一东一西的东西市外,都是模样相仿的居住里坊。但是这些里坊中,个别的也具备商业功能。例如类似于大唐百老汇的平康坊,这个坊内就没有宵禁。唐朝外省驻长安城的办事处,学名叫“进奏院”,平康坊内有15个进奏院,也就是现在的驻京办。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上述两坊“因是一街辐辕,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因此平康坊成为诸伎聚居坊曲。遥想当年,有多少文人雅士,朝中官宦,当暮色降临之时,便在平康坊中迎来了张灯结彩、歌舞升平、通宵达旦的精彩夜生活。各类歌舞表演、听曲观戏活动在此都有蓬勃生长的空间。因为坊内是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唐代读书人高中进士后的第一站,也必来此处,这里可以说既有商业夜市,又有文化夜市。

唐代孟郊在中进士之后,曾写下这样一首的七言绝句《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以为孟郊是骑马郊游长安城,其实他口中的“长安花”,极有可能指的是平康坊花魁。《北里志》就记载了一位叫裴思谦的士子状元及第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既不是拜会恩师,也不是会见同年,而是“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这时候的长安,正春风轻拂,春花盛开。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科进士在这里宴集同年。孟郊策马在车马拥挤、游人争观的长安道上,白天在春风殆荡中观赏百花烂漫,入夜之后,很有可能是夜诣平康坊,看尽坊内众花。由于经常接待举子、进士等预备官员,平康坊女性大多识文断墨、谈吐得体、风度宛然,吹拉弹唱,吟诗作对样样精通,因而深得读书人的喜爱。所谓“一日看尽长安花”,要知道在宵禁制度下,唐人是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但平康坊的不夜灯火,可以满足这样的绮梦。唐时的长安是梦幻般的城市,歌舞升平的平康坊更是梦中的盛典,连诗人们也曾将“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人生最快意的咏唱。

不过,这仅限于坊内,出了坊还是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如果有“犯夜者,笞二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李娃传》中曾记载郑生与李娃同住平康坊,郑生财尽,李娃将他骗至宣阳坊李姨处,退房搬走,郑生回到平康坊见房锁人去,急忙欲返宣阳坊,但天色已晚,坊门将闭,不得不住店暂息一宿。虽然是小说家言,从中亦可见当时宵禁之严。如要在夜间出坊,只有婚、丧、病等能例外,但必须获得批准,婚事依风俗要早出晚归,可事先按规定持有县牒,而丧病为紧急情况,只需本坊牒文。直到唐玄宗时,才下诏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夜开坊市,以庆祝上元节。“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关于元宵节的诗句。为了让大家过好元宵节,唐朝暂时取消了城市的宵禁规定,坊门、市门昼夜开放,任人通行,称为“放夜”。因为元宵节,身在长安的人们拥有了昼夜相连的三天时间,可以在城中自由活动。这对于终年受制于宵禁制度的唐代长安人而言,当然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是他们在元宵节期间的真实心声。金吾弛禁、通宵达旦、官民共享、夜游玩乐,唐人将元宵节过成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的狂欢节,“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烂熳惟愁晓,周游不问家”……唐都长安的元宵节是高唱自由之歌的盛大仪式,不仅为当代的我们所向往,也是大唐人自己的梦想与渴望。

到了唐代中后期,一直严格执行的宵禁制度逐渐松懈。宵禁的放宽,夜市的繁荣,不仅是城市功能的调整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更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起。那些原先只在特定区域服务于上层官僚、士人的娱乐活动,开始向普通民众下行,以适应民众娱乐消遣的需要。宵禁制度的解除所促成的市民娱乐需求,是唐宋之际文化转变的深刻背景,特别是其中说话、俗讲、曲子词以及早期戏曲等到有娱乐性质的文学形态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的变更。

古都风韵还依然可见

安史之乱后,长安城被叛军焚毁。周边的众多皇家园林、馆舍后来又被回鹘军洗劫一空,化作了废墟。唐皇从四川回归长安后,由于各地节度使的崛起,皇帝再也拿不出经费修理长安城。其规模缩小了五十分之一,长安城开始衰落。大量居民或在战乱中被杀,或者离开避难。就连皇家的上林苑、甘泉宫也都化作了废墟,破败不堪,渐渐恢复成自然面貌。自宋而元而明而清,长安城早已在斗转星移间旧貌渐失。今天的考古发掘重现了当年长安城的繁华和巨大,这座历劫沧桑的千年古城,一砖一瓦,城墙塔楼,亭角桥堍,古都风韵还依然可见。历史的厚重感依然存留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熠熠生辉。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长安的春天,不只是霸陵飘拂的柳丝,不只是青阳门里胡姬酒家,不只是曲江岸边杂花生树,不只是芙蓉园里的歌吹,长安的春天,还在那饱满着青春气象的大唐诗歌里……在21世纪的长安春天里,当一朵飞花,偶尔落在你的肩头,你知道,这不再是那朵大唐的春花,不再是飘过108坊的飞花,也不再是李白杜甫时代的春城之花,但这朵盈盈的花,曾经在若干诗篇之间来来往往,又恰好在被风吹起时拂过你的发端,这大约是长安过去的幻影飘浮向四面八方……

原刊于《延河》杂志“我的家乡在陕西”主题特刊《精神地图》栏目

图片来源:网络

设计制作@胡湫

 作家简介 

黎荔,北大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人文学院高培中心主任。著有《陕西文化产业实战研究》《视觉素养导论》《艺术导论》《读图范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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