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再体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它们都以宗教为经，以道德和法律为纬，在神性与世俗、立体与平面的二元结构上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分裂的内在世界、复调的小说结构都来源于此。宗教、道德、法律作为“三大裁判”，它们的相互交织与冲突构成了陀氏作品中风暴的核心。 ——1、文学家导读系列（1）丨黑塞“教育小说”的精神探索；2、解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丨文学家导读系列（2）；3、欧·亨利创作思想探微丨文学家导读系列（3）；4、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双重人格主人公丨文学家导读系列（4）；5、托尔斯泰日记对家庭的严重影响丨文学家导读系列（5）；6、他的作品中弥漫着人类最原始的孤独感，能在人心最阴暗最隐秘的地方引起共鸣丨文学家导读系列（6）
涉猎西方文学时日已久，一直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圭璧。最初阅读其《罪与罚》，读到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在索尼娅面前喊道，“我不是向您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读到他背负着索尼娅的十字架、跪在广场中央泪如泉涌，亲吻着脚下的大地，我内心战栗，觉得灵魂被一股强力拉出来与书中苦痛而又伟大的灵魂照面。后来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灵魂再次经受了暴风雨般的洗礼，“凡是您觉得自己内心里似乎是恶劣的东西，只要您一旦在自己身上觉察到了，也就等于已经洗干净了”，佐西马长老对来修道院忏悔的太太所讲的话让人看到明亮的神性与人心；“俄罗斯的法庭不仅仅只关心刑罚，而且致力于拯救失足的人。让别的国家去净讲求条文和刑罚吧，我们这里应该讲求精神和意义，关心失足者的得救和重生”，律师为米卡所做的辩护发人深思……这些种种，对信仰与苦难的虔诚，对道德的坚守与质疑，对法律的反抗与服从，汇聚在一起，使得陀氏的作品成为一个巨大、深邃的“光之洞”，各种光芒源源不断地从中发散出来。
陀氏作品为何如此震颤人心？缘于其有三重意义的“罪与罚”：法之罪与罚，道德之罪与罚，宗教之罪与罚。对这三重意义上的“罪与罚”的探讨，不仅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在陀氏其他作品中也如是。宗教、法律与道德，相互交织构成了陀氏作品中风暴的核心。
一、“三大裁判”之辨
宗教、法律、道德这“三大裁判”，其共同点在于解决的都是普世价值的问题，即人们如何形成一个共同价值、不同的人如何共存的问题。
陀氏信仰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支，东正教教义中关于“罪”的观念是内在体验式的，即“感到自己有罪”，因为人人有罪已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信仰者只是从内心深处去确认这个事实。由此，这种罪感体验就形成了一种“人人有罪，只有一个赦罪者――上帝”的共同观念；在这个共同观念的基础上，尽管罪感体验与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但有罪与赦罪把所有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天主/基督教所起的普世作用。
道德本身则是一种社会契约。由于人们无法亲眼目睹神圣上帝，而且所信仰的宗教不同，这就导致无法使用“有罪和无罪”把人联系在一起，而要借助“好和坏”。好和坏的标准不是上帝，而是日常习惯，遵循自然存在的习惯就是好的，即道德。这个“道德”是世俗中的道德，其根本就是遵循日常生活中所继承的东西。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进一步扩大，人们不仅没有了共同的神，连共同的风俗习惯也没有了；而且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文化、风俗上的冲突，更多涉及利益冲突，此时，宗教、道德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都失去了效用，就需要借助法律。法律体系规定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强制执行。
宗教（这里特指基督教）体系是立体的，天堂――人――地狱构成一个立体结构，宗教意义上的罪与罚存在于这个体系中；道德与法律则是平面的，它们在世俗的平面上铺展开来。但三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宗教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教义和信条会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道德观念和道德训诫，从而强加给整个社会体系；而道德也可以借助宗教而实现神圣化，从而达到使众人遵从的目的。法律以道德为前提，并也涉及到神圣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者也有相互冲突、形成悖论的情况。
总之，由于宗教、道德、法律这三者解决的都是普世价值的问题，人与人存在于对这三者的思辨、反叛或遵循中，才得以形成思想、灵魂上的对话，即陀氏的复调小说。
二、对陀氏作品的再体悟
陀氏的作品深受宗教浸染自不必说。在东正教中，“罪与罚”的观念是直接和基督在人间所受的苦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比天主教而言，东正教并不重视“原罪”，它强烈的“罪感”来源于人类自身神性的丧失和对基督在人间承受苦难的认同。东正教认为，没有历经苦难历练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同基督一样经受苦难才能将人身上的罪孽洗净，从而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因此，“罪”与“苦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受苦是赎罪的唯一途径。
而道德伦理，在俄罗斯民族中是与东正教义分不开的。善恶问题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社会关系，还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世俗中的美德是有限的、狭隘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才是最大的美德；而信仰又是与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忍受苦难、忍耐和驯顺便被认为是道德。
至于法律，在俄罗斯传统法中，宗教和教会法是审判依据和法律渊源，宗教法庭拥有广泛的司法权，法律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在俄罗斯法制史上，宗教尤其东正教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给法律注入各种精神，并成功地使法律制度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可见，俄罗斯民族的宗教、道德与法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陀氏作品中所展现的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核心。
《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老太婆，犯了世俗法律中的谋杀罪。但他却是为了“个人的实现”才这么做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在道德良心的折磨下，在索尼娅的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感召下，他“向人类的苦难下跪”，并且背负起了十字架、跪在广场中心完成了内心的忏悔，最终服从法律判决去了流放地。矛盾的是，出于理性和个人哲学，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世俗意义上的罪，他甚至对世俗法律做了质疑、挑战和反抗；同时他也并不认自己在神圣意义上的罪――不信仰基督。但当他在索尼娅的感召下做了内心的忏悔之后，他需要赎罪――去受苦；这是神圣意义上的赎罪，却通过遵循法律判决――去流放地来实现。神圣之“罪”通过世俗之“罚”来赎，对法律反叛却遵从法律判决，这些矛盾和对立极大地扩大了作品的张力。
妓女索尼娅身上则体现出道德与神圣信仰的冲突。索尼娅通过卖淫求生存，这是违反道德伦理的；但是她若不这样做，家里的所有人包括长辈与弟妹都无法生存，这于他们又是不道德的，道德本身在她身上形成一个悖论。但与此同时，索尼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仁爱、她的伟大的坚忍和驯顺使她获得了尊重和喜爱，她甚至拯救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从世俗层面上来说，索尼娅可能是不道德的；但从宗教层面上来说，她却具有最大的美德。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得索尼娅成了一个受苦受难的圣女形象，其苦难之动人、品质之高洁，让人难忘。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宗教、道德、法律这三重意义上的罪与罚相互交织、形成冲突和悖论，作品的力量才会如此巨大。
三、总结
陀氏的作品以宗教为经，以道德和法律为纬，在神性与世俗、立体与平面的二元结构上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分裂的内在世界、复调的小说结构恐怕都来源于此。如果说陀氏的作品是一个“光之洞”，那宗教、道德与法律就是其中最强大、最明亮与最能抵达人心的光柱。
反观中国文学，宗教层面的缺失自不必说，法律作为一个在国家社会中没有正常地位的事物，在文学作品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微乎其微，大多数中国文学几乎都只存在道德伦理这一个维度。那种宗教与道德、宗教与法律、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与糅合，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大多不够厚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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