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芹村吕氏举人多(下)

■刘周全吕克勤
    大芹村的吕氏家族，其始祖原籍河南，元末避乱登州，明洪武三年迁莱芜牛泉南宫村，自二世祖迁居吕家芹村，自此世代繁衍生息。同众多百姓一样，吕家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为什么家族中会出现1进士10举人的盛况呢？入仕者又为何都能成为贤臣廉吏呢？翻阅清代和民国《莱芜县志》以及《吕氏族谱》等资料不难看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家风助文运，兴教育才俊，人品定官品”。
家风助文运
    家风是文化家族的灵魂，是家族文化的精髓。吕氏家族遵循儒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治家理念，深知“欲求家运绵长，必靠子弟贤良，必树良好家风，注重严格家教”。正是良好的家风熏陶和严格的家教管理，使家族世代昌大门楣，文运不断提升，人才瓜瓞绵绵。
    该家族的1名进士和10名举人，有7人出在第十六世和第十七世，而这7人中，又有5人集中出在吕清临一家。吕清临是吕氏三门十五世，其家庭可作为“家风助文运”的代表。
    吕清临之母王氏，21岁孀居守节60余年，“饮冰茹苦”，视嗣子吕清临为亲生，经常教诲要“勤苦起家”。在她的疼爱和管教下，吕清临自幼“有至性，诚一无伪，慈惠爱人，抗爽不拘小节”。家境虽贫，但喜周济穷人。为人低调，不事张扬。胸怀坦荡，诚信中恳。孝敬老人，兄友弟恭。吕清临之妻孙氏，“性温婉，幼娴礼教”。17岁嫁到吕家后，“恪尽妇道，事孀姑善得欢心，理家政井井有条”。又识大义，其子传诰倡修书院资金不足，她一边劝儿子不必犯愁，一边将家中资产折变数千以应急，并坦言：“幸不致贫，既贫，为公，何害？”在子孙荣贵、门楣荣耀之后，依旧操持家务不辍，纺具日不离手，永葆劳动本色。夫妇时常教育子孙辨明是非，学习先贤，立志成才。把培养子孙读书-科举-入仕作为任务目标，对后代不懈教育。除把儒学作为家学的主要内容要求子弟发奋攻读外，在生活中孝友恭恪,以身作则践行弘扬儒家经义。
    功成名就的后人为感恩先祖母王氏教育有方，经礼部核准，以“冰清玉洁”为其建坊，以“守贞裕后”让其入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良好的家风、严格的家教和以身作则的示范，成为后代赖以成长的先天环境和肥沃土壤。他们个个严以律己，学习勤奋，学业优良，成为人才。据族谱记载，吕氏家族于明清两代考取庠生以上大小功名者100多人。其中吕永馨、吕永亨两个家族中，除考中1名进士10名举人外，还考中贡生17人，监生11人，廪生4人，增生3人，庠生19人。仅吕清临一家，在4个儿子、9个孙子、24个曾孙中，就有1名进士，4名举人，8名贡生，10名监生，4名庠生，1名太学生，1名书法家，1名中医，1名陆军医官。
    良好家风不仅熏陶惠及子孙，还辐射影响至亲。亓因培之母吕氏是吕清临之孙女(吕清临四子吕传?之女)，在吕氏家族影响之下，亓因培自幼勤奋好学，入塾后学业优秀，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担任国会护法议员并担任博山县县长。
兴教育才俊
    重教、兴学、培育人才，是古代有识之士引以为豪、百姓感恩不尽的德政之举。吕氏族员把名门望族作为兴家立业的目标，把治国安邦作为执政的追求，自然把重教兴学作为重要举措。正因如此，其家族中不乏注重教育、培育人才的德政和善举。不论是当官理政者还是在乡为民者，都热爱教育，兴办塾馆。至于应聘授教者，更是恪尽职守，精心执教。在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家子弟的学习成才营造了氛围，创造了环境。尤其通过科举产生了第一代举子并入仕后，以此为楷模，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学习氛围更加浓厚。学习、传承、再科举、再入仕，如此良性循环，最终赢得了科第联翩、举人辈出、人才济济的可观景象。
    吕氏子弟中对教育贡献最大者是吕传诰。他于咸丰五年(1855)中举后，任济宁州学正。他曾在莱芜汶源书院师从潘绍烈，因聪颖过人，学习勤奋，文章精彩，成为潘的得意弟子，并成为与潘齐名的莱芜文章宗匠。他积极筹资倡修汶源书院，并主讲其中。还在家乡修建学堂“蕉雨山房”，培养了一批批科考人才。其子吕宪瑞先中举人后中进士；侄子吕宪春、吕宪和、吕宪秋中了举人；侄子吕宪栋成为拔贡。“一门科第皆出其手”。
    吕传诰之弟吕传?，受家族和吕传诰影响也热爱并从事教育。先在蕉雨山房任教。他认为学生耗费家资聘他授教，必须尽心尽力才能问心无愧。他遵循儒家“有教无类”的理念，在教学中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对品学兼优的倾心培养，对学业欠佳者更不放松要求。后来他以廪贡生任历城县训导，期满归里后继续担负起教育子弟的重任。
    吕传儒不仅从事教育，而且成为吕家一代名师。他虽只是廪生，但“文名甚著”，18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在吕宪瑞任河南许州牧时，聘他到州署给其子侄授课，他恪尽职守，使子侄“受益良多”。在署5年告老还乡，便设馆于家教授生徒，又培养了大批学子。
    吕湘龙以邑庠生教授生徒，培养其子吕遵善成为举人。
    授教于名师，更是吕氏家族文运昌盛的原因之一。潘绍烈是莱芜一代名师。他于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为元氏、欧宁知县，因不满官场，便弃官回乡。他“为文雅致高远，直入古人堂奥，地方后进仰望他为泰山北斗”。他回乡后受聘主讲汶源书院十余年，吕氏家族的多名子弟受教于潘绍烈而成才，其中吕宪瑞成为进士，吕传诰成为举人，吕渊龙虽未中举，但博学多识，文章师法唐宋八大家等名家，“每出一文，皆远近效仿，奉为圭臬”，成为潘绍烈的另一得意门生。吕思问是莱芜另一名师。他于乾隆元年(1736)中举后任平度州学正,莱阳县教谕。自幼颖悟，广学博识。对《易经》颇有研究。著有《困学》、《洛书说》等著述。告老归里后受聘主讲汶源书院。吕氏弟子中的吕克仁、吕抡英、吕应祚、吕宾周等均受教于吕思问，其中，吕克仁、吕抡英中举,吕应祚、吕宾周成为贡生。
人品定官品
    受良好家风的浸润，吕氏子弟都具有高尚人品。当朝理政时,把家国两安作为执政的终极目标，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把家风推广于执政遵循。不论世道如何更替，作为一心当个好官的他们，始终秉持传统美德，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励精图治。有的虽贫病交加或仕途坎坷，依然为民报国痴心不改，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不朽功业。
    吕宪瑞是吕氏弟子中高尚人品的代表者。他以显著政绩擢升礼部主事，自县衙离任时，却囊空如洗，士民竞相凑钱为其送行，他坚辞不受，得同僚资助方成行。又怕士民强留，承夜悄悄出发，充分体现了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吏风范。他因政绩卓著补任许州知州，到任后因所辖州县库银不足，属下商议削减各州县“平余“(即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来源于赋税的加派，或另立名目加征)，一半上缴国库，一半返还百姓。吕宪瑞认为此举不妥，说：当务之急应先解决州县库银短缺的问题，确保正常开支后略有剩余，不然的话，“贤者无以为治，而不贤者反有借口搜刮百姓，这是吏治之巨患”。再说名义减半归民，经胥吏之手，民众实际得不到，徒空名而已，不如令各属将此款量力报效，“无扰于民而少可裕国，官府亦不至于陷于重困，一举而三善备”。他的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州之牧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既取信于上司、属下又取信于民的高尚情操，令属官心悦诚服。“而后每遇大事皆由他一言定之”。
    吕士珍中举后选授胶州学正，后特授广西容县知县兼署岭西县知县。自踏入仕途起，就发誓要当清官，并始终履行诺言。在任知县期间，秉公执法，严于律己，廉洁勤政，兴利除弊。他拒收礼，不受贿，光明正大做官，清清白白做人，被百姓誉为“难得的清官”。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病致仕归里。相传他卸任之时，朝廷曾赏赐“伴朝鸾驾”、“金丝灯笼”、“朝天簦”等礼品，并赏银数千褒奖。“修德”、“尽职”二者不可或缺；“公生明”、“廉生威”，彼此互为因果；“先好人后好官”，能臣廉吏莫不如是。这在吕氏子弟的仕宦轨迹中再次得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