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时间充裕了，便产生了将书登记造册的想法。于是，在书籍的整理归类中，我沿着时间的隧道在文化长廊中进行了一番漫长而有趣的巡礼，一幕幕买书和藏书的情景不断浮现于眼前。
最早的书
1966年“文革”前，我正读小学三四年级，那时，我经常向父亲要钱买小人书：《鸡毛信》《刘胡兰的小故事》《王二小的故事》《刘文学》《欧阳海》《平原枪声》《上甘岭》《白毛女》等歌颂英雄人物的书，就成为我课后的主要读物，并且经常拿这些书和村子里的小朋友交换着看。这些小人书物美价廉（像《刘胡兰的小故事》仅0.22元，《王二小的故事》仅0.19元）、携带方便，陪伴我度过了小学生活。
“文革”开始后，红宝书成为人们的主要读物。真正买书藏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冰封了十几年的中国文化事业开始复苏。1981年夏季，我在工作所在地的供销社购买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1982年夏天去杭锦后旗办事，在陕坝镇新华书店购买了《三侠五义》。1984年先后又在当地供销社购买了《水浒传》（3册）《李自成演义》《杨家将传》。1985年2月去临河县（现为临河区）狼山镇办事时在供销社购买了《唐诗三百首评注》《名言大观》等。
最“贵”的书
开始购买的这些书都价格不贵，这与当时的物价密不可分。然而，物价的飞涨，对爱书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常常是看中的书爱不释手，但苦于囊中羞涩而忍痛放弃。1986年，我调回临河四中任教，加速“充电”已刻不容缓。在妻子失业，我一个人几十元的工资独撑着五口之家的窘境中，我仍然节衣缩食光顾新华书店。那时借住在临河水校南面，水校门口的河套科技书店就成为我经常光顾之所。第一本大型工具书《辞源》（四册）就是这里购买的。由于经济拮据，当年8月份购买了一二册，第二年四月份购买了三四册，两次共花了42.75元。现在回想起来，还得感谢那位售书者。一套大型工具书拆开来卖，创造了售书的奇迹。
1992年，我已调回原巴盟教育处（现为巴彦淖尔市教育局）工作。虽然离开了讲台，但购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时我的生活步入最困难时期，经常是寅吃卯粮。1999年11月，影响了几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经过修订，由中国少儿出版社隆重出版了。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读物，也为及时收藏这套新世纪的扛鼎之作，我斗胆地以168元将此书搬回了家。而这套书就花去了全家三分之一的生活费用啊！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购买此书，也确实是需要点儿勇气的。
最长跨度的书
有些成套系列的书是分批分期出版的，加之出版后受经济的制约，就拉长了购书的时间，甚至跨越了世纪。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鉴赏辞典系列”。
从1987年4月购买的第一本《唐诗鉴赏辞典》开始，到2004年购买的《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整整用了17年的时间才买到了11项内容的14本书。这期间，有时是到了书店看到了新出版的书，囊中羞涩，只好悻悻而返，等再次光顾书店时，书已售罄。一来二去，这套“文学鉴赏辞典系列”到现在还未买全。但决心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一天，我又来到新华书店，看到了书架摆上了《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上下册），《名联鉴赏辞典》，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请回了家中。至此，该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书已有17本在我家“落户”。
最小与最大的书
2000年3月份，我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同心出版社出版的《爱满天下——陶行知名言警句》。这本宽10厘米，长13厘米的“语录”，记载了陶行知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对于了解和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买过的最小的书。后来，我又从北京邮购了《陶行知教育名篇》，作为《爱满天下》的具体补充，多次组织单位职工学习，对于更新教育理念，深化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装帧豪华、雍容华贵的书籍充满图书市场，令人眼花缭乱。受此影响，我也加入了购书的行列，但我所购买的都是很实用的工具书。先后从网上邮购了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10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科大辞典》（10册）《不列颠百科全书》（2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辞典》，广东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文白对照）》等大型工具书。2012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首届全国教师文学表彰奖”会议期间，专程前往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辞典》（25册）。这是我买过的最大部头的书了！至此，一些必备的大型工具书基本购齐。这些工具书确实豪华气派，为书架增色不少。近日从网上搜索到，由许嘉璐主编的《二十五史全译》一套需16万元，这是一般家庭藏书难以享用的，只能望书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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